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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问题中，有许多问题还要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谈到。我们在这里把卡特和里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归纳在一起，目的在于指出：从整体来看，它们已经转移了对正在形成全球强权政治格局的更大力量的注意力；最为重要的是，两极世界已转化为多极世界，这一点基辛格很早就发现了，并着手进行调整。（下面还将看到，三个新的政治兼经济力量中心——西欧、中国和日本——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自己的问题，但与这里所讨论的无关。）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尼加拉瓜、伊朗、安哥拉、利比亚等国突然出现的问题上，仍然倾向于使人们看不清以下事实：受20世纪70年代全球政治格局发生的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是苏联本身。在本节结束之前，有必要对这一点进一步做些简要的分析。
在这些年里，苏联已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正如乌拉姆教授所指出的，由于其他事态的发展，这一点仅意味着：
苏联的统治者现在能够理解好多美国人在本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痛苦发现：力量的增强并不自动地（尤其是在核时代）使一个国家获得更大的安全。从几乎各种观点上看，不管是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还是从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上看，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比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要强大得多。可是，随着它的实力的大大加强，也出现了新的国际事态，提出了新的对外义务，这使苏维埃国家比以往，比方说比1952年，更容易受外部危险和世界政治的动荡不安的影响。
而且，甚至在卡特政府任期行将结束的那几年，美国就恢复了扩充防务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继任的里根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以很高的速度进行着，大有恢复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军事优势、加强美国的海上霸权和比以往更加强调先进技术之势。陷入苦恼的苏联人的回答——他们在军费开支和置办武器方面绝不能落在后面——并不能掩饰这一难堪事实：这样做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已大大减慢。并会使他们在高技术竞赛中处于不利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便处于需要进口大量外国粮食的窘迫处境，更不用说技术了。它的东欧卫星国，除了经过挑选的共产党干部以外，越来越表示不满；波兰人的不满尤其可怕，而重搞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种行动，似乎也无济于事。在南方，由于担心它的阿富汗缓冲国落入外国势力（可能是中国势力）之手，苏联在1979年搞了武装政变。结果，它不仅变成了苏联军事上的一个泥潭，而且对苏联在国外的处境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苏联在捷、波、阿的行动，大大减弱了苏联作为其他国家（不管是西欧的，还是非洲的国家）的“模式”的吸引力。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像在伊朗那样，它既反对当地共产党人，也反对亲美集团。不仅如此，还有中国的无情的敌对态度，这种敌对态度由于阿富汗和越南的纠纷，在20世纪70年代末似乎变得比70年代初期还显著。如果说两个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已“失去了中国”，那便是俄国。最后，苏联的年事已高的统治者所具有的那种民族优越感和狭隘的怀疑心，以及国内的精英——权力集团——对涉及一切领域的改革所起的障碍作用，同美国的情况比较起来，有可能使苏联更加难以成功地做出调整，以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力量对比格局。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7）
上述这一切应当能使华盛顿获得某种安慰，并成为引导美国对外交政策采取更松动和更缜密的看法的指南，甚至当外交政策遇到意料不到的、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应当承认，在某些问题上，如改变以前对台湾的支持，里根政府更多地是从实用主义和和解的立场出发的。可是，他在1979—1980年大选期间所说的话很难摆脱掉，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话并不只是浮夸之词，而是对世界秩序和对美国注定在其中的地位的一种基本看法。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任何国家要是充满这类情绪，它们就总是难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处理外部事务；相反，它们必定会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干。
五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1971年7月，理查德·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对一群新闻媒体执行人发表讲话时再次指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五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1/3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假如经济力量果真如总统所说的那么重要，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冷战早期以来世界经济变化的情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尽管国际间的贸易与繁荣难免受到偶然###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可能构成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是可以探测的。
正如本书前面所有的部分一样，此处用以进行比较的经济统计数字并不精确。更何况自从马尔霍尔统计学字典问世以来，各国政府和各个国际组织所聘用的专业统计学家人数不断增加，统计技术日趋复杂，要进行确切的比较又谈何容易！“封闭”社会不愿公布统计数字，各国对收入和生产的统计方法不同，汇率动荡不定（尤其是在1971年决定放弃黄金汇兑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后），这一切给任何一个系列经济统计数字的正确性都投下了怀疑的阴影。但另一方面，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统计数字所揭示的蛛丝马迹，又可以用来发掘其内在联系，进而推导出今后发展的大趋势。
贝罗克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特点，正确地描述为“一个绝对空前的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1953—1975年间，年均总增长率达到令人瞩目的6％（人均产值为4％），即使在1973—198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按照历史上的标准，这一水平是相当了不起的。贝罗克本人计算的“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与罗斯托的“世界工业生产”数字基本吻合，前者提供了下面一组令人目眩的增长数字（见表39）：
表39。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1830—1980年）
（1900年为100）
贝罗克还指出：“1953—1973年间累计世界工业产量可与1800—1953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总产量相媲美。”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的恢复、新技术的发展、持续不断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将工业化扩展到第三世界等等，这一切都有助于影响这个戏剧性的变化。
更进一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与两次世界大战被扭曲了的时代相比较，1945年之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也足以令人惊讶（见表40）：
表40。世界贸易额（1850—1971年）
（1913年为100）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正如阿什沃思所指出的——到了1957年，世界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初级产品。这是几十年来制造业总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增长（也相当可观）的结果（参看表41）。
表41。世界生产增长百分比（1948—1968年）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从制造业以及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贸易的巨大增长中得到说明。但是，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日益旺盛的需求，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一事实，意味着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几十年来要比20世纪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尽管西方帝国主义曾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带来损害，但当工业化国家进入扩张时期时，这些社会的出口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受益最大。福尔曼·佩克认为，19世纪当发达国家的“开发型”经济（如英国那样）迅速向外扩张的时候，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也蒸蒸日上——反之亦然，当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国家陷入大萧条阶段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遭受的打击也最大。1950—1960年代，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再度繁荣，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欠发达国家因而又出现了较大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贝罗克的统计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在世界同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稳步增长，以1953年为起点（），1963年上升为，1973年为，1980年达12％。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一直呈增长的趋势，从1960年的增至1970年的，再增至1980年的。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8）
然而，如果按照第三世界绝对人口数进行平均，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成比例，其贫穷程度实在令人惊讶！1980年，发达工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 660美元，像巴西这样中等收入的国家为1 580美元，而像扎伊尔那样的第三世界穷国却只有250美元。事实上，欠发达国家虽然制造业总增长比例日益上升，但各个国家的受益却并不均等。早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殖民主义者撤走之后（许多国家的确撤走了），一些热带地区国家之间就存在着相当悬殊的贫富差别。由于这些国家的产品的需求量不均衡，由于它们所能够得到的援助多寡不一，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以及国家难以控制的经济力量的作用等等，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可以使一个国家连年田园荒芜；内战、游击队的活动以及对农民强行迁移，可造成农业减产和贸易萎缩。花生和锡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可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