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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3）
“潮平两岸阔”被解读为
潮水涨起与两岸相平，显得更加开阔了
原是读者（也是观者）可以直观直感“潮平”与“两岸阔”的两个景象的，偏偏多了个解人，生怕读者不知道“潮平”与“两岸阔”的关系。这种关系应是读者先“感”而后“思”的，不应先“思”而后“感”。同理
“青天无片云”不可以或不必要解读成天上没有一片浮云
“风林纤月落”不可以或不必要解读为在风吹的树林里纤细的月缓缓落下
或者有人说，坊间《唐诗三百首》的语译都是由不正统的人为了读者的方便而做的，真正读诗的人不需要这种解读。事实上，以上的句例确实没有语译的必要，读者也自然可以直观而感的；但为什么又有这么多人提倡语译语解，而把原是“若即若离的、定位与不定位、指义与不指义之间”的自由空间改为单线、限指、定位的活动呢？这可以说是受了西方思想压迫后的一种矫枉过正的现象。
民初以来，五四左右，就有不少人开始指责中国语言缺乏逻辑，说中国画缺乏透视，仿佛西方的语言的逻辑和透视才是表达的正途似的。不少语言学家便着想把中国语言“削足适履”地要配合西方的文法来说明，除了袭用了西方“关系决定性”很强的标点符号以外，还处处使到活泼泼而不必尽合文法的口语变为字字合文法的语言（画透视的一节这里暂不讨论），影响所及，便是“中国诗句西方文法化”，如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1962， 1979）。王力先生的学问我极其景仰，他在《汉语诗律学》所提出的句形与文法关系，对后学者启发的地方仍然是很丰富的；但在语法的解释上，我觉得有商榷的必要。
在该书的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节里，用的基本上就是西方文法的架构去分析中国诗的句法
fN—V—fN（f＝形容词N＝名词V＝动词）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像这样的句法，中英文一般是共通的，问题不大。但像我前面讨论的例子，却不是这些文法架构可以解决的。由于王氏急于使句子合乎因果关系的逻辑，有很多句子的解读便无意中落入了《唐诗三百首》语解的窠臼，如
“高鸟长淮水平芜故郢城”便注为
高鸟百寻，群渡长淮之水；平芜数里，环攒故郢之城（）
“春浪棹声急夕阳花影残”便注为
春浪方生，棹声遂急；夕阳转淡，花影渐残（）
都是以“思”代“感”（或先“思”后“感”）的解读方式，与原句的视觉活动有违。最不妥当的是杜甫这两句：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被读为
风折之笋垂绿，雨肥之梅绽红（）
在诗人的经验里，情形应该是这样的：诗人在行程中突然看见绿色垂着，一时还弄不清是什么东西，警觉后一看，原来是风折的竹子。这是经验过程的先后。如果我们说语言有一定的文法，在表现上，它还应配合经验的文法。“绿—垂—风折笋”正是语言的文法配合经验的文法，不可以反过来。“风折之笋垂绿”，是经验过后的结论，不是经验当时的实际过程。当王力先生把该句看为倒装句法的时候，是从纯知性、纯理性的逻辑出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当然可以称它为倒装句法），如此便把经验的真质给解体了。
所谓经验的真质当然是很复杂的，其中哲学、心理、文化的因素可以大做文章，决非一言两语可以交待清楚的。但就我们接触外物的一些基本情况（即一般普通常识可以了解的），起码可以注意到下列一些层次。
首先，我们和外物的接触是一个“事件”，是具体事物从整体现象中的涌现，是活动的，不是静止的，是一种“发生”，在“发生”之“际”，不是概念和意义可以包孕的。
因为，在我们和外物接触之初，在接触之际，感知网绝对不是只有知性的活动，而应该同时包括了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味觉的、嗅觉的、和无以名之的所谓超觉（或第六感）的活动，感而后思。有人或者要说，视觉是画家的事，听觉是音乐家的事，触觉是雕刻家的事……而“思”是文学家的事。这种说法好像“思”（即如解释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和继起的意义，如物如何影响人，或物态如何反映了人情）才是文学表现的主旨。事实上，“思”固可以成为作品其中一个终点，但绝不是全部。要呈现的应该是接触时的实况，事件发生的全面感受。视觉、听觉……等绝非画家、音乐家独有的敏感，诗人（其实一般人）在接触外物时都必然全面能感受到。
差别是在媒介的选择上，颜色与线条、音符可以做的，语言确是不能依样做到；但就是不能做到，作为一个表现者，我们就应放弃其他感觉给我们的印象吗？语言，在适当的安排下，可以提供我们“类似”视觉过程的经验，其中的一个方法，便是不要让“思”的痕迹阻碍了物象涌现的直接性。“绿垂风折笋”是涌现的直接，是视觉过程的把捉。是先“感”而后“思”。“风折之笋垂绿”的意思有没有？有。但是，是事件发生之后的结论，是思“含”在感内。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必须排拒王力先生的一些解读的说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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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4）
“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只读作
空外有一鸷鸟河间有双白鸥（）
“大漠孤烟直”只读作
大漠的孤烟（是）直（的）（）
两个句例都是视觉性极强烈的意象，而且近似电影镜头水银灯的活动。例一：“空外”（镜头向上）“一鸷鸟”（镜头拉近鸟），“河间”（镜头向下）“双白鸥”（镜头拉近白鸥）。一个“有”字，便把一个解人插在观者与景物之间指点、说明。打个比喻，向一个外国人描写高粱酒如何好，说它是洋酒A加洋酒B的味道，终不如你把一瓶打开让他闻闻试试，然后他可说“似洋酒A加洋酒B”。原句是作者站开一边请你直尝，王解是酒味的描写。例二：“大漠”（横阔开展的镜头）“孤烟”（集中在无垠中一点一线）“直”（雕塑意味）。一个“的”字便把这绘画性、和水银灯的活动化为平平无奇单线的叙述与描写。
在事件发生之际，时间空间是一体的，正如我说话的时候，我动手势的时候，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在实际的经验里，所谓时间、空间、因果原是不存在的，我们把一个原是浑一不分的整体现象打破，然后将一些片面的事物选出，再把它们利用人为的分类观念——时间、空间、因果——串连起来，定位、定义。中国古典诗人，因为了解到思维中这些元素会减缩我们原有的较全面的感觉，所以在表物的过程中“尽量”保持语法中的自由——所谓“若即若离”的指义行为。中国诗中视觉活动强烈的例子特多，自有其哲学、美学的因由。现在再列一些句子，不打算详论，只加一些简短的说明。
1。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王维
2。 星临万户动——杜甫
3。 野旷天低树——孟浩然
4。 岸花飞送客——杜甫
5。 国破山河在——杜甫
都不应该、事实上也无需只解作“日落时”、“潮来时”、“当星临”、“因野旷”、“岸花飞中”或“国虽破”，这样解读就是把原是时空未分的直观视觉事物或改为时间的标记，或改为因果式的主属关系，或改为状态、条件的说明。
上面的第五例“国破山河在”，我曾在《庞德的〈国泰集〉》（Ezra Pounds Cathay）首先提出这里面两个视觉事象的并置与罗列，即是艾森斯坦所提出的“蒙太奇”。电影中的“蒙太奇”技巧，在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中影响至巨，而“蒙太奇”技巧的发明，却是从中国六书中的“会意”而来。见Sergei Eisenstein； Film Form and Film Sense （New York； 1942）第29页。事实上，比他更早提出的是影响英美现代诗最深的梵诺罗莎（Fenollosa）“作为诗的传达媒体的中国字”一文。见我的Ezra Pounds Cathay （Princeton； 1969）。
在艾氏的《电影拍摄原理与象形文字》（1929）一文里，他说“会意”是一种交合或组合活动，“两个象形元素的交合不应视为一加一的总和，而是一个新的成品，即是说，它具有另一个层面、另一个程度的价值；每一象形元素各自应合一件事物；但组合起来，则应合一个意念……这就是‘蒙太奇’，是的，这正是我们在电影里所要做的，把意义单一、内容中立的画面（镜头）组合成意念性的脉络与系列”。（）以柏克曼的《野草莓》中的一个镜头为例：电影中的老人在赴京城的途中，经过他诞生的故居，正当他从坡上向下看他的故居时，他孩提时的形象和他现在的形象同时出现在同一镜头上，互相对峙着。这是两个不同时间的经验并置在同一的舞台上，中间，无需通过说明与解释，便呈现了其间所潜孕着的张力与冲突，而时间与人事的变迁与变幻都尽在“不言”中。
中国古典诗中这种传意方式最丰富，所以我们才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在言外”、“辞不尽意”的说法。而“意”字，在中国批评中界说了又界说，还是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以为不应该有定论，尤其不可像有些论者那样把“意”直解为“义”，直解为“某字代表某义”；这样单一的观点，是逻辑思维的后遗症。显然，在形象与形象之间，可以引发许多层面的思绪。所谓“意”，实在是兼容了多重暗示性的纹绪；也许，我们可以参照“愁绪”、“思绪”的用法，引申为“意绪”，都是指可感而不可尽言的情境与状态。“意”是指作者用以发散出多重思绪或情绪、读者得进以体验这些思绪或情绪的美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