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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的服役期终于满了，因为我太张狂，极力主张测绘兵苦练业务技能，因为当时全军正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的风口浪尖上，全军都在找靶子，团里很自然就把我树为批判对象——一个坚决走白专道路的反面典型。
结论是服役期满了就要退伍。
司令部工程股的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参谋们技术员们甚至股长副参谋长都在极力挽留极力拯救我，但参谋长态度十分坚定，他说，这是团党委的决定，是命令！
于是，我又一次面临生死离别。
我记得当时在司令部院里大声嚎叫一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然后，就大踏步离开了我的工作间。
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一箱子书，一头挑着被包，一身退了色的去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一张黄乎乎的营养十分缺乏的脸，一头白了十分之一左右的乱头发，出现在娘的面前。
3年多不见，娘老了许多，其实，那时的娘也才40岁多一点，生活的艰辛折磨着娘，使娘过早的走向衰老了。
看着离别3年多的儿子，听着儿子遭遇的诉说，娘无声地流出了眼泪。自此以后，娘开始了无声的叹息，经常的叹息。我知道，我对不起娘，让娘失望了。那时候，当兵几年，没入党，没提干，是很丢面子很难面对亲邻的事情。娘的脾气变的特别的坏，非常看不起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而她这个非常不争气的儿子呢，也非常看不起这个对自己帮不上任何忙的穷家。在那个荒芜人烟的野山沟里横冲直闯几年的连严厉的军队纪律也约束不了的一个官场失意的退伍战士，在回到家里等待分配工作的那段时间里，经常他妈的他妈的骂人，出口就是操，就是他妈的，就是鬼儿子之类的脏话。
受过美国文明洗礼的娘再也不能容忍儿子满口的污言秽语了。
有天我在恣意地骂人时，娘出其不意的狠很地打了我一巴掌。我一下子被打懵了，突然失去了理智，下意识的一个简单的缠腕动作，把娘摔倒在地。看到倒下去的人是娘，我头脑猛然清醒过来了，连忙把娘抱起来，拿起娘的手，狠很地打着我的脸。
好一会，娘用力抽回手，轻轻的抚摩着我发烫的脸颊，怯怯地说，娘今后再也不打你了。娘说话算数。孩子大了。再说，娘也打不过你了。你当了几年兵，怎么学得这么野了呢？啊？你把你娘身上打疼了你可知道？我没让娘说完就给娘跪下了，抱着娘的双膝放声的大哭！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娘的暴打还了手，也是娘最后一次打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每次想起对娘的无礼，心里就如刀割般的疼痛。我后来也经常打我的女儿。在我打女儿时，我多么希望她能还手。但是，女儿都没有还手，只是瞪圆了双眼，咬着牙和我对视。我的心态一直在寻找着平衡，至今也还没有从这种心态中解脱出来。
我上小学时，从来没和同学打过架，也不敢和人家打架。一来自己个头小，长得也单薄，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营养十分不好，没有健壮的体力；二来我只要被人家打了，不论我是否对错，娘规定一律不准还手，这是家规，回家还要如实报告，报告后还要挨打。上到初中时，同学们经常在一起学打架。我也不能脱俗。开始，我老是被打，后来，我专找个头大的练打，慢慢的，我的本领提高了。我上高中时，专心致志的学习了，看到大家练打架就主动躲开了，任凭那些女同学嘲弄我是个假女人。
六
退伍后在家呆了3个月不到，我就面临着分配工作的选择了。
我先是被分配到县农机二厂，再又被分配到县气象局，最后被分配到了县委办公室（当时叫县委办事组），干起了服侍人的活计，职务名称说是公务员，在现在机关里被称为工勤人员，其实就是个提茶扫地的，不是象现在的公务员在人前人后可以人么狗样的。
我每天拿着大扫帚，打扫着县委大院，从松树林到办公楼，从楼梯到每间办公室门口，然后再拿着拖把，把县委书记们的办公室木地板擦洗的一尘不染。
干完这些活了，就到大街茶馆里打开水，每天双手拎着8个热水瓶，一遍又一遍的送开水。要是开大会了，就挑着两个大水桶买水，一个半天要挑两次水。
那时候年轻啊，也不觉得累。一心想着，只要我干得好，肯定能感动领导，我一个高中生，不能老是叫我挑水吧。
当时，同学们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嘲弄我是下三烂，狗腿子。
我不这样看自己。
娘也不这样看我。
娘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啊！哪个县长生来就是当县长的？哪个局长出娘肚子就当局长的？你现在要把地扫好，把水提好，当领导的眼又不瞎，还能叫你白干？娘看不会的！
娘那个时候又对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了。
娘花了洗被子挣的125块钱托人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19钻的手表，亲手给我戴上。娘的这个举动我知道，娘是在时刻提醒我要我替她争气呢！
我果然下决心为自己为娘为这个没有多少希望的家庭争气了。一门心思一如既往地把院子扫干净，把地板擦干净。
不到一年，县委办公室陈主任找我谈话，给我三个月时间，在工作之余学习打字，三个月过后，如果还学不会，那就另选他人，我还继续打水扫地。如果能学会，可以改行当打字员，领导另找他人接替我。
我连忙回家给娘说。娘非常兴奋，娘说，这是你出人头地的机会！你可要抓住啊！你将来要是熬出来了，不要对不起人家陈主任啊！
我对娘说，你放心吧，你说的我都能做到，我保证用不了三个月。
我苦学苦练了五天五夜。
到第六天早晨上班时，我找到陈主任，我说我能打字了。
陈主任半信半疑地交给我一份省委书记的讲话，要我当场打给他看。大半天时间过去了，这个一万多字的讲话被我打出来了。经过校对，仅仅错了一个标点符号，差错率几乎是零。
一时间，打水扫地的县委小公务员是个奇人的说法传遍了这个县的城乡各地。
那时的打字机是老式的，是用字锤子把一个一个字钉子叨起来，然后砸到蜡纸上，类似电影里的老式英文打字机。
娘比我还高兴！娘惟恐她的儿子被传为奇人的新闻别人不知道，还故意问人家，那个奇人姓什么，人家说姓什么什么，该不是你的儿子吧？娘就自豪的说，县委不就一个姓那个姓的吗？那是我大儿子啊！接着，娘就说我从小就是如何如何的聪明等等。
娘更加对我寄予厚望了。叫我多干活，少说话，少往家跑。
其实，那时，大家都时兴晚上加班，根本没有时间往家跑啊！
娘想我了，就到县军人接待站，用当时的摇把电话机通过县邮电局总机要县委电话。单位里的那些主任、科长、秘书、干事们都非常尊重我娘，对电话的我娘非常客气，夸她培养出来一个非常有本事的儿子。娘也经不住夸，就对人家说，要人家好好教育我，我要是不听话就打电话到军人接待站找她，她就到县委来打我。
接电话的人就一个劲的说好好好，才能把电话放下收线，下个电话才能接进来。
渐渐地，大家也发现了娘打电话找我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也就是家长里短的。
我呢，接电话也不那么耐烦了，老是说正在忙，事实上真的在忙。娘的电话慢慢地也就打得越来越少了，没什么要紧事，娘就不打电话了。
我工作有着落以后，马上就面临考虑找对象的事了。
当时的县城有一个怪现象，就是有正式工作的特别是体面的正式工作的未婚女孩子出奇的少。就是有，年龄悬殊也大。要么比我大三岁左右，要么比我小七八岁左右。大的呢，是回城知青，小的呢，是刚顶替招工的小丫头。
娘最不愿意我找家在乡下的女孩子，她说她可是吃够了苦头了，再不愿意我继续体会她的感受和难处了，也许是老家大爷老是来我家添麻烦使她心有余悸吧！
至于县城机关里的合适的女人，或者说是我看上的机关里的合适女人，人家连睬也不睬我一眼。
因为什么？因为我一个小小的打字员，工人身份，太不符合她们的择嫁标准了。尽管我是一个奇人，尽管我发展潜力很大，但经过*的人们已经非常现实了。
工人身份，就是这样一个低贱的身份在当时可是很大的先天不足啊！那时候门当户对的标准就是身份问题，还有一些很复杂的连带问题，不象现在简单直观。
而我呢，看来也只能找刚顶替招工的小丫头了。就是那些小丫头，也都在非常吃香的五金公司、百货公司、食品公司、粮站、煤炭公司等当营业员，她们土是土了点，但人家照样看不起县委的一个小打字员！
何况，娘坚持不同意我找家在乡下的女孩子做老婆呢？
有天晚黑，我请了假，去家里看看，恰巧又遇到娘和老实巴交的父亲在吵架，话题是我的择妻范围和标准问题。
娘高声说，孩子成大人了，有出息了，你操过多少心？我养大的孩子我有权利说话！孩子怎么的？不就个头矮点吗？论品行，论本事，弱了谁个了？话又这样说了，他是老大，老大找个歪七扭八的女人，那下面几个还不都得照着学啊？到时候，人家笑话我吗？人家笑话你！你看看你家，啊？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