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里谈到的“兴、观、群、怨”皆与思想无关，而是专就真情引发的读者情感而言。人在社会上与人相处，久了之后忘记何为真情，而只问利害。孔子鼓励学生阅读《诗经》，意在提醒他们自求真诚，否则难以感通人我关系，连行善也可能流于形式，如此自然远离了儒家的理想。
庄子用许多故事来说明如何做到真诚。在《田子方》篇中，孙叔敖担任楚国宰相，三上三下都怡然自得，这是因为他明白了下述道理：
“我认为令尹的职位来时不可推辞，去时不可阻止；我认为得与失都由不得我，所以就没有忧愁的脸色了。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再说，不知道可贵的是在令尹呢？还是在我呢？如果是在令尹，就与我无关；如果是在我，就与令尹无关。我正踌躇得意，环顾四周，哪有空闲去管别人所谓的贵与贱呢！”
像这种明白道理之后的真诚表现，才是庄子所要肯定的。作为宰相的孙叔敖如此，另有一位屠羊说也是如此，而后者的故事更为生动有趣。这是《让王》篇中的故事：
楚昭王弃国逃亡时，有一个名叫说的屠羊人跟随昭王出走。昭王回国复位后，要奖赏跟随他的人，找到了屠羊说。
屠羊说说：“大王丧失国土，我失去屠羊的工作；大王回国复位，我也回来继续屠羊。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昭王说：“勉强他接受。”
屠羊说说：“大王失去国土，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不敢受惩罚；大王回国复位，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不敢接受奖赏。”昭王说：“叫他来见我。”
屠羊说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受重赏、立大功的人，才能谒见大王，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吴军攻入郢都时，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大王。现在大王要破坏法令规定来接见我，这不是我愿意传闻于天下的事。”昭王对司马子綦（qí）说：“屠羊说身份卑贱而陈述的道理很高明，你替我请他来担任三公的职位。”
屠羊说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比屠羊的收入丰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蒙上随便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我屠羊的铺子就好了。”他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楚王的封赏。
屠羊说先后四次说的话，每句都掷地有声，每段都值得击节赞赏。我们读起来觉得既佩服又畅快，这种真性情表现得真可谓是淋漓尽致。大概如果用八个字来形容屠羊说，那就是“安分知足，自得其乐”。庄子的处世智慧在这则寓言中一览无遗。
屠羊说的每一段话都在剖析人间的道理，这表示庄子对人间的既定规范所持的态度并非否定或嘲讽，而是尊重、接受与超越。没有这些规范，社会如何发展？一个人再怎么有智慧或珍惜自己的真性情，也没有必要没有权利去蔑视既成的一切。但是，他也不会认定这些规范可以决定个人生命的全部内容，所以他要以从容态度“出乎其外”。
当一个人自求真诚时，必须明白分寸：什么是自己可以得到及应该拥有的？什么是可以选择而不必坚持的？换言之，真诚除了自知之明以外，还须了解这样的分寸。
3。了解自己
我在年轻时，认识两位前辈，一人精明而一人老实。
在大家一起聚餐时，精明者设法让在座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时运不济。譬如，我穿一套新买的西装，他会问我花了多少钱。我如实报出价格，他会立即打个对折，说我上当受骗了。这时我看他也穿着一套新西装，自然请教他花了多少钱。他的回答会进一步让我觉得自己愚不可及，多花了许多冤枉钱。换言之，他会让我心情沮丧。后来我才知道，心理学上说，有一种人习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上。如果大家都平安无事，他就没有机会证明他自己的幸福了。
至于老实者，则憨厚有如孩童。大家聚餐时最好别说笑话，因为他听到笑话时，除非自己想通了为何好笑，否则不会跟着别人一起哄堂大笑。这种老实木讷的性格比较少见。有一次，有人说了笑话，只有他一人面无表情，因为还没明白为何好笑。到了半夜，讲笑话的人接到他的电话，因为他终于想通了，在电话中笑了好一会儿才肯挂断。
谈到交朋友，你会选择谁呢？是精明者还是老实者？我相信许多人会同我一样，宁可与老实的人为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家真诚相待，不是比较轻松自在吗？路易斯（C。 S。 Lewis，1898—1963）在《四种爱》一书中说：“在真正的友情之中，每个人代表的都只是他自己，别无其他。”“两个朋友犹如两个在第三地碰面的王子，原来的身份地位都已变得不重要了。”“恋人以无遮的身体相向，朋友以无遮的人格相向。”
既然如此，我们交友时不是只有一个考虑，就是真诚吗？要求别人真诚老实，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在要求自己真诚时，首先要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
《世说新语》有一则轶事，谈到戴逯与戴逵兄弟俩如何各适其性。弟弟选择了在东山隐居，哥哥则想为民除害，建立功业。谢安问做哥哥的说：“你们兄弟二人的志向与事业，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
戴逯回答说：“我是受不了那种忧愁，家弟则是改不了那种乐趣。”
这样的回答可谓妙趣横生，因为原文“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恰源自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戴逯将弟弟比作颜回，将自己归属于凡人，这样的回答既谦虚得体，又有自知之明，也合乎真诚的要求了。
“不改其乐”的戴逵有个朋友，就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yóu）。王子猷住在山阴时，有一天晚上大雪纷飞。他半夜醒来，打开窗子，只见大地一片雪色，心中不免有些怅然。这时他想起了戴逵，便趁着夜色乘小船前往戴逵所在的剡（shàn）县。天快亮时才抵达，但是到了戴家门口，又乘船回去了。别人问他，他说：“我原本是乘兴而来，兴致过了就可以回去了。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
像这样的潇洒作风在魏晋时代并不少见。有时候，看似洒脱当中，却蕴涵洞烛先机的奥妙。《世说新语》记载，西晋时，张翰担任齐王幕僚，住在洛阳。有一年秋天，秋风吹起，他不禁怀念老家吴郡的莼菜羹、鲈鱼脍等名菜，就说：“人生能够适意是最可贵的，我怎么可以在数千里外做官，追求名声与地位呢？”于是吩咐备车回老家去了。不久，齐王作战失败，当时的人都认为张翰有先见之明。
魏晋士人熟读《庄子》，遭逢乱世，言行每有过人之处；但归结到根本，还是要觉悟自己的真性情到底是何种情况。人生苦短，若是忽略内在的真我，实在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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