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起，娘开始给县军人接待站洗被子挣钱，我那时开始上高中了，嘴唇上已经长起小胡子了，娘就不许我干活了，就叫老二老三干活，每天早晨他们要去县军人接待站把脏被子扛回来，娘就开始一床一床的洗。那时可是没有现在的自动洗衣机啊！娘就用搓衣板一遍一遍的搓洗，一直洗到她满意为止，根本不去计算什么成本。
白白净净的床单和被子晾晒在院子里，就是一道道与命运抗争的求生风景线啊！
下午，娘把被子再一床床缝好，然后由老二老三他们扛到县军人接待站去。洗一床被子娘能挣5毛钱，去掉肥皂等洗涤用品费用，或许可以挣2到3毛钱，劳动力就不算价格了。一天下来，娘能挣10块钱左右。
到领工钱时，娘就非常高兴，会计给的钱，她从来都不数，而且诚恳的感谢站长的关怀和照顾，还要叫我买几盒当时算是好的香烟送给站长。就这样，这份苦工才能继续干下去。一般情况下，来回扛被都是老二老三去，偶尔老四老五妹妹也会去，但娘从不叫我去，说我是大人了，要知道爱面子。
那时我是不情愿去扛被的，怕同学认出来丢面子，可见我饭都还没吃饱还如此虚伪。
命如纸薄的我心比天高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976年，老二高中毕业，就按当时的规定，到本县邱庙公社半曹大队当知识青年了，也已经是大人了，但早晚回家后照样去扛被，一直扛到1978年去当兵才算告别这段生涯。
老二下放期间，非常想家，但娘不准他经常回家。
有次他回家间隔时间短了，前脚迈进家门，后脚还没迈进来，娘就连声撵他滚回去。可怜老二当时只有双眼含泪立马返回他的知青小屋去了。
我们都认为娘做的实在太绝情了。
可是娘说，他老是往家跑，领导会认为他表现不好，他表现不好，就不能早回城，他不早回城，就要在那里当一辈子社员啊！我辛辛苦苦一二十年，到头来竟拉了倒车，把孩子培养成社员了？你们愿意他成为社员吗？
娘的一席话，我们听了以后真象听到最高指示一样，感觉如时兴的毛主席语录那般令人震撼！
老二下放的第三年即1978年，按条件他可以被招工或被征兵了。娘当时选择叫老二当兵。因为当兵可以提干，能当军官。因为我当兵三四年，连个共产党员都没入上，更别说提干当军官了。娘对我失败不甘心，就被这个补偿心理驱使着，安排老二去当兵。为了稳妥起见，增强竞争能力，娘叫父亲带着老二去给大队书记送礼。几斤猪肉，几瓶好酒，几条好烟，都是娘用洗被挣的钱买的。礼很顺利的送掉了，老二也就当上兵了，去了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修了三年的铁路。
老二终于离开了他的那个半曹大队！
五
老二当兵是按照娘的决策操作的。
然而，我去当兵却是娘万万没有预料到的，那倒是我的决策。
1972年11月，我那时已临近高中毕业。
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的，初中也是两年制。初中我们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倒学了不少本领，每天的课程表，要么就是挖战壕，要么就是打扫厕所，要么就是写批判稿，即便是学英语，也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之类。到了高中，开始“复课闹革命”了，也就是说开始学习文化课了。我好不容易品尝到掌握知识的滋味，又到了要毕业的时分，又将面临选择。
高中毕业后，我们要么下放，去某个公社某个大队某个知青点，当个知识青年，向贫下中农学习种地知识，所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么去参军，到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去接受锻炼，只要亲爱的祖国一声召唤，就要随时为解放全人类贡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只有这两种选择，二者必居其一。
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我的头脑十分冷静。
凭我父亲是抗美援朝志愿军伤残二等甲级身份，凭我母亲是个不问政治的家庭妇女，我要是下放，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招工、招干、招生。而选择当兵，我这个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几乎没有不利因素。
于是，我选择了参军。
放学回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娘。娘感到相当突然。娘沉思了一会，猛然忿忿不平的说：“你当兵？你能当上兵？你也不看你那个样！你要是能当上兵，我吗，我大笑三声！”
后来，我怎么也不理解娘为什么这样说我。好象我连去死都没人要都不够资格似的！
再后来，我理解了。
娘深知战争的残酷，娘深知战争的无情和后果的无奈。娘与断了一只胳膊的父亲生活了几十年，对战争已是深恶痛绝了。
她的儿子突然提出要走父亲的路，她预感了她还可能还将接受更大的打击。她不舍，她不甘心，她的心在流血，她不愿接受她无法承受的打击。所以，她要用最不好听的语言来阻止儿子的不理智行为。
但是，毕竟二者必居其一啊！娘开始心事重重了。她开始少言寡语了，洗起被子来经常乱了程序，打了两遍肥皂漂净以后又打了肥皂。
已经是10岁的妹妹经常提醒娘，说娘脑子也有不好使的时候，经常招来娘的白眼和一顿臭骂。
我当兵的事依然按照程序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着。严格的体检，严格的政治审查，工人宣传队意见，学校革命委员会意见，接兵人的意见，县直人武部意见，县人武部审批决定。据后来得到的情况，对我的去路选择很不顺利，颇是费了一番周折。
因为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残军人的后代，在学校学习成绩好，表现好，属于“又红又专”类型，是难得的优秀人选。所以，先是决定我去齐齐哈尔当武警，后又决定我去镇江当装甲兵 ，再又决定我去辽宁义县当野战步兵，最后终于被二炮带兵的抢了去。
当时，所有带兵的人都没有理由和第二炮兵抢兵源。因为二炮是保密部队，对“又红又专”人才有优先选择资格，就象今天的高考，清华北大有居高临下选择权一样。
1972年12月3日上午，我恋恋不舍地看了看我的课桌，我的同学，我的教室，我的各位老师，我的操场，我的学校，早早地回到了家。
娘看到我这么早就放学了，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泪水早已溢出娘的眼眶，娘哭了，哭的很悲切，很伤心，任凭泪水顺着脸庞流到胸前，滴落到地面上。
我也哭了。
我把红色的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从书包里慢慢的掏出来，立正姿势，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娘。
娘无声的接过那张纸，完全忘记她要大笑三声的赌气话了，大滴的泪水把通知书染成了星星点点的暗红色。
家里就我和娘两个人。
天地间仿佛凝固成了一体。
我和娘就这样一直泪眼对泪眼，模糊的眼神久久不离。我感受到了生死离别的滋味。可能一个小时，也可能两个小时，娘终于说话了。娘说：“到部队好好干，听领导话，争取入党，争取提干，不要和人家打架。你要和人家打架，娘要知道了，还得打你，知道吗？”我一个劲的点头，完全忘记我的小本上娘打我的记录，完全忘记长大后我要对娘以牙还牙的誓言。
“娘要去送你，你同意吗？”娘平生第一次向自己的儿子请求着。
我无声地坚决的摇了摇头。
娘无声地推开她自己的房门，轻轻的掩上，一个人继续轻轻地哭。
1972年12月4日，我离开家门到县委党校集中，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领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当天中午，第一次吃到大盆的红烧猪肉，第一次吃到带有苏打水的大馍。我一口气吃了5个大馍，终于体会到了吃饱的感觉原来是这么美妙！当时萦绕在大脑的就是四个字，叫做“酣畅淋漓”。当时规定我们不准再回家了，有事要请假，不准擅自出去不然就要受处分。
同学们成群结队的来看我，目光都是慕慕的。
父亲和弟弟妹妹也来了，目光却是茫然的依依不舍的那种。父亲拿出一个绿色的塑料肥皂盒，说，这是你娘给你买的，留你洗衣裳用。你娘还说，她不来送你了，怕她忍不住掉眼泪，对你影响不好。我一边听着，一边努力做出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我的心在哭。
1972年12月6日早晨，我乘座草绿色军用卡车，在人们的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告别声中，离开了这个生活了18个年头的小县城。我站在车厢的最后面，目光急促的在人群中搜寻着，我看到了这个同学的父母，那个同学的弟弟或妹妹，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同学熟悉的脸庞，但是，我没看到我的娘……
过了好多年，有次我问娘，我当兵离开家那天，你真的没来送我吗？娘笑着说，憨孩子，娘那天一大清早就到县委党校门口了，亲眼看着你站队，看你上车，看你傻呼呼地乱看，娘就知道你在找娘。满大街这么多人，娘差点喊出了声，娘那天没哭，真的没哭，孩子参军了，长大了，该离开娘了，能对国家有用了，娘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娘哪能哭呢？娘那天感觉光荣，有面子，亲戚邻居，老师同学，都对我道喜呢！
离开家两天后，我到了河南省卢氏县一个叫麻家湾的小山村，开始了新兵连的集训。三个月后，分配到了安装连，睡了一夜，又被调到了特务连，在测绘排里干了一年多，被抽到团司令部工程股帮忙，后又到军部工程处帮忙半年左右，最后又回到测绘排。
我无论怎么苦干，也没能入上党，更没有提干的希望，因为我文化偏高，在那个近200人的加强连里显得尤其突出，尽管我只是一个没拥有多少实际知识的高中生，但在大家的高调评价声浪中，我变的清高，孤傲，刚愎自用，再加上经常到团部军部去帮�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