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斯凯勒是一个不错的女孩，符合汉密尔顿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她有一双棕色的眼睛，身材也不错，关键还有一个有钱的父亲，所以在1780年12月两人便结了婚。
二人的结合解决了汉密尔顿的经济问题，但美国还在为“钱”的问题而苦恼。可以说美国独立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钱”的问题，美国的殖民者先是抱怨，后来发展成为抵制英国的税收，这不是出于什么信仰而是因为他们尝到了自由交易的好处。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也反映了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即金银是财富的代表并且只能存放在宗主国。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殖民地缺少硬通货。英国的货币——纯金的基尼①是极其稀有的，较为稀有的货币有银质的英镑和先令，它们可以作为额外的通货使用，而用墨西哥和秘鲁出产的银铸造的西班牙元数量很多，可以作为辅助的通货使用。尽管西班牙元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但还是不能满足殖民地交易的需要，所以美国的商人又使用当地土著居民的钱（一串串的贝壳或珠子），本地货币（对于烟草、大米、其他农作物以及土地的要求权）以及殖民地政府发行的纸币进行交易。特别是对殖民地政府发行纸币，英国政府很不满意，他们认为那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于是就在18世纪60年代宣布了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没想到，英国政府的这种行为竟成了革命的导火索。英美战争爆发了。
战争加剧了美国通货的紧张，因为此时英国政府不仅削减了对美国的货币供应，还抵制两国间的贸易。一些新近宣布独立的州以及大陆会议发行了纸币，但由于没有金银作为信用支持，这些纸币不仅迅速贬值了，还产生了“比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还不值钱”这样的带有讥讽性的说法。法国政府为了支持美国革命，向其提供了数百万面值的里弗尔——这是一种只有名义含金量的货币，这笔资金的大部分都用来在欧洲购买舰船和武器装备了，所以这些钱并不能解决美国通货短缺的问题。（正是由于资助了美国的革命，路易十六统治的法国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里弗尔无法维持与黄金的比价，最终这也起到了法国革命的“加速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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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贵族（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深处华盛顿将军军营的基层，所以对于“钱”的问题看得很清楚，并越发不耐烦了。“最大的失误就是国会手中没权力”［9］，汉密尔顿声称。大陆会议的权力太小，州政府手中的权力过大。因为这些州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法律，而没有照顾到大陆会议的利益。州政府还会插手军队事务，这影响了整个军队的效率。更致命的一点是，州政府拒绝交出手中的征税权，从而掌握了国家的财政大权。汉密尔顿说：“国家没有征税权的话，大陆会议就只是个摆设罢了。因而，大陆会议的手必须牢牢地握住国家的‘钱袋子’。”
汉密尔顿提议要重整美国的政府结构，按照他的想法，国会在战争、和平、贸易、财政以及外交这些方面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其中财政方面的主权尤其重要，只有国会才拥有像铸币、设立银行这些方面的特权并负责像拨款这种与一国的财政相关的事务。至于收入方面，大陆会议可以通过征收像土地税、人头税这样的税基广、征收便利的税种为国家提供充足的财政资金，再加上只有大陆会议有处理贸易和土地交易的特权，这样才能保证国家财政的充足和政府的长久稳定。
在汉密尔顿看来，建立一个中央银行迫在眉睫。事实上，不久之后他就真正成为了美国银行界的权威。尽管当时他对于银行业的了解并不多，也仅仅局限于历史的学习以及自己对于其他国家该行业管理方法的借鉴罢了。但这些知识却让他深信一点，那就是“设立中央银行，而该银行完全隶属于一个依照宪法设立的中央政府，不仅可以在国家处于良好形势时锦上添花，还会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雪中送炭”。国会通过发行债券和纸币来为战争筹资。而债券的发行情况既要受到国民爱国心驱使下的认购热情及外国人对美国战事的预期的影响，又要受到作为信用支持的资产数量的限制。否则就可能带来恶性的通货膨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会让国民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而这同发行债券的初衷是相悖的。
但中央银行的设立会让上述的问题迎刃而解，它可以以金银这些资产作为信用支持的银行券的形式进行信贷业务，而这些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是可以起到一国货币职能的。汉密尔顿认为银行家做事要比政客们慎重周到，尽管他并不把银行制度成败的“宝”压在这些银行家们身上。银行家一般做不出一些“过头”的事情来，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非常注重时刻保持资产的流动性。中央银行就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而设立的，关系国家的未来——这也是汉密尔顿设立新银行制度所秉持的重要一点。而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不想持有国债，因为这些国债在他们眼皮底下贬值了。对此汉密尔顿认为：中央银行的作用就是吞进吐出这些债券，保持这些债券信用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们尽快成为债券市场构成的全部或一部分，尽快升值，并让一部分人成为既得利益者，分享国债带来的利益，这样就有人愿意为这些国债埋单了。
资本贵族（5）
显然美国没有对汉密尔顿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的事情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也包括银行方面的改革。因为整个国家都投入到战争中去了，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在美国取得萨拉托加战役大捷后法国政府参与了进来，但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美国人沮丧的一件事，那就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将军叛变了。当这件事被传开的时候，汉密尔顿组织了一次同阿诺德的妻子和华盛顿之间的见面，其间阿诺德的妻子也带去了她那年幼的孩子。后来汉密尔顿在写给妻子伊丽莎白·斯凯勒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阿诺德夫人：“这是我见到的最令人悲伤的一幕，她是一位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的外表和行为使我们确信她是无辜的，对丈夫的事情事前是一无所知的。”［10］
但后来的种种事情表明阿诺德夫人在揣测别人的想法方面比汉密尔顿要厉害得多，她欺骗了所有的人，因为从一开始她就参与到了丈夫的计划之中。汉密尔顿遇到了尴尬，看来他也有看人走眼的时候，再后来他同华盛顿之间就起了一些摩擦。汉密尔顿尽管崇拜华盛顿，但不会刻意地去迎合他。这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华盛顿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冷淡的人。有件事让汉密尔顿感觉很不舒服，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名抄抄写写的文职人员，当看到别人都能立战功时这种感觉就尤其明显。1781年在给岳父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谈及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3年里，我已经不觉得同他之间有什么友谊了，尽管我从没流露出这一点。”＇11＇在这封信中他还提及了自己已经不再为华盛顿做事。
辞职一事显得很仓促，起因只是汉密尔顿一次开会迟到而已。“汉密尔顿上校，你让我足足等了十分钟。我必须告诉你，先生，你这样做是对我的极大不尊敬。”汉密尔顿转述华盛顿当时说的话。说实话，汉密尔顿早就不想干了，只是苦于没有理由，这次他终于找到了借口。“我没有反驳什么，只是说出了我的想法。‘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既然你对我这么不客气，我们还是分道扬镳吧’。”后来华盛顿想要和好，但汉密尔顿却不干。他对一位朋友说：“总统先生亲自安排了一次约谈，但我拒绝了。我敢以自己的信誉向你保证，总统先生总有一天会发现我是不可或缺的，他要为一时的过失付出终生的代价。”＇12＇
华盛顿后来确实后悔了，但汉密尔顿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几个月的时间他写了好多信，也找了很多人，希望能到前线去奋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1781年盛夏的时候，这场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战终于到来，汉密尔顿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到前线指挥战争的机会。汉密尔顿受命统领一个步兵团，负责支援在弗吉尼亚战斗的华盛顿，在那里英军统帅康沃利斯勋爵统领的英军已经被美军团团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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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贵族（6）
但汉密尔顿并没有直接去找华盛顿，而是去找了他以前认识的现与美军并肩作战的法军将领马贵斯·拉法叶（Marquis de Lafayette）。拉法叶后来去了华盛顿的指挥部转告汉密尔顿想要将自己领导的军队投入战斗的请求，要不是汉密尔顿向老上司请求的话，这种要求是不会被批准的。华盛顿最终同意汉密尔顿率领一支先遣部队到约克镇去攻击英军的堡垒。他表现得很英勇，也许是受到了老上司的启发，他以很小的代价就攻下了敌军的阵地。
美国的独立战争结束了——尽管从真正的意义上说，1783年英美《巴黎条约》的签署才标志着这场战争的结束——这也迫使汉密尔顿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方式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伊丽莎白·斯凯勒的财富使得汉密尔顿摆脱了世俗的生活，使他可以勾画自己成功的未来。
政坛在向他招手。大陆会议太弱小，是一个从战争一开始就困扰着整个国家的问题，汉密尔顿对于政府结构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巩固自己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他在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就是著名的《大陆主义者》，它用一个又一个的事例指出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症结就是“国会缺少权力”［13］。汉密尔顿一再强调自己早期关于机构改革的措施，并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关于财政领域的问题。国会要有征税权，这样才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汉密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