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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经是洪先生的研究生了，按照平常的情况都是在周末去看老师，到老师家，客厅里面。1938年的一天，早上忽然间他要让我来，我很奇怪，怎么老师让我早上到他家。到五十四号，这次不在客厅，而是在他的书房，他书房从来不许人进去的。我一进去，坐下，他说了一句话，“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心里说你已经是个名师啊，洪先生给我解释说：“美国哈佛大学是有名的大学，可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不如哈佛大学那样有名，可是那里却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对中国地理很有研究。现在经过学校研究，已经决定明年秋送你到那里去进修历史地理学。”原来洪老师已经发现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变。可第二年“二战”爆发，我没有去成，直到二战结束后，我才到了那里。
侯仁之：峥嵘岁月忆燕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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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我完成硕士学业后，已经决定留校任教，并开始备课。司徒雷登找我，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说：“侯仁之你在学校已经八年之久，对学校情况了解，现在学生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之下有很多问题，必须要解决，一是在学校这么久了，和学生来往很多，希望你除了教课之外，兼做学生生活辅导科的科长。”我一看，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开两门课压力够大的了，我怎么办呢？我说想一想，然后找我的老师洪煨莲，他想一想说：“这个一定要做，这是爱国的事情，帮助同学成长的事情，一个人不行，日本宪兵就在西苑，那个头叫华田，老到学校来捣乱。”洪老师接着说：“在燕京大学的中外教室中有个德高望重的人叫夏仁德，一个美国人。我给你考虑，你不要个人做干事，组织委员会，请一个美国的教授来做主席，你做他的秘书，让文理化三学各进一个人，年轻的教师，组成一个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我就回去告诉了司徒雷登，他完全同意，然后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夏仁德那个美国教授是主席，我是副主席。那时经常有些学生因为思想问题来找我，最后发现一些学生，有的愿意到内地去抗战，到国民党，有的要参加八路军，我做不了主，可是他们严格要求，这时候有一个燕京大学的学生从延安回来，他是我的好朋友，“一二·九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陈杰，他从延安回来就来到燕京大学，名义上做我的老师的研究生，实际上做地下工作，他说你这个任务很重要，发现学生谁有激进的思想要参加抗战当解放军想办法你告诉我，我说行。之后我们俩一起去找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对我们的想法完全同意，并且让陈杰一起负责。随后，陈杰告诉我：我们俩之间要进行“单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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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冬天到1941年夏天，经陈杰的安排，然后我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到解放区的学生共有三批，十来个人。前两批先是从学校走着出发，走小路翻过西山到妙峰山下肖克的司令部所在地，然后进入解放区。第三批先坐火车到磁县，然后再从磁县步行转入西山原定的目的地。当时要走的同学都各人随手带一点吃的东西，打扮成要去野外交友的样子。接到出发的通知后立即动身。在路上，为了保证安全，必须要等带路的人来接。陈杰叮嘱我一定要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再通知要走的学生。当时还不止一次地推迟了出发的时间，因为带路的人不能按时到。
最后一次决定第二天就要走的那个晚上，临熄灯前，我告诉那些要走的同学：“明天早上八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的时候，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途中的挂甲屯村，在那里就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就可以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说：‘我们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带路人。他答完话后就转向路北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时就要隔开一定的距离跟着他，一直进圆明园。”现在那条石板道已经被起走，不在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女学生叫吴寿贞，她直接找到我，要求去解放区。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当时要去解放区的学生都是要通过内部联系才会找到我的，吴寿贞是怎么知道的呢？后来吴寿贞在去解放区的过程中被日本人打死了，这是经我联系送往解放区唯一牺牲的一个学生。陈杰在1941年夏天曾经劝我和学生一样到林县北方抗日大学参加工作，我几经考虑，还是没有去。
侯仁之：峥嵘岁月忆燕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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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是个星期一，早上第一、二节有我教的课。那时我住在南校门外，我骑着车赶去上课，还没到校门，就看到一些日本兵站在那里。我心想，肯定出大事了，立刻想先回家再说，可是还没到家，就远远地看到我家的保姆斜倚在大门边，不断地向我摇手。我觉得有事，就转身躲到了燕大附中的一位老师家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还在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那个老师家等了一个时辰，也听不到什么动静，就让那位老师打发他的小女儿去我家看看情况。她回来后说一切如常，我立刻就赶回了家。到家后我才知道，我早上刚离开家，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就闯了进去，要问我对日本和美国战争的看法。
第二天，我内弟跑到我们家，说日本兵已经占领了校园，下令学生离开，他和几个同学没有地方去，想搬到我们家来。我把他安排好后，绕道跑到学校正门去看学校的情况，正好碰到同学王钟翰，他从人群中挤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日本宪兵队已经开始捕人了，还有人说你也被捕了，还不赶快离开！”我回到家中，以为日本人在学校捕人之后还会来我家，但是过了几天并没有动静，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临走时，我给内弟留话：如果日本宪兵来家找我，就把我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他们，意在说明我并不是想走开，想要捕人，我在明处。果然没有几天，日本人就到天津逮捕我了。
在地下的牢里头，有老师，也有同学，每一个里头一个老师一个同学。第三天早上，一个扫地的过来，向我投过来一个纸团，我的老师通过他竟然叫他送一个条给我，纸条上说：“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不久我又被送到日本军事法庭，又去判决，判决我，我的罪名是什么，“以心传心，抗日反日”，审问我好几次，我只说燕京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其他的我不了解。到监狱又将近呆了半年，判我一年徒刑，一年减刑，三年缓刑，可以取保开释，找保人开释，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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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名誉，让我担任副教务长，原因就是我一直在做党的地下工作。在院系调整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很多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而且给我一个职务：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在过去的燕京人当中，我在学校中担任的职务最大。
现在想起母校来，只有眷恋。
侧记：
我记得第一次去侯老家里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你是我最后招待的一个客人。”侯老确实老了；九十五岁高龄，医生不让他再接待陌生人，不再接受一切来访。但是说到燕京，侯老很动情：“我对于母校是很眷恋的。”
这种眷恋，是内心深处的眷恋。我在侯老家中待了一个上午，那天他兴致很高，非要带我去看燕京烈士魏士毅的碑，然后抑扬顿挫地念碑文。回到家中，侯老开始讲述他在燕京的岁月，他闭着眼睛，好让往事更加清晰，那是一段峥嵘的岁月。
我不好打断他，只好听他一路讲下来。后来，我问了他几个问题，还是闭着眼，他说，我听。后来说到院系调整，侯老说，整个过程我不太清楚，但是当时给了我一个职务，也算是荣誉：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院系调整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很多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什么原因，侯老没有说，我想他大概是知道的。
从侯老在燕京的经历来看，他个人的追求已经被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显得那么渺小，以至于在回忆起来，全是时代的影子。但是，就在这样的回忆间或流露的只言片语中，还能看到一点点个人的声音：“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陈杰在1941年夏天曾经劝我和学生一样到林县北方抗日大学参加工作，我几经考虑，还是没有去。”“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学术有着执著追求的学者。当他被时代洪流卷入到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他的内心之中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天地。这种选择，在我听侯老给我抑扬顿挫地念魏士毅烈士纪念碑文的时候，霎时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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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1）
黄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在小学学习期间就曾发表独幕剧《人的心》。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是戏剧积极分子。1938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参与组织燕京剧社。1940年冬起，先后在上海和重庆的剧团和电影公司中任演员，曾在话剧《戏剧春秋》中成功地兼饰三个性格不同的角色。其间出版散文集《卖艺人家》。后在舰艇当水手。抗战胜利后，回到燕京大学就读。1947年创作四幕话剧《大团圆》，由上海清华影片公司改编摄制成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