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复兴署是作为温和的联邦监管之下的工业自治中的一项实验来构思的，它并非没有先例。胡佛总统曾鼓励同业公会采用公平执业规范和限价协定，如今它们又被邀请来做这些事情，而且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美国商会的代表们（他们一直鼓吹稳定价格以防止大幅度削价）帮助制定了1933年6月的法案。实际上，企业界同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以换取联邦政府帮助调控价格。因为对代表劳工、雇主和消费者的顾问委员会的批评，行业领袖们所提出的每一条法规都被听取，然后行政官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在权衡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之后，再把修订后的法规提交给总统，作最后的批准。
在这些NRA法规的背后，隐藏着管理层和政府之间的另一项交换，后者再一次代表劳工的利益。有的措施，允许企业通过议定价格和竞争管制把它们从反托拉斯法中拿掉——这几乎就好像罗斯福先把托拉斯“打碎”、然后又把它们请回来一样——但作为交换，企业必须给予劳工以类似的联合起来的权利，即该法案第7A条款所保证的集体谈判的权利。
NRA以15年前的一次自由公债驾车游行那样的阵势（号角、游行和演说）投入了行动。雇员在两人以上的所有雇主（自由职业者和农民除外）被要求到蓝鹰之下签到——蓝鹰是NRA的标志，上面还有这样一句口号：“我们各尽其职。”超过225万家公司登记，涉及到的雇员达1；600万人以上；最后囊括了2；200万人。一揽子协定充当了临时政策，确保白领工人最低工资从每周12～15美元（工作40小时），蓝领工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每周工作35小时，在季节性的间歇期可以增加到40小时。
与此同时，将近800个商品和服务的制造者和销售者团体的代表们——从钢铁巨头到蜂蜡漂白工，从压碎机制造商到私塾学校的校长——齐聚华盛顿，订立各自行业的法规。在这场大哄抢中，似乎没有哪个行业想被忽略，也不管这一行的执业需不需要法规汇编。总共将近800部法规，其中很多法规是经过焦头烂额的联邦官员与实业家（他们知道得更清楚的是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是什么）之间商议之后，仓促起草的，在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审查评估的情况下便获得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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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公民及其政府（2）
NRA减少了童工和血汗工厂，给工商执业和工作条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倾向于为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工薪阶层制定单一的标准，并通过缩短工作时间从而导致1；300万失业工人当中有将近200万人重新就业。或许，其所有的直接影响当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对信心的恢复。第一次，数百万人觉得，国家正在做一件全民协力合作的大事情，为的是战胜大萧条。NRA的第一任署长休？约翰逊将军是个特立独行的军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他夸口，要藏起自己的疑惧，用铁手套里的天鹅绒手腕管理这家机构，他的领导起初被证明像肾上腺素一样有效——接下来，像大多数兴奋剂一样，也开始失效。行政管理的错综复杂，与其他联邦权力部门的协作乏力，以及某些商人对“不公平竞争”的强烈抗议——意思是别人比他们挣的钱更多——增加了混乱的嘈杂喧闹。物价往往比工资涨得更快，尽管约翰逊将军在1934年1月苦口婆心地劝告一帮商人：“把价格压下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把价格压下来。这是通向复兴的坦途，而且也只有这么一条坦途。” 在传统上工资较低的地区和行业，比如在南方的厂矿城镇，雇主对NRA的回应常常是利用强化劳动和加快速度，以实现同样的产量而无需增加工资的支出。更有甚者，NRA仅仅根据工时而不是根据产量来定工资，这歧视了那些规模更小、机械化程度更低的工业企业。结果，NRA常常把制造成本提高了一半以上，要不就是鼓励抛弃手工工序和陈旧设备，以至于加快了技术性失业的周期。
人们不断违犯那些带有“蓝鹰”标志的法规，其方式是如此五花八门，以至于几个月之后公众变开始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约翰逊将军对那些“骗子”大发雷霆，威胁要“制裁”，但白费力气。缺乏热情而又经费不足的管制，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像全国禁酒令在它奄奄一息的那些日子里一样松松垮垮。强制执行的猛烈发作，带来了跟士气受挫一样的结果。某些争强好胜的州所通过的“小NRA”法律使混乱变本加厉。当泽西城的一位小裁缝因为把套装的价格压至低于州里的法定价格而遭到监禁的时候，NRA的反对者们便利用这一事件，谴责联邦政府，尽管它并没有直接卷入此事。最引人注目的违抗蓝鹰的反叛者，是粗犷朴实的老亨利？福特，在销售上他没有遭受明显的损失；事实上，在不断高涨的反对NRA的呼声中，他开始在保守派圈子中被当做英雄一样受到欢呼喝彩。
如此多的诅咒（应得的和不应得的）瓢泼大雨般地砸向NRA，它的法规又是如此越来越难以修订和执行，以至于当最高法院在1935年5月27日废除这项法案（用总统尖酸刻薄的话说）把国家交给“马车时代的州际贸易的定义”的时候——甚至当国会正在争论是否延长它最初规定的两年寿命的时候——新政的参与者们很可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政府主张，地方家禽市场应归类为州际贸易，布鲁克林一家家禽批发公司因为无视活禽法规、销售“不适当的小鸡”而被政府起诉。法院的裁决是，国会在授权总统制定管制那些仅仅“间接”涉及州际贸易的公司的法规这件事情上超越了它的权限，最高法院尖锐地指责一个“完全集中的政府”，其原因就是所谓的它干预地方事务。
大企业发现，它曾经帮助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管制之轭越来越让人难受，它们兴高采烈地为这一裁决欢呼喝彩。风趣的人说，9位大法官把“蓝鹰”变成了一只“不适当的小鸡”。这项法案的死亡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同时有400多个类似的案子被驳回，而政府希望通过这些诉讼阻止对法规的违犯。作为一家帮助订立自愿协议的机构，NRA继续苟延残喘了将近一年，一个它从前自我的鬼魂。
NRA促成了1933年的小景气，改进了工作条件和劳工的地位，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但是，正如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就更漫长的向繁荣攀登的努力而言，NRA所带来的制造成本和价格的增长却减缓了、而不是加速了这一努力。换句话说，NRA尽管作为一项复兴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却成功了。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没有忘掉这个教训，从1935年起，他们便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到了后一个方向。回首过去，看来还有一点也很清楚：NRA想做的事情太多，做得太快，而实践又经常与理论相违背。新政参与者们之所以支持这一计划，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确信：大企业的运作是一项公共服务，因此应该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来加以控制。然而，在实践中，毋庸置疑，NRA尽管对价格和产量实行管制，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也助长了垄断。当NRA的当权者在第二年迫于消费者和小企业的要求而试图修改法规的时候，大实业家便迅速被孤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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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公民及其政府（3）
罗斯福在加强开明而无私的商业合作上，是不是在重蹈胡佛的覆辙呢？至少，新政的参与者们逐步倾向于这一结论。1934年晚些时候，在一次改组的幕后，杰克逊将军在倾盆大雨般的“猛烈攻击”之下黯然离任，自由派律师唐纳德？R。 里奇伯格走进了NRA引人注目的中心，许多年后，在回顾这场崩溃的时候，他写道： 最悲剧性的后果是，它不幸证明了：总体上，商人们对于为了保护自由企业的目的而对商业实施积极的管制，既没有认识到的它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它的基本原则。
较少带有派性色彩的观点倾向于把“蓝鹰”看做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一方面，在自由竞争中缺乏绝对权力的分散，另一方面，想当然地认为无情的效率存在于总体国家中。它的官僚主义味道刚好足以冒犯很多美国人的口味。NRA最好的特征，多半得到了1937年抑制歧视性贸易惯例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案”的挽救，得到了1935～1938年间所通过的一连串仁慈的劳工法律的挽救。罗斯福本人被最高法院的反对给激怒了，认为那是对个人的侮辱，但在全体国民当中，对此表示惋惜的似乎很少。
围绕NRA争吵不休（“计划经济”对“粗犷的个人主义”）的两年，为另一场争论搭好了全国性的舞台，这场争论几乎是以一成不变的重复持续下去，与新政相始终。批评总统政策的主要喉舌是新闻媒体，说到媒体对罗斯福的敌意，其根源颇值得在这里讨论一番。围绕新闻出版行业的法规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NRA官员试图禁止报贩当中的童工——这场争论很早就引起了媒体业主的不满。某些出版商不厌其烦地指出，“赤脚报童”是自立自强的神圣标志，尽管沃登？刘易斯？E。 劳斯做证说：纽约州新新监狱的10个囚犯当中就有7个人在小时候卖过报纸。在雇佣职员方面，NRA关于工时、工资和公平执业的提议，对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1933年的晚些时候，这个团体提交了一部法规，既没有规定最低工资，也没有缩短工时，并声称，强迫接受更严厉的政策将会妨碍出版自由和某些公民服务的履行，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服务把新闻业与普通的商业区分开来。最终，1934年2月，签署一部看上去任何人都不满意的妥协法规。
作为在蓝鹰之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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