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方式都无法改变。那是生命里的一个印记，是文化里的一种沉淀。
中国的文化让杨澜在纽约的学校里一直保持着低调，好人缘让杨澜在同学中很受欢迎，于是杨澜的好说话就成了大家对杨澜尊重的一种方式，但杨澜内在的张扬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会爆发出来，让大家知道，修养有时候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同样充满着迷人的智慧和震撼他人的魅力。
纽约是个有钱人和有才华的人聚集的地方，在杨澜的班上就有很多来自有钱家庭的子弟，这些人缺少中国式的礼教约束，个性的张扬让他们往往自我感觉良好。杨澜平时对于这些同学都一视同仁，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就对谁有什么看法，但有时候杨澜在替别人伸张正义的时候，也会让大家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不会想到杨澜这样美丽温顺的女人也会发火。
杨澜有个同学杰斯立说话就很霸道，艺术的个性与气质让杰斯立在跟大家合作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小插曲或不愉快。这些插曲并不影响同学们之间的情感和友谊，但有时候却是这样的小插曲让大家见识了杨澜的性情。
有一次拍摄一个电影作业，杰斯立的分工是导演。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的气势。杨澜的中国特性让她觉得不需要争执什么，虽然杰斯立说话霸道，可是人并没有什么恶意，更何况大家又是同学，又都是为一个电影作业合作的，就处处忍让着，为的是可以出最好的作品。可能就是这些没有说出来的想法，让杰斯立开始说话肆无忌惮并有点盛气凌人了，这些大家就开始“反抗”了。
讨论分镜头剧本时，杰斯立表现得很武断，也很自以为是，别人的意见自己不听，还经常的打断别人的意见，同组的一个女孩子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她反驳着说：“杰斯，我们大家是在讨论，不是给你一个人打工。”
杰斯立也毫不示弱，有点蛮横地对玛丽亚吼叫着：“你懂什么？我的意见是最好的！”并转过头来问杨澜：“不是吗，杨？”可能他觉得在这些人中间，只有杨澜好说话吧。
东方的典雅在杨澜身上再次展现出迷人的魅力。杨澜微微一笑说：“对不起，意见到底好不好，不在于有没有人赞成，关键是看对片子有没有帮助。毕竟镜头是为主题服务的。如果不能为主题服务，我觉得是画蛇添足！另外，我觉得你应该注意绅士风度，你刚才对玛丽亚说话的方式和声音与您的身份有点不太协调。”
杨澜的不卑不亢让杰斯立感觉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没有想到杨澜会这样来对待自己，并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觉得很难堪，唯一的同盟者或者说是支持者竟然是一种大智若愚的睿智心态，并给自己了一个闷棍，他受不了了。
“什么？你什么意思？”杰斯开始烦躁起来。他没有想到平时温柔谦和的杨澜竟然说出了问题的关键，并谴责了他的失礼。
他不耐烦地说：“你懂什么？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对这句话，杨澜显示出了一个成熟电视人的大度和中国气质所带来的内在的涵养，她说：“你会明白的，因为你的想法不能为电影服务，当你的所作所为不能为艺术锦上添花的时候，你就是在浪费胶片，就是在走弯路。对于你跟我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我不在意，我想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修养和人格魅力上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这样的对一个女士说话吧？”
一直没说话的另一个同学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你以为就你懂抽象？我们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
晚上，杨澜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并告诉杨澜说，他已经跟其他同学道歉了，希望大家都能原谅他。最后杰斯很真诚地对杨澜说：“谢谢你。谢谢你们。”
杨澜的同学里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都在与杨澜的学习生活里表现着不同的精神世界。佛上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杨澜的这些同学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不同的世界，杨澜在跟他们共同学习的时候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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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之间的性情（2）
比如上面的杰斯，杨澜后来就经常向他请教抽象电影问题。
不同的人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人生启迪，杨澜在自己的同学身上学习到了更多的书本以外的知识，这让杨澜开始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杨澜的另一个同学安德烈，带给杨澜的知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计划，特别是影视制作上的前期预算，这是保证质量的前提。因为安德烈在制作电影作业的时候，就常常的发生资金不够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他家有钱，所以，做电影作业的时候根本没有一点计划，你想这样来做电视能不超支吗？
安德烈的父亲是个医生，经营着一家很大的私人医院，家里很有钱。因为有钱，所以安德烈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预算规划。他在做电影作业的时候，就很浪费胶片，学校给的有限费用根本不够他折腾，常常是还没有开始，就没有胶片了，于是就只能自己买，反正家里有钱。有困难的同学，他也经常来救急，让杨澜感觉到同学之间的情意。但杨澜从安德烈身上同时也看到了，做一个制片人一定要有计划，不然做电影是会透支的。
还有因为喜爱电影而抛弃优越工作的蒂姆，他让杨澜感觉到喜欢一样东西，其实是可以放弃所有的。杨澜觉得，她这些同学，有什么就说什么，性情像孩子，不像有些人总是有什么却不说什么，很多话都压在心里，城府很深，不容易接触。跟这些同学在一起，杨澜觉得轻松惬意。大家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好像从来没有过艺术上的争执一样。
在这样的环境里，杨澜怎么能不成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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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人格魅力
杨澜的那些大学老师也给杨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有师徒如父子的说法，用一种人际关系来真实地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美国读书的700多个日子里，一些老师对杨澜的关照，也让杨澜在心存感激的时候，对他们念念不忘。毕竟杨澜在这里的所学所知最后让杨澜成为一个成功的电视人。让杨澜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很长时间外交官的一个人，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他教授的课程是“现代外交”。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穿便装上课的教授很多，但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没有穿过一次，每节课他都西服革履，一丝不苟，上课时的说话也是字斟句酌，不露一点破绽。如果不认识的学生走进来，一定想不到这是课堂，可能会以为是外交官的演讲呢。这样的严谨给杨澜留下深刻印象，也使杨澜意识到，服饰对一个人的仪表有多重要。
虽然麦特劳克教授服装规整，语言严谨，但他的课却很生动，他总会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现身说法，让大家意识到外交上的一些小细节的重要性。他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有一次，教授应邀参观农场。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教授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有穿自己平时习惯的西装，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教授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让教授很尴尬，一直解释着误会，但这次经历让教授意识到，不能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任何疏忽有时候都会导致错误，有些错误能犯，有些错误却是不可饶恕的。
有次，教室里的空调坏了，当时天气很热，教授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汗水，后来实在热的受不了，他脱下西装上衣，很认真地搭在椅子后背上，却不解开衬衫的领子和袖口，领带也很“严肃”地坚持在自己的岗位。杨澜被感动了，因为教授当时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杨澜知道，教授是在以身作则，也许教授本身就有这样的好习惯。杨澜从教授身上看到，如果一个人能战胜自己的欲望，抵御住外界的诱惑，这个人一定会在任何场所里都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另一个对杨澜帮助很大的教授，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杨澜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也是杨澜的指导老师。这是一个很慈祥的老头子。报纸记者出身让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并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编辑部做了20年的高级编辑。杨澜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做人最忌讳一个“懒”字。
约翰逊教授说：“懒，会让你一事无成，所以，你们在这里的学习第一步就要学会忘记这个单词。让你的心勤快、让你的手勤快、让你的视觉勤快、让你整个的人都勤快。
教授为了锻炼大家的写作能力，要求杨澜和其他学生每周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杨澜在这上面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因为杨澜知道，这虽然是作业，但其实都是对自己的锻炼。
杨澜不满足于停留在身边的事情，比如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报道里。杨澜觉得那样做就是带上了惰性。杨澜宁愿出去跑新闻，于是，杨澜的报道作业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百老汇剧的采访，也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有时候是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或者是街边的流浪汉。
杨澜最得意的一次作业报道的是“关于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当时，杨澜一个人到治安不是很好的哈雷姆区去采访。杨澜先后采访了黑人聚会的教堂、黑人社团及黑人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作业完成后的效果可以想象，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
作为范文，约翰逊教授在后面做了评论，被大家看到了。上面这样写着：“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