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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李称呼于今很少听到了，或许在淡出历史舞台，而小李和老李依旧活跃，并有成为一个虚词前缀的趋势了。老虎、老师的“老”就是这样的词性。而小鬼、小样、小赤佬的“小”也是这样的词性。只是从小李到老李，没有了大李的过渡，总觉得缺少点儿什么。这确是又一次简化。
郎、君、字、号和那些古老的称呼已经不能唤起我们的热情与感动，大、小这些既亲切又单调的称呼又是无奈中的不得不用，否则可怎么叫人呢。
对于年长的女人，称“老”不怎么合适，有些人就叫“姐”，或称其职务（官职、职位、职务等）。称“夫人”也少，又不知其夫姓，也就不好这么叫了。
“总”你“总”我
如今这叫“总”的可忒多了，将一块板儿砖往长安街上一扔，能砸着一大批的老总。什么总裁、总经理、总监、总管、总工程师（简称“总工”）、总编辑（简称“总编”）、总指挥（简称“总指”）、总统、总理、总司令，林林总总的。
以前一个部门的头儿还叫经理，现在都叫（部门）总经理了。于是公司的总经理也得对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总”来“总”去的，很有些礼贤下士的风范。就如大学里的系都变成了学院，似乎一下子从一个单元搬到了四合院。
中国的公务员很多了，从县级开始都是四套班子，官吏遍地，即使是光头百姓也都朝中有人了。但这还只是传统的当官之路，学而优则仕，或赢者通吃。还是有很多的平头“百姓”不满足现状，他们要当成功人士。
在民间社会（经济社会），就有一种通用的成功方式：立公司、拉关系、做生意。一个公司下，最多可以有几万人，而且不受编制限制，只要发得起工资。所谓公司高层、公司官方，都是一大堆的“总”。
“总”们口口声声着，东一句“这是我手下”，西一句“召集大家开会”，不是很有种当官儿的感觉吗？“总”们公关时总是先让客户经理、部门经理接洽，而后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于是就找到与官员们打交道时的那股子自信了。
“总”你“总”我，“总”到最后就是人人都是一“总”。即使不是什么“总”的，也可以被称呼为“总”。总之，“总”大有替代“先生”的趋势，因为“先生”一般指男性，而“总”可以超越性别了。
“总”字有着整体、齐全的意思，还有着终极、顶点的味道。山高人为峰，总有一个是冠军。“总”的含义如此丰富，足以给每个人的面子上都添光，自然是要继续“总”下去的。人人都是某一方面的冠军，有吉尼斯世界纪录为证。人人都可以是凤尾前的鸡头，有无数的个体户为证。
因为，印名片不需要审批。
四、文与言（1）
《围城》的贫血症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研究其思想与文学相结合的最好文本材料。在《围城》里，钱钟书的聪明俯拾皆是。掉书袋，掉洋书袋，写《管锥编》写多了，也无妨。
书中人物多是知识分子，写得也是惟妙惟肖、呼之欲出。男主人公方鸿渐是个不学无术但又不甘寂寞的人，每每发表高论似乎看破世尘，却总是被现实教训得体无完肤。还有众多的其他人物，各自担当了知识分子（《围城》里只有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种或几种的性格。他们相互冲突，彼此勾结，仿佛一卷知识分子的生态图景。
但钱钟书在知识分子人物上描写得越生动，越让我确认其贫血症的存在。因为这本书似乎该是在讲一个存在主义命题：围城。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这是一个多么苍白的命题啊，它的含义怎样才能进一步引申呢。
《围城》只不过在揭示各个知识分子的各种性格，人人都有缺陷，而最正派的人物居然就是方鸿渐了。他能采取批判和自我反思的方法来看待事物，能在高校长、报社及老婆的姑妈面前采取高姿态，能不与李梅亭这样的龌龊之辈同流，还能看破婚姻等。作者显然是通过方鸿渐及第三人称的叙述采取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
可惜的是，这种批判现实和“围城”命题有何相干呢。作者论及“围城”，还说过另一个比喻：笼中的鸟想飞出去，因为觉得不自由；而笼外的鸟却想飞进来，因为可以有吃有喝。可惜的是，这和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态有何关联呢，难道就是为了说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名达天下与归隐山林之间的辩证关系吗？
作者之所以要把这部长篇叫做《围城》，恐怕正是私下嫌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个好主题，完全不知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能有怎样伟大的内涵，又不甘于自然写实般一路下去，就弄来个貌合神离的名字和命题张冠李戴。纵然文中有再多的至理名言、人情练达、聪明论调、文化比较、中英混杂，却更加证明了其贫血症的毋庸置疑。
文学评论家的大毛病
那些文学评论家把国内的文学作品当成了可以任意评论的狗屎，把自己当成了作家们的先师。
他们自己对现实不敢指手画脚，却说作家不能面对现实，批评后者只把文学当文学、不把文学当政治。
他们自己对国外文学大家的作品不敢菲薄，就一定要把这种菲薄的欲望发泄在国内作家身上，从此国内无大家。他们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了外国大家在中国的代理。
他们自己对文学理论毫无创新，却要求作家写出新路子，否则就是重复、复制。
给这些文学评论家的建议是：
你们是不是先看看自己的那些理论里有啥新鲜玩意儿，没有也别老是抄西方的。尽可以说现代文学批评就是起源于西方的，但是否也能搞出些中国化的禅佛来。
你们是不是在应用文学批评理论评论现当代国内文学作品之前，先应用到西方文学作品身上。尽可以说说，不用怕西方同行说得更好、更到位而使自己面子上过不去。
你们是不是先学学政治社会学，先对当下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批评一番，然后再到中文系、再搞文学批评啊。
文学评论家的这个毛病反映到文学本身，就是圈子。文坛就是一特大号的圈子，大圈子套着小圈子，圈、圈、圆、圆、圈、圈。 。 想看书来
四、文与言（2）
于是就有了韩（寒）白（烨）之争。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白烨说圈子外的韩寒虽然进入了文学，但没有进入文坛。这意思就是说，连圈子、文坛的界定权都是掌握在文学评论家手里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政治的泛化、文学理论的滥用、代理意识。
把文坛搞得就像一个政治争斗场，这一向就是文学批评家的拿手好戏。文人本相轻，文学评论更是能建立起一个个帮派了。
当一个文学评论家，最简单的理论建树就是按年代分类，什么新生代、晚生代、八○后，还恐龙、白垩纪呢。而最无耻的评价标准就是圈内圈外了。由此衍生的还有：读物与文学，畅销与经典，写手与作家，另类与边缘。
而那副代理的嘴脸也更全面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国内文学，他们是国外文学的中国首席代表；
对于文坛之外，他们是文坛的当然代理；
对于读者，他们就是整个文学的总代理了。
过于聪明的批评家
批评家王彬彬的一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写得很到位，把中国作家的聪明糊涂之道讥讽得体无完肤。想看的可以到网上搜，我也是这样得以瞻仰的。
王彬彬在文章里说：“近些年，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
“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有研究者说，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鲁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绝世故，是不屑于世故……
“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善于识时务，很聪明……
“在1994年3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读到萧乾先生的《给青年朋友们》一文，其中有些话颇令人寻味。例如，萧乾先生在对巴金先生的大力提倡说真话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改成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里其实涉及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如果说真话是一种绝对命令，那么，便不管后果如何，都要坚持把真话说出来。然而，在萧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前，都是次要的……
“王蒙先生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蛮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不往枪口上碰……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析，都大体可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
“近些年来，老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意，老感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老盼望中国文学能早日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其实，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