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的确，随着约翰逊政府增兵越南的升级，华盛顿的决策者时常焦虑不安的是：在不致引起曾在朝鲜战争中发生过的那种中国干预的情况下，他们能走多远。从中国政府的观点来看，它必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下述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北方同苏联人的冲突的加剧，是否会像南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空中作战行动的不断升级那样，都对中国不利。可是，尽管中国本身与不同种族的越南人的关系在传统上一直是敌对的，并且它对俄国提供给河内的军事装备的数量深表疑虑，但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执政时期，大多数西方人士却没有看到这些紧张现象。
人们很难从多方面（不管是从表面上，还是从实际上）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漫长的军事行动对国际力量体系，或对美国的国民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尽管方式不同，大部分美国人对其国家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的看法，仍受那场冲突的强烈影响。事实上，这是由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进行的一场战争，而由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电视台和报刊每天对战场情况和琐事的报道，致使这场战争变得更加公开化；这是美国绝对打败了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否定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宝贵经验，毁坏了一系列人士——从四星上将到“最聪明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声誉；这场战争同时推动了，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和利益权衡等方面的一致性的分裂，带来了通货膨胀，史无前例的学生抗议，城市内的骚乱，并随之导致水门事件危机，一段时间内使总统领导本身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场战争似乎使很多人在对待国父们的一切教导上处于痛苦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矛盾之中，使美国在整个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不受欢迎；最后，从越南回国的美国大兵感到羞惭的面孔和所受到的无人关心的待遇在10年后引起了反应，从而使得有关这次冲突的回忆继续不断地通过战争回忆录、书籍、电视文献片以及个人发生的悲剧等形式冲击着公众的良知。所有这一切事实意味着，越南战争虽然从伤亡数字看小得多，但对美国人民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所发生的影响一样严重。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人民个人和心理方面所受到的巨大影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们把这些影响说成是美国文明及其法制体系所发生的一场危机。唯其如此，这些影响还会继续发生作用，而根本不管这场冲突的战略格局和大国的作用如何。
但是，后面提到的这两个方面是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首先从下面一点谈起：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服有益的、使人清醒的清凉剂。它提醒我们，军事装备和经济生产力的巨大优势，并不经常并自动地转化为军事效能。这一点并不损害本书的主线，这条主线强调：在大规模的、持久的（并且通常是联盟）大国间的战争中，在交战各方都平等地投入全力争取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和技术起着重要作用。从经济上看，美国在生产力方面可能比北越拥有50～100倍的优势；从军事上看，美国方面拥有的火力（就像某些鹰派分子所说的）能够把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的确，它可以使用核武器把东南亚整个抹掉。但是，这不是一场让这些方面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效能的战争。美国由于害怕国内舆论和世界反应而不敢对从来就不可能对美国本身造成重大威胁的敌人使用原子武器。美国担心在一场合法性和效力都越来越成问题的冲突中遭受严重伤亡，从而引起美国公众的反对。这种担心同样对美国政府的常规作战方法的运用起到了制约作用；使美国对空中轰炸活动作出了限制；不能占领通过中立的老挝的“胡志明小道”；不能夺取载运武器开往海防港的俄国船只。重要的是，不促使这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参加这场战争。这一切实质上把这场战争降低为一系列的小规模丛林和稻田交战，而在这类地形上美军的火力和（直升机空降）机动力优势便发挥不出来；相反的，美军不得不强调丛林战技术和部队凝聚力，这两点对于精锐部队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对于匆忙用征来的士兵组建的部队来说，却不尽然了。虽然约翰逊追随肯尼迪向越南一再增兵（1969年最高峰时曾达万人），但从未满足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需要；政府坚持认为这仍是一场有限冲突，拒绝征召预备役部队参战，也从未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4）
在对美国实际的军事实力不利的条件下打仗的困难，反映了一个更大的政治问题——（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不相适应。北越人和越共是为他们强烈信仰的事业而战的；没有这种信仰的人无疑也受到极权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政权的纪律的约束。相比之下，南越的政府体系则充满腐败现象，不受人们欢迎，处于明显的少数，遭到佛教和尚们的反对，得不到惊恐不安的、被剥削的和厌倦战争的农民的支持；忠于政府的本地部队和通常能征善战的部队不足以抵消这种内部的衰败。随着战争的升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为西贡政府进行的这场战争的价值提出了怀疑，并对腐蚀美国武装部队本身的一切表现——士气低落、不信任感的增长、无纪律现象、吸毒、纵淫现象、对土著人的种族歧视、战地的暴行（更不用说美国本身的整个形势或其更大范围内的战略态势的恶化）——表示忧虑不安。胡志明曾经宣布，他的军队甘愿以10比1的比例牺牲自己的人员。当他的部队十分轻率地由丛林中走出来进攻城市时（像1968年春节攻势那样），他们常常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他继续说，纵然遭到这么大的损失，他们仍会继续战斗下去。那种意志力在南越方面是看不到的。美国社会本身也没有这种意志力；它日益被战争的矛盾所困扰，不愿意付出一切牺牲去争取胜利。尽管后者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假定这一点对双方都至关重要，那么事实是，并且现实已经证明，开放的民主国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一场半心半意的战争。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基本矛盾，不论是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还是驻在关岛的B…52轰炸机，都不可能改变它。
在1975年4月西贡陷落后的10多年里，由于出版社仍在大量出版论述那场冲突的各个方面的书籍，人们仍然难以明确地估计出那场冲突可能会怎样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更长远的前景看，例如从2000年或2020年向后看，人们可能发现，这场冲突已对美国全球性的过分骄傲（或如参议员富布赖特所谓的“力量上的傲慢”）产生了一种有益的震撼，从而迫使这个国家更加深入地考虑自己的政治和战略上的利弊得失，更加明智地重新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1945年以来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换言之，这一震撼很像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或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受到的震撼，它们因此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和做出重新估计。
然而，现时对这场战争的近期影响，也不能视而不见。正当拨给约翰逊建设“伟大社会”用的国内开支也直线上升的时候，战争开支的大量增加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具体情况下面还将讨论。而且，在美国把大量金钱投入越南战争的时候，苏联却在稳步地拿出更多的钱来扩充它的核部队（这样，它就取得了大体上的战略均势）和海军。在这些年里，它的海军已成为一支执行全球性炮舰外交的主要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选民转而反对增加军费开支，使这种日趋严重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了。在1978年，“国家安全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低于30年来一直保持的数字。由于战争本身和此次战争后的削减所产生的后果，武装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的大改组，尽管是消除弊端所需要的，无疑妨碍了它们的效能。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越南，甚至使同情它的盟国也感到忧虑；它为了支持一个腐败政权的作战方式，疏远了西欧以及在更大程度上第三世界的公众舆论，并成为美国“疏远”了这个星球上其余的大多数人的主要因素，就像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它导致美国忽视拉丁美洲和产生这样一种倾向：以对不民主的政权的军事支援和反对革命的行动（如1965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来代替肯尼迪所希望的“进步联盟”。越南战争之后所发生的那场不可避免的、公开化的、关于美国是否在将来应为全球一些地区而战的大辩论，引起了现有盟国的不安，无疑也鼓励了自己的敌人，并促使动摇不定的中立国与另一方联合起来，以重新确保自己的安全。在联合国的大会辩论中，美国代表越来越受到围攻和变得孤立。自从亨利·鲁斯断言在人类兄弟般的友谊中美国将是各国的老大哥以来，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越南战争导致的另一个强权政治后果是，它使华盛顿可能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搞不清中苏分裂的程度，从而失去了采取应对政策的机会。因此，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忽视在1969年1月共产主义的大敌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后竟能如此迅速地改正过来。可是，用加迪斯教授的话说，尼克松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上的僵硬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品质”，而其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在他同其他大国打交道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尽管尼克松厌恶国内的激进主张，对（例如）阿连德的智利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政策持敌对态度，但据说这位总统在处理全球外交问题时却并不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对他来说，1972年下令大规模增加对北越的轰炸，以迫使河内更接近美国为撤出南越而采取的讨价还价的立场，和同年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