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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方盆景一样；如果说邢小丽是一朵艳开的大都市的“恶之花”，娇艳，浓郁中漫溢邪气，那么张梅；就是一朵淡雅的梅花，淡幽的芳香中透着灵气，更加绵长，持久。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越来越对这个略带孩子气的上海女孩；带着一种理解和疼爱。她美丽；但是不如邢小丽般带着成熟女人的诱惑；她聪明；却没有周围物质男女的野心；她精明；却又没有通常上海女人的小家子气；她敢去爱一个人；带着小女人般的脾性和最坚决的勇敢。作者在张梅身上也许是寄托了某种理想的；他让她在爱情的道路上慢慢完成了自身的蜕变。
相对于旧派的上海女性张姨；张梅身上体现出了敢爱敢恨的新女性气派。张姨一辈子忍辱负重，只能和老宋偷偷约会。张姨是现实的，老派的，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她期望女儿能找个人过平和而光鲜的生活；在崔遭受磨难之后，她表现出了一个母亲袒护女儿的私心。而张梅是决绝的，新派的，敢于为爱付出一切，忠诚于自己的内心也许比现实的考量更重要。张梅表现了新上海女性的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执着的心——无怨无悔，只为真爱。
小说的结尾；张梅和崔隐居在安徽的天子湖畔。在经历了痛苦和牺牲甚至是自我抛弃后；张梅从一个满带偏见和小缺点的上海姑娘成长为一个能包容敢付出的女人。岁月的流沙洗净之后，身份，偏见，傲慢，一切都已经并不重要，两颗真诚的心彼此交融。也许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中有这样一个女人吧；在繁华落尽后能与之生死与共。那么；对于张梅；作者在进行塑造的时候；到底是一种关乎上海女人的想象呢，还是一种男人心态的期盼呢？
“上海城市肖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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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魅影，在想象与回忆之间
上海先生
城市，对于此处出生的人来说，应该是先有记忆，再延伸自己的想象；而对于外来的人们，则是先有想象，再构筑自己的记忆。这两者间有多少距离，我们往往很难分辨。葛红兵在《财道》或许可以做这种衡量。
主人公崔均毅被设置为一个从江北来上海的年轻人，他刚到上海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描写：“多年来，那个热的江面构成了崔钧毅对上海最深刻的印象，……那些黄昏中静默着却无风而动的柳树和上海这个城市有着神秘的联系。想像中的上海应该是在那些高楼大厦里的，不应该是一些柳树。”
这段话包含了两种意思：首先，这是崔钧毅对于上海的第一记忆。其次，在这段话的结尾，表达了以往的崔对于上海的想象，高楼林立，的确是一个现代城市的经典标志。城市的想象往往是单一的，而城市的记忆则是基于与想象的对比。
在《财道》中，上海人形象不同以往。作者毫不吝啬地将上海人形容成“做什么都要上道，上海人最重的是道儿”，“上海人，其实外冷内热的……骨子里，上海人是最懂得体恤别人，关心别人的，他们都是些热心肠的好人。”
看到这番赞美，上海人可能会有一种陌生感。在住房紧张，一幢小楼拥挤着数户人家的情况下，现实空间的拥挤造成了心理空间的防备，上海人很难摆脱城市带来的疏离感，石库门始终沉溺于一种家长里短的暗潮汹涌之中。葛红兵对于石库门的一点叙述倒是和我的记忆极其吻合：没有灯的黑暗的狭窄的楼梯，每一级都很高，有种目眩的感觉；楼梯的扶手总是因为油烟和灰尘的结合，显得永远擦不干净，也永远不会有人擦。
石库门中的张姨，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烧了一手味道纯正的“本帮菜”。如同《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的娇蕊，她总是在不经意或是刻意中流露自己仅剩的那点风情，并以对房客有意无意的挑逗为乐趣之一。当然在文章的最后，她仿佛已经失去这样的精神，露出了疲惫而又不那么精彩的一面。她终究是一个老女人。是不是一个老了的上海女人，似乎很难讲。
上海的传奇赋予了上海无穷的吸引力，但这些传奇更多的来自于所谓的上层，或是正在走向上层的准上层，和普通的人没有关系，和庸庸碌碌的路人甲乙没有关系；对于他们， 《财道》就是一个听过就忘，说过就算的传奇而已。
我们都宁可相信上海滩有传奇，但上海人看它，会不会和记忆中的上海重叠；异乡人看它，会不会和想象吻合？就如张梅那随口习惯了的“乡下人”，它唤醒了上海人对于或真或假的自我身份的确认，也唤醒了异乡人莫名的“嫉恨”。或许，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传奇，一个城市就有多少可能。评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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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肖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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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道——富人向天堂》：打造“新海派”小说的时代精神
莫 非
上海是个海。一片财富、商机、资本、金融涌动的汪洋大海。
自开埠以来，无数职业经理人、投资者、冒险家、金融家的人生悲喜剧便不断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演。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综观二十世纪的上海文学史，除了茅盾的《子夜》运用社会分析的手法开创了民族工商业题材小说的先河，其他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或者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创作，或者沉溺于勾栏瓦肆等消费场所的风月描写，或者取材于家庭日常伦理的冲突，而对于宏观的资本和金融世界来说，“海派”文学相对是失语的。九十年代，新生代的作家如毕飞宇的《上海往事》、虹影的《上海王》等也多以旧上海为背景，对个体人物的历史命运进行深层开掘，但作品缺乏对当下时代的把握。俞天白的《大上海人》系列，发觉了海派文学的这种缺失，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全景式地描绘商业开放时代，但因为缺乏成功的人性刻画，也很快趋向沉没。但是对于小说家，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小说家来说，能否对当下生活发言、能否揭开生活表象背后的人生密码，或者说揭示出当下都市生存的内在精神，又是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从这种意义上说，葛红兵的小说《财道——富人向天堂》以一个苏北青年在上海证券业的迅速崛起为视点，将个人的成长与中国当代证券、金融业的整体面貌加以整合表现，正是试图开掘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新一代财富创造者的生存图景和当下时代内在的精神品质。
就小说的主要着力点而言，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成功的方面：
一是将传统文化中“义”的理念与现代商业社会的运作规则结合起来，在“义”与“利”的冲突中凸显重义轻利的核心价值观。
小说中作为崔均毅起家重要支柱的区委书记曾经有这样一段表述：
孔子并不反对财货，而是觉得应该取之有‘道’，孔子说，不‘义’而富贵，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没有意义。儒家不是不爱财货，而是要人们以道义取之。
而这也是崔均毅反复思考而最后得证的成功之道。小说不仅借助人物反复在强调“义”的重要，而且借助情节让所有靠不义手段获取财富的罪人都受到了宿命的惩罚：自负投机的证券公司老总武琼斯锒铛入狱，薄情寡意的资本大鳄周重天破产远遁，而他的对手崔均毅也遭到毁容残肢的报复。小说的结局是，当崔均毅真正冲破了“义”与“利”、“取”与“舍”的冲突之后才真正解开了“三盏灯、三个开关”的迷团，走上了其事业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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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肖像”（5）
其次，对勇敢地迎接挑战，并且依靠智慧创新取胜的现代财富精神赋予理性的褒扬。
如同马克思·韦伯曾经对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新兴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的描述：“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间再普遍不过的事），它是一种精神气质。”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法律和契约制度的范围内，通过智力的手段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这那种动辄将“富裕”与“仁义”对立起来，或是以各种借口为平等的创造财富的权利设置障碍的人或者观念注定要成为历史的落伍者。富人上天堂，小说的题目显然不是在为既定的富人阶层寻找合理存在的解释，而是在为通往财富道路上的青年创业者发出的鼓励箴言。
再次，基督的宽容精神与商业竞争的双赢共生的价值观念的结合，是作者的另一处匠心。
初到上海的崔均毅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第涅一样充满对城市和金钱的征服欲，几年财道的兴衰沉浮，个人情感的跌宕起伏使他逐渐明白商场中的竞争的真谛是追求多赢共生。如同邢小丽所说：“真正的商人应该是追求双赢的。”中国市场经历过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后，终究要融入国际资本的大市场去寻求多赢共生。
而崔均毅运用不义的手段击败手周重天，又被他的女儿毁容报复之后，能够接受刑小丽的劝说放弃对周妮的起诉，也可以说是基督“爱你的敌人”的救赎的观念的直接体现。
新生代的创作正进入新一轮的转型，《财道——富人向天堂》无论在作品的关照范围还是人物情景的设置方面，较葛红兵以往的作品都有很大的转变，但是从作者在作品中的深沉的知识分子意味的人生思考来看，其内在的精神与其《我的N种生活》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只不过，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的思考更从容，更睿智，胸怀也更博大、高远，更富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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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众生相
2004年沪上知名文化人，上海大学中文系青年教授，同时也是美男作家——葛红兵出了一本红火的小说——《沙床》，书中围绕着诸葛教授的情感经历谈及了生死、爱恨与救赎等问题；2006年，文质彬彬的他又推出了另一部力作——《富人向天堂》，这次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