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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主义者》还没有写完之前，汉密尔顿就当选为纽约的国会议员。根据《邦联条例》的规定，国会是一院制的，所以汉密尔顿就和其他议员坐在一起。新成立的国会中有几位杰出的人物，如军队里的华盛顿将军，远洋留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及约翰·亚当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但是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也崭露头角了。麦迪逊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但却对制宪理论很有研究。“他爱与人辩论，并总是充当最有学问的人”［14］，这是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包括对美国局势的不满以及都在设法改变这些局面。
虽然有同盟者的支持，而且汉密尔顿要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但结果却有些让人沮丧。他曾反复地强调税收的必要性，但他的话却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有些人对他的上任并不看好，这也显示了整个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一面。1783年6月，一群愤怒的大陆军士兵由于一连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就包围了费城国会大厦，而当时国会议员们正在里面开会。他们的举动并没有对这些议员构成威胁，但后者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汉密尔顿希望能够利用了这个动荡的局面，他向华盛顿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强烈希望国会能够适度地团结这些债权人——显然他们没有被支付本息——当然军队的士兵也是这些债权人的一部分，还要说服那些州权主义者也接受这种看法。”［15］到这个时候，汉密尔顿才忽然感到自己在做一件很容易引火上身的事情。
资本贵族（7）
“一个国家要想强盛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国家陷入内战，否则就会亡军、亡国。”
这次军队的过激行为使得汉密尔顿更加坚信，现在美国的政府系统是没有指望了。汉密尔顿提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应尽快召集一次修订《邦联条例》的会议，但他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时机促成这件事。于是他离开了国会开始专心地研究法律。
1784年，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读了汉密尔顿关于成立国家银行的计划后，提议成立一家纽约银行并邀请汉密尔顿撰写一份章程。汉密尔顿同意了，并将“成为该银行董事会的一名成员”作为交换的条件。在银行的董事会里他结识了一些富人，包括起诉要求退回战争期间被征收的财产的反对独立者。他对公司事务的管理给自己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也给自己带来了“亲英派”的恶名，尽管他也为美国的独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汉密尔顿忙于私人的业务，但他没有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单从麦迪逊劝说弗吉尼亚州的立法委员在安纳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召开一个会议，商量涉及几个州的一些贸易问题时，汉密尔顿声明自己支持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1786年9月，他又被众人一致选为纽约代表团的一员，派往安纳波利斯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上纽约代表团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一个资历很浅的人甚至用冷漠的态度来表示对汉密尔顿的不屑，但事实上是汉密尔顿一个人担起了谈判的重担。会后他向外界宣称这次会议是很成功的，并站在谈判人员的立场上倡议一个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会议的召开。［16］这次会议将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会议起初以修改《邦联条例》为目的，但最终变成了制定联邦宪法的大会，来解决整个合众国面临的紧急事件。
汉密尔顿接着说，涉及《邦联条例》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提交国会通过并遵循费城会议上通过的相应的修改程序。一开始汉密尔顿认为，修改《邦联条例》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但几个月后发生的几个事件让汉密尔顿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他意识到还有比修改《邦联条例》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以农业和贸易为两大支柱，当时的制造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贸易比起来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但贸易更被立法者看重，因为那些商人们财大气粗，势力大，并且由于选民资格的限制，他们又是选民中的重要力量。商人们都是债权人，因而他们喜欢稳健的货币政策，低通货膨胀率引致物价下降，这样自己手中的债权也就升值了；而农民们都是债务人，因而他们更喜欢积极的货币政策，高通货膨胀可以减轻自己的债务。但最后还是商人们赢了，于是几个州便实行了紧缩通货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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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贵族（8）
农民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西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尤甚。为了偿付战争时的债务，西马萨诸塞州政府决定征收地价税，从而将税收的负担从商人的身上转到了农民的身上，但事实上由于农作物价格的下降农民们早已经苦不堪言了。农民怨声载道，但政府却充耳不闻。
后来，农民要求出台法律制止无偿征收土地的做法，但执政者又否决了，农民就只能靠那双可以拿枪的手自己解决问题了。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带领数百名退伍的老军人抵制西马萨诸塞州政府的税收政策，强有力地阻止了对农民的起诉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实施。
谢斯和他的同伴们将自己的行动与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其他抵制英国政府压迫的行为相提并论，这样做容易引起其他地方农民和债务人的共鸣。但商人阶层以及他们的发言人却将这一举动视为暴乱，并严厉地谴责以谢斯一行人的做法。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鲍登（James Bowdoin）警告说，这次暴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暴乱蔓延，无政府状态盛行，最终会导致极端的独裁，于是他下令马萨诸塞州的民兵去镇压谢斯这些人。
但谢斯这些人不仅没有退却，还宣称要占领政府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兵工厂。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在向国会施压，于是国会指派亨利·诺克斯将军（General Henry Knox）组建一支军队来平定叛乱。甚至连不轻易发怒的华盛顿都恼火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已经触及了政府的底线。他在给诺克斯将军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天哪，我们正处于极度的隐性危险之中……各个州的形势都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17］
谢斯的暴乱似乎印证了诸如汉密尔顿这些人关于急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观点，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解决像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这样的暴乱以及导致这次暴乱发生的金融危机。仅仅靠修订《邦联条例》是没有用的，詹姆斯·麦迪逊在为费城会议做的准备中这样写道：“现在的形势既没有也不需要什么（修改《邦联条例》的）鼓吹者。”［18］特别是在罗得岛州抵制制宪会议之后，绝大部分的代表同意“在没有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邦联条例》做任何改变”。
麦迪逊提出了建立新政府的议案，包括将人口数作为计算众议员人数的标准和行政领导任命制两部分。麦迪逊的方案，或者叫做弗吉尼亚州方案，同《邦联条例》的“一州一票制”是相悖的，前者对于弗吉尼亚这样的人口大州有利是不言而喻的。而来自新泽西州的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却不同意麦迪逊的方案，他认为要保留“一州一票制”的做法，并扩大政府在税收和贸易方面的权力。
资本贵族（9）
汉密尔顿宣称自己在这两个方案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偏好”［19］。新泽西州的方案赋予州政府很多的权力，而弗吉尼亚州的方案则通过将权力集中到联邦政府手中间接地掌握在国民手中。汉密尔顿坚信，现在的危机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联邦政府要有管理各州以及不受人口限制的国家行政人员的权力。
汉密尔顿看好英国的君主制，他甚至宣称，一个好政府是不可能建立在民主管理之上的。他说：“看看英国出色的统治者吧（指英国国王），他凌驾于任何诱惑之上，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时刻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缺少这样的统治者的政府是不可能高效的，因此有必要让美国的统治者一经选举就终身连任。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这样的美国不就成了选举出来的君主制了吗？上帝啊，怎么成了君主制呢？但我要说的是，人就是喜欢咬文嚼字，必须要有一个精力充沛、不受约束的统治者来治治国民的‘恋民主癖’。”
汉密尔顿的直言不讳影响了他在会议中的迎合力。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建议向英国透露每次会议的细节时，汉密尔顿反反复复地强调会议根本不需要外国的援助。最终富兰克林的想法搁浅了，但汉密尔顿赢了争斗却失去了朋友。
一些代表在谈论大会主席华盛顿，说他很好相处，而莫里斯这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却说其他人都不懂得怎样同华盛顿打交道。汉密尔顿则跟他打赌，他对莫里斯说：“就在下次的招待会上，如果你敢轻轻地拍着将军的肩膀说‘敬爱的将军，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的话，我就请你和你的朋友吃晚饭怎么样？”［20］莫里斯答应了，而且在一天晚上真这么做了。当时华盛顿将军拿开了莫里斯拍自己肩膀的手，还冷冷地瞪了他一眼，一下子屋子里的气氛就变得很尴尬。汉密尔顿愿赌服输，请莫里斯吃饭，在饭局上莫里斯说：“我虽然赢了，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打死我也不敢这样做了。”
会议上代表们会为一些琐碎的事情争吵，所以在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汉密尔顿突然担心起来，他怕所有的努力会化为一场泡影。他写信给华盛顿：“我真的很担心，怕我们会错过将美国从穷困、分裂、无政府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时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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