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边系着腰带。
晓民看何福贵着急的样子，问道：“大伯，您丢东西了？”
何福贵系好腰带说：“窗台上有半截烟，麻烦你们给我拿来。”
“行。”张鹏在外屋自报奋勇地说。
何福贵等在屋门口，对晓民说：“你们又都不抽烟，糟蹋了是浪费，‘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咱们不能不听话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
张鹏把半截香烟给了何福贵，何福贵夹在了耳朵边，哼哼着小调，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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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各庄 四（1）
天空晴朗，阳光明媚而柔和。鸟儿自由地从一棵树飞往另一棵树上，狗悠闲地从街的一边走向另一边，鸡随便地满街找食吃。从家里走出来的社员们，有的抱个板床儿，有的拎个蒲团，有的拿着线活儿……从四面八方朝大队的方向走着。
村子是一个辘轳把的形状，一条南北大街走到北头，往东一拐就是一条东西大街，从村南往村北数是一、二、三、四生产队，从村西往村东数是五、六、七、八生产队。知青集体户位于四队居民区，大队部位于南北街的拐角处，座北朝南，大梢门的上方插着飘扬的五星红旗，男男女女涌进没有了梢门的院子里，院子铺了一层灰砖，相当宽敞，能盛下六七百人。十几间南房和十几间北房遥遥相对，青砖卧板的瓦房虽然门窗已经破旧，瓦片已残缺不全，有叼着草棍的家雀钻进屋檐下筑巢做窝。房子尽管古老，但仍让人能看到它当初的气派。晓民当时做梦也想象不到，贫农何福贵曾是房子多年的主人。
北房墙壁贴了“欢迎知识青年忆苦思甜大会”的会标，主席台上摆好桌椅板凳，桌子上放台扩音器及茶杯和暖壶。何福贵端个浆糊盆，几个民兵在墙上斜贴着红绿的标语，阿庆嫂跟在他们后面，不时地指手划脚。她的穿戴比昨天还讲究，粉红的秋衣领子翻在毛蓝褂子的外面，白皙的脸上洋溢着出人头地的欢欣。
学生们被安排在会场的前排，队伍排列整齐，社员们在队长的喊叫下，在村干部的吼声中，排列在会场后排。可村干部刚一离身儿，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队伍马上乱了套。年轻的找年轻的凑一块，年老的跟年老的聚一起，小叔子们和嫂子们开着玩笑，孩子们在人群中追逐打闹，人们像久别重逢一样，有着说不完的话，拉不完的家常……会场像戏台底下一样热闹。
洪支书甩甩大背头，亲热地握着晓民的手，向来开会的工作组长做了介绍，介绍完之后，几位知青都被安排在主席台上。支书坐中间，一边是工作组长和村干部，另一边是四位知青。
支书打开扩音器的开关，南房的大喇叭立刻响起刺耳的尖叫声，吵得人捂起耳朵，何福贵走上前去，调试着扩音器的旋扭，尖叫声消失了，喇叭里响起支书清楚的“喂——喂——”声。支书坐正身子，凑近话筒，郑重其事地宣布道：“欢迎知识青年，忆苦思甜大会，现在开始——”
台下暂时归于平静。
“把阶级敌人押上台来——”支书使劲喊道。
随着支书的叫喊声，十多个人从北面的一间屋子里被民兵押了出来，头上都戴顶纸糊的高帽子，民兵们腰扎武装带，肩上背着枪，一副雄纠纠的样子。戴高帽子的分成两拨，分别站在主席台两侧，像被审判的犯人一样低头弯腰，后面都有民兵看守着。“阶级敌人”最年轻的也就四五十岁，年长的有七八十岁，除了头上的那顶高帽子，从衣着打扮，以及皮肤的颜色，看不出他们与台下的庄稼人有什么两样。
何福贵在板凳上挤了个地方，提醒晓民他们说：“这都是咱村的阶级敌人。”
阿庆嫂走上前来，给主席台上的人一一倒了水。倒完水后，她既没有去台下的人群里，也没在台上挤个地方，而是坐在主席台后面的门口上。
“晓民，你看。”玲玲指着一个“阶级敌人”说。
晓民立刻认出来了，玲玲指的那人就是昨天接他们的车夫。他仍是那身打扮，只是头上箍的毛巾换成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帽子像是做的不合适，戴在头上稍微大了些，上面写着几个黑毛笔字：“富农分子许盼牛。”
万各庄 四（2）
“车夫原来是富农分子？”玲玲似乎还有些怀疑。
晓民当时没有想到，看上去瘦了巴叽，老实巴脚的车夫竟然会是富农分子？富农分子竟然会是他这个样子？尽管车夫帽子上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但他几乎都不相信是真的。在他以前的想象中，富农分子四体不勤，不劳而获，都该是白白胖胖，鬼头鬼脑的。假如说贫农何福贵是个富农分子，他倒挺相信的。
民兵们站在“阶级敌人”身后，神色威严，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阶级敌人”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
阿庆嫂像一阵风似地走上来，为支书换了水，迈着趾高气扬的步伐走下去。
“下面，我向广大贫下中农介绍一下来咱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支书对着话筒，把晓民他们的名字逐个做了介绍，然后坐了下来，讲了一番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又讲了知识青年下乡的伟大意义，最后宣布道：“下面进行大会第二项，请老贫农何福贵给知识青年、革命干部、广大贫下中农和全体师生做忆苦思甜报告，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在支书的带动下，会场响起稀落的掌声。除了台上的人和前排的学生鼓了鼓掌——学生们鼓得有气无力——台下的庄稼人没有一个鼓掌。整个会场，只有阿庆嫂鼓得最带劲儿，别人不鼓了，她还在拍着巴掌。
何福贵移动着肥胖的身子，拿过话筒，只“喂”了一声，大喇叭就不响了，原来是停了电。何福贵挺直了腰板，伸着短粗的脖子，神气十足地看着台下的人群，胖嘟嘟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神色。
晓民掏出笔记本，等着做记录。
何福贵清清嗓子，大声地讲道：“广大的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知识青年、全体师生同志们，我是光荣的贫农，赤贫赤贫的贫农。解放前，我一无所有，正像毛主席他老人家讲的贫农那样：‘上无片瓦，下无插针立锥之地’。
何福贵做报告很有派头，一副经过世面的样子。
台下乱哄哄的，人们对何福贵做报告似乎不感兴趣。仨一攒俩一伙的凑成堆扯东道西，有人在会场里东逛西窜，有胆大的爱恋者趁混乱之机，眉开眼笑不说，甚至还动手动脚，一些妇女明目张胆地纳鞋底、补袜子，或是织线衣，一些男人大叉双脚在那里东倒西歪，有的闭目养神，更有甚者打起了呼噜，孩子们在场外互相追逐，不时地把土坷垃扔进人群里，引起阵阵骚乱。学生们有的从笔记本上撕下纸来叠成小船或小飞机。只有“阶级敌人”们，在台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站着。
何福贵刚讲了这样几句，就急不可待地朝厕所方向跑去。
工作组长趁何福贵去厕所的空闲，站起身来，瞪着死羊眼，不满的看着台下的人们，拍着桌子喊叫道：“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台下的人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故意和他对抗，反正该说的还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洪支书和几个村干部到下面去维持秩序，会场才慢慢安静下来。
死羊眼掏出红皮语录本，翻开后朝台下大声说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念完后合上语录本，叉着腰瞪着眼朝人群说：“听贫农做报告，认真不认真，是原则上的大问题，是路线上的大问题。我看得出，有人对何福贵很不满，这是不能容忍的。对贫下中农的不敬，就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对伟大领袖不忠，就是反革命。谁再敢扰乱会场，是贫下中农，我们扣他一天工分，是地主富农，我们马上对他批斗。”
万各庄 四（3）
死羊眼讲完话坐下来，支书和另外的两人回到台上坐好。阿庆嫂走上前来，斟茶倒水，并趁机对工作组长奉承几句。
台下的秩序比刚才强多了。孩子们不再追赶，依偎到父母身边，年轻人不敢大声喧哗，可还有人交头接耳，有妇女还偷偷地做针线活，但不再敢明目张胆了。
何福贵从厕所出来，边走边系着裤腰带。重新坐在主席台上时，一种掩饰不住的快意挂在脸上，不慌不忙地喝着水。
人们在台下朝何福贵投以鄙视甚至是厌恶的目光，可何福贵仍洋洋得意地往下做报告：“解放前，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受地主富农们的剥削和压迫，……我本来有房子有地，由于地主富农的剥削和压迫，变得穷了下来，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只得卖地去房。那时，咱村能买得起房的，只有地主洪长发。我找到他门上，他当时还说不要，真是上赶的买卖不是买卖，实际上，他心里特别想要。在我危难之中，他给了我不多的几个钱，就要了我的房子，强迫我摁了手印。那房子是狠心的地主强占了我们贫下中农的。我对他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万各庄没了我的立足之地。看别人有暖屋热炕，有吃有穿，想到自己竟然混到了一个要吃没吃，要喝没喝，一个无处可以藏身，无处可以安枕的地步，心里很是悲哀。万般无奈，我把仅有的铺盖搬进了村北的破庙。破庙年久失修，破落不堪，庙门连猪狗都挡不住。那床被子几年都没拆洗过，像铁板一样硬，伸到里面冰凉冰凉的。我孤苦伶仃，只能和庙里的龙王爷做伴儿，开始还挺害怕的，后来就习惯了。我真是度日如年，孤独难熬。
“冬天，冷风嗖嗖往庙里灌，冻得浑身哆嗦，撒在龙王爷脚下的尿，立刻就结成冰。庙顶上的乌鸦‘呱——呱——’叫个不停，更让人觉得凄凉难忍。夏天，由于阳光的照射，庙里异常炎热，周围散发出一股股臭气，非常难闻。等到晚上，蛤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