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太平洋地区驻有26个师，而在美国本土却一个师也没有。美国因负有重建日本、德国（以及奥地利）的政治义务，所以它就“呆在那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是越岛作战，并进入北非、意大利和西欧战斗过，因此便在这些地区留驻军队。但是，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军人），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很快回国，将美国武装力量的部署恢复到1941年以前的状况。这种想法虽使丘吉尔大吃一惊，并引起了奉行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的注意，但要使时钟倒转是不可能的。犹如1815年后的英国人那样，这次轮到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各地的非正式影响已发展成为无法摆脱的更加正式的影响了。像英国人一样，每当美国人想画一条安全界线时，他们就会发现“不安全的新边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种新秩序的经济情况至少是人们可以预料到的。在大战中，国际法学家们（如科德尔·赫尔）就曾正确地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具体地说，是保护主义的关税、不公平的经济竞争、获得原料的途径有限、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引起的。这种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的信念，受到了出口型工业的有力冲击。出口工业界担心，如果不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来吸收产量激增的美国产品，随着战后美国政府开支的减少，出口工业就会衰退。此外，美国军方坚决（甚至过分地）主张，美国应控制（或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关键性的战略原料，如石油、橡胶、金属矿藏等。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便使美国致力于建立某种有利于满足西方资本主义需要（尤其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繁荣起来）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从长远看，符合亚当·斯密的保证：“不受阻碍的贸易越能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全面提高生产率，进而增强所有人的购买力就越有可能。”这样，在1942—1946年间，世界上便出现了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还缔结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这一新的经济制度下，希望能保证获得复兴与开发资金的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屈从美国的要求，同意自由兑换货币和开展自由竞争（就像英国人那样，尽管他们还努力保持帝国特惠制）；否则就须像俄国人所做的那样，发现这一制度与其社会主义控制制度水火不容时，完全避开这一制度。
这些安排在实践中是有缺陷的。第一个缺陷是所提供的资金根本不足以医治6年总体战造成的巨大创伤。第二个缺陷是，放任自流的体制必定只对竞争能力最强的国家有利，也就是说，只对未受战争破坏、生产力膨胀的美国有利；而对那些因受战争破坏、设备差、竞争力弱的国家，如：边界已变动、难民成群、房屋被炸、机器破旧、债务深重、失去市场的国家却非常有害。直到美国察觉欧洲普遍不满，苏联的影响日益扩大的危险同时出现时，它才被迫制定了“马歇尔计划”，答应为大规模恢复“自由世界”的工业提供巨额资金。但是，到这时已出现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与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订立安全条约齐头并进的局面。这与英国在1815年后四处建立基地、订立条约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是，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总的来说，英国能避免与其他主权国家过多地建立固定的和含混的联盟关系，而美国现在则承担这种义务。确实，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的这些义务几乎都是“对事件做出的一种反应”。但是，无论承担这些义务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其结果都是使美国一反自己早期的历史，而过多地卷入了国际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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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6）
1945年时的美国决策人看来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相反，许多人还认为，这不仅是“显示天意”，而且还认为他们现在已有了宝贵良机，由美国来理顺被原先的大国搞得乱七八糟的关系。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狂喜地写道：“美国的经验是通向未来的关键……美国在全人类的国际大家庭中必须是老大哥。”美国还鼓励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效法美国人的自助、企业家精神、自由贸易和民主等原则，对中国尤其寄予厚望。赫尔写道：“这些原则和政策对增强各地自由人民的正义感、权利意识和福利意识大有裨益，整个国际机制在几年之内就能运转得令人相当满意。”美国人人乐观，既然方向正确，根本不考虑用“胡萝卜加大棒”是否能说服英荷老牌帝国主义者、欧洲左倾政党和冷面孔的莫洛托夫。一位美国官员甚至说：“现在轮到我们在亚洲击球了。”其实他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几乎在世界各地击球了。
美国势力最难渗透进去的地区是苏联控制的地区。苏联自1945年以来，一直自称是打败法西斯的主要国家。根据苏联红军的统计，苏联共歼灭了德军506个师；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和被俘的1 360万人中，有1 000万人是在东线损失的。甚至在第三帝国崩溃之前，斯大林还向远东调去了几十个师，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向在满洲的已大大削弱的日本关东军开战。因此，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三天后苏联的对日宣战，就不令人惊奇了。西线的长期战事不仅完全改变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扭转了其1917年后地位暴跌的局面，而且的确还使俄国几乎恢复了它在1814—1848年间在欧洲的地位（当时它庞大的军队充当着东欧、中欧的宪兵角色）。苏联扩展了它的疆域：在北方割取了芬兰的部分领土；在中部掠取了波兰的一些领土；在南方则吞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被重新并入俄国；它还深谋远虑地将东普鲁士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一小片地区划归己有（路塞尼亚或次喀尔巴阡乌克兰），从而获得了直接进入匈牙利的通道。在其西面和西南面，势力壮大的俄国建立了由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挣脱约束前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组成的新卫星国“防疫线”。在它们与西方之间就是臭名昭著的“铁幕”。在“铁幕”后面，共产党的官员和秘密警察决心使这一整个地区以完全不同于科德尔·赫尔所希望奉行的原则行事。远东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苏联对中国东北、北朝鲜和萨哈林岛（库页岛）的迅速占领，不仅报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一箭之仇，而且还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人联结在一起，而后者也是不可能接受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苏联势力影响的增长虽使人难以忘怀、不容忽视，但其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美国受惠于战争的繁荣经济相比，则大为逊色。俄国人口损失骇人听闻：军队损失750万人，600～800万平民被德国人杀害；再加上因粮食减少、强制劳动和大量增加工作时间而造成的“间接”战争损失，“在1941—1945年间共有2 000～2 500万苏联公民过早地死去”。由于伤亡者主要是男子，两性的不平衡使国家的人口结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在德国占领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物质损失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被占领地区的1 160万匹马中，被宰杀和掠走的达700万匹，2 300万头猪中被抢走2 000万头，万台拖拉机、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和大量的牛棚、农场等其他建筑物被毁。运输网遭到的破坏是：万公里长的铁路线被毁；损失了15 800台机车、万节车皮、4 280艘内河船舶和被占领区内一半的铁路桥。这一地区近50％的城市居住面积、120万幢房屋被毁，农村地区房屋被毁达350万幢。
许多城镇变为废墟。成千上万个村庄被夷平。人们都居住在地下的洞穴中。
因此，俄国人一进入其德国占领区便大肆搜刮，把工厂设备、铁轨等一切可搬走的东西都弄走，并要求其他东欧国家赔偿（罗马尼亚用石油、芬兰用木材、波兰用煤）。对此，人们没有必要感到奇怪。
确实，苏联在军工生产和前线作战方面都战胜了大德意志。但是，苏联的胜利是靠大幅度减少其他部门——消费品、零售贸易和农产品供应（虽然粮食产量的减少主要是由德国人掠夺造成的）的生产和活动，集中力量进行军工生产获得的。总之，1945年的俄国在军事上是一个巨人，但在经济上已沦为一个丧失了生活必需品、穷困潦倒的穷汉。随着租借物资供应的中断和苏联因美国附加的政治条件而拒绝接受美国的金钱，苏联就又恢复使用它在1928年后利用本国资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老办法：继续强调生产资料（重工业、煤炭、电力、水泥）的生产和发展运输业，从而给消费品工业和农业生产带来损害，并且自然地将军事开支从战时水平上削减下来。结果，苏联在克服了最初遇到的困难后，在重工业方面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奇迹”，其重工业产量在1945—1950年间增长了近1倍。为了重建国家实力源泉，达到这一冷酷的目标，斯大林政权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把大多数俄国人的生活标准降低到革命前的水平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苏联工业的发展犹如其1922年以后的情况，工业生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战前的产量。例如，乌克兰冶金业和电力工业的产量在1950年前后才达到或刚刚超过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的影响，俄国的经济发展再次停滞了大约10年的时间；更为严重的是，从长远看，至关重要的农业部门继续受到忽视。由于停止执行战时强制性应急措施和投资不足，（和瞎指挥）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产量暴跌。斯大林到死也未改变他对农民的怨恨，不同意农民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