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上述原因，闲置土地收回的政策执行一直存在较大弹性，当风头紧、市场好、需要放大土地供应时则收紧政策绳索，警告闲置土地开发企业；当市场走弱时，则放松执行。导致时至今日，因拖欠土地出让金被收回的土地时有耳闻，因闲置收回土地的案例则少能列出有代表性的地块。
如今，老的闲置土地尚未完全开发利用，新的高价地又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地荒论”不时抬头，闲置土地处理不能再继续纸上谈兵了。
那么要打破这种现象，个人觉得，第一如果政府能出台政策把土地出让金大部分都收归国有，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失去拍地的冲动，因为他们这块没有太多的利益，那么在执法上，就会采取更大的力度；第二，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那必须得管住上市房地产公司，需要由国土资源部门和证监会对这些公司进行监督，尤其是管住这些大公司，而不是像一些地方政府把一些小开发商处罚一下，杀只鸡给猴子看，只要管住这些大公司，自然而然小公司就会去遵守这个规则了。
被回收的地块
2005年7月，上海两家公司以545亿元高价取得的“地王”——新街口铁管巷地块，因不按合同约定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被南京国土局收回，并没收8 150万元土地出让保证金。
2008年7月，南京华光地产的江宁地块被收回，原因是未能及时交纳土地出让金，定金损失在5 000万元以上。
2008年8月，中莱投资有限公司以4475亿元（广州地王）拿下广州科学城一块472万平方米的土地被回收，其竞买保证金8 000万元被没收，并被禁止继续参与该地块竞拍。
2008年11月，南京新城创置房地产有限公司主动要求退回一幅总价236亿元的江宁地块，为此付出损失定金3 540万元的代价。
2010年1月，香港九龙仓集团与招商地产在南京以241亿元（南京第二高地价）如愿拿下的G82号地块被收回，约23亿元保证金被没收。
2010年1月，北京大龙地产以505亿元（北京地王）拍得顺义区后沙峪镇天竺开发区22号地被收回，并没收2亿元保证金。
地产总监的中国式生存之道
某营销专业人士受邀到某地产企业任职，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番之际，却受制于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一些无形的制约，最终抱负难展，去意彷徨。
中国企业发展阶段决定了企业的发展现状，有着国资背景的企业，要么依然保持着像政府机关内人际关系哲学的本质，为人处世讲究的是政治；要么有着现代化企业的牌子，内在仍旧是一言堂一把手决策的现实。
国企如此，市场化成长起来的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这和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在企业发展初期，往往是靠企业领导者的卓越个性来引领企业发展，某种程度上，企业领导者本身和企业已经密不可分，比如海尔和张瑞敏、联想和柳传志、万科和王石等。
规模大的企业如此，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也不例外。现在有着大量的父子企业，“富一代”完成创业和发展期，正着手规划培养“富二代”接班，这样的家族企业也相信程序化管理、集体决策，但大多只抓住形而忽略了神，最后搞成了四不像：程序复杂，决策缓慢。
茅盾文学奖为何饱受诟病，原因就在于它的评判形式，集合多个领域专业投票评审的结果只能是大家相互妥协的结果，产生优秀作品的概率有，但错失最好的作品的机会可能更大，一个频频出现中庸之作的奖项被人诟病当然也就不足为奇。
企业管理也是如此，看似科学先进的集体决策，其实往往是诞生平庸之作的摇篮，程序化管理、集体决策不过是形式，内容仍然是老板个人决策。不论是哪种情形，在目前中国企业发展阶段的现实状况下，留给职业经理人的选择并不多。
如果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看，中国现阶段并不具备西方式职业经理人生存的环境，作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在适应和离开两种选择中，选择适应可能是无奈却又不得不做的选择。如果选择适应，不能改变环境时只能改变自己：生存之道是必须读懂企业内在的人际运作规则。商道即人道，而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作只懂人道可能还不够，还要懂得政道。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情况也许稍许乐观一些。民营企业与国资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政治性要弱很多，所有权者和经营状况毕竟休戚相关，与其被所谓的集体决策、形式化的管理窒息而死，不如尝试突破，把挡在你面前的人一个个踢开。不过这么做的前提是，你有必胜的能力和魄力，做不了英雄就只能黯然离场。但这并不是最典型的中国式生存之道，只适合极少数天才级的人物。
而事实上，在更多的时候，不论是在国企还是在民企，作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除了选择适应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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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发商和购房者的关系与博弈
这些年，要说被大众骂得最多的行业有哪些，除了中石油、*这些垄断企业之外，那就是房地产开发商了。近年来由于房价高涨，房价严重脱离居民的实际收入承受范围，大多数人在高房价的压力之下，抱怨很多，因此开发商被冠以“人民公敌”，一时间几乎人人喊打。
*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开发商独占社会进步带来的财富引发大众的仇视心态。”他认为，地产财富的增加，除了少部分是个人的努力之外，大部分是社会的进步，而地产商独占了好处是社会仇恨的来源。*的话有道理，一针见血地阐明了大众为何对开发商仇恨的根本原因。一个家庭三代人辛苦一辈子的血汗钱可能被一套房子而彻底“吸干”，甚至还要透支青年人数十年的劳动回报，大众创造的财富被房子洗劫一空。
但事实上，从概念上说，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指：以盈利为目的、从事专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及中介服务活动的企业群体。我国的经济统计中的房地产开发商数据是专门针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数据统计，但不是中国的全部房屋建设和住宅建设的数据。
1995年1月1日生效的《中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其第二条中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
法律中明确规定只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出让的土地上才能进行房地产的开发行为，换句话来解释，即非商品房的、非国有出让土地上的任何建筑事宜都不是房地产开发，所有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如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等都不属于房地产法中规定的房地产开发范围，也不是开发商的责任。
因此，首先，开发商的行为是法律规定范围的行为，合法；其次，房地产开发商作为企业，追求盈利和效益最大化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最后，房价高涨不下，与建筑原材料成本、土地成本、税务成本、审批流程等一系列环节的因素紧密相关，在房地产项目作为商品到达消费者手里的过程中，又有多少说不明白的成本？说起来，房地产商也有倒不完的苦水。
要问政府和开发商是什么关系，就像在房市危机时任志强高喊的：“要死绝对不是开发商先死，而是银行先死。”这*裸地表示如果开发商完蛋了，中国的金融系统也会崩溃；后来冯仑的高论“开发商要做楼市猪坚强”，表示开发商就是从500斤“瘦”到100斤，他们也不会降价。地方政府开始救市，足可以看出政府和开发商的共同体本质。这仅仅是一个目的，稳定市场才是真谛，假如真出现房地产危机，可能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说到底这是社会、经济问题，而不仅仅是谁和谁的问题。
社会大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不能有效控制房价上涨，政府不作为推高房价等。当购房人的种种怨气没有地方发泄时，就统统倾泻到政府头上。其实，政府在高房价问题上，是有责任的，例如，主要是被动应付，没有出台积极稳妥的解决措施；总是在既成事实面前，才采取控制措施。必须指出，高地价并非政府刻意主导，当开发商因竞争抬高地价时，没有哪个政府官员会说别抬了，就此打住吧。本来，土地收益归全体老百姓所有，为什么不能出价最高者获得开发权呢？价格最高，掏钱的是开发商，是有钱人，政府收入国库后，可以用来修路、建学校、充实社保基金等，让更多的人受益，有何不对？政府严格保护耕地，保证粮食的低价格，有何不妥？所以，政府要改变行为，荡涤不良，百姓也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不能为偏见所左右。
总的说来，房价过高有多种原因，如中国人的习俗问题、政治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监督问题等。
别让比窦娥还冤的房地产再冤下去
世界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发布报告称，中国经济有望在2020年超过美国，到2030年全球十大经济体可能为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德国、墨西哥、法国和英国。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基于呆板数据推算所得出的结论，根本经不起长达10年岁月的验证，但愿国人不会因此而喜形于色。
相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仍在百名之后，似乎与老百姓更为休戚相关。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55％以上，而中国则不到42％，关键是还在呈逐年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如何提高劳动所得才是真正关乎民生民心的大问题。
与人均GDP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