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最先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技术，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论聪明和点子，他自忖不输给犹太人；论勤奋，他干得绝不比犹太人少，甚至已经把犹太人用来念圣经、守安息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论节俭，除了看看电视，他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后来的中国人身上：
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放在篓子里的一群螃蟹，任何一只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纷纷攀附在他身上，结果把它拉下来，谁也走不出困境。
螃蟹文化，就是竞底文化的一个表现，每一只“螃蟹”都被拉到底线，才肯罢休。
如果说东欧的这个故事，离我们太遥远，那我们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
深圳宝安是一个电子产业集中区。李志强（化名）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此开了十几年的电子加工厂，主要承接美国的电话机订单，也做少量的内销。这样的厂在深圳多如牛毛，品牌毫不重要，姑且把它叫志强厂吧。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2）
志强厂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可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最开始它从港台商人手里接单，几年下来，摸熟了出口美国的渠道，就开始直接接单，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额稳定在四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
电话机是低利润产品，李志强常常把自己的竞争战略挂在嘴边：“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国商人的思维方式，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详细记录如下：
电话机的座机和听筒由于配重的需要，通常要装加重块，李志强刚开始从台湾人手里接美国订单时，这加重块的材料是铅。
开放之初，民智未开，直到老老实实按订单要求做了两年后，李志强才去掉对电话机的神秘感。有一天他忽然脑袋“开窍”：这闪闪发亮的铅，不过就是在机壳里面增加重量嘛！他立刻把昂贵的铅改为相对便宜的不锈钢。这一改，志强厂相对竞争对手一下子获得1元多的成本优势，接连赢得几个大客户。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志强对自己充满信心，与买方谈判时的感觉好极了。
但很快，其他加工厂也知道了这个奥秘，随即跟进，李志强又没有了成本优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和对手们开展控制成本的比赛：
不锈钢换成上油漆的生铁，再换成不上油漆的铸铁，加重块的成本从1元多，直线降到了元。
还能不能更便宜呢？除了李志强外，宝安所有的电话机厂都在开动脑筋，不过似乎再没有比铸铁更便宜的材料，这条削减成本的小路，仿佛已走到了尽头。
但李志强没有气馁，他尝到了甜头，决心一如既往，这次他瞄准了水泥。
开始的试验效果非常差，电话机里的水泥块经过野蛮装运后，非常容易碎裂，李志强率领他的工程团队展开“技术攻关”，经过数十天的不眠不休，做过数百次试验，他在水泥中加细铁丝，加纤维，用各种不同标号的水泥，不同的配方严格记录试验过程。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加重块的成本降到了元以内。
这就是中国式的坚韧和智慧。
志强厂在酷烈的竞争中，又可以喘一口气了。
我含着泪花听李志强绘声绘色地讲完这段故事，心里不禁在想，眼前这个中年谢顶、略显憔悴的中国男人，在劳心费力做他的降低成本试验时，他的试验方法、苦干精神、付出的努力，和当年伟大的发明天才爱迪生所做的工作，有什么两样呢？
但爱迪生在试验了上千种灯丝材料后，为人类发明了电灯，而李志强的努力，又换来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在电话机的成本控制上，再拧紧了一圈螺丝。
写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如果犹太人处在李志强的角色，他们会怎么做呢？
后来，我从志强厂的工友们嘴里知道，当时宝安众多电话机厂家都认为：加重块的成本肯定可以降低，因此，在残酷地争夺外贸订单时，纷纷预先考虑了这个“利好”因素，提前就把价格降了下来。
李志强为了留住大客户，也不得不以临近亏本的价钱接单。但他预期中的加重块成本降低，却迟迟没有突破，为了维持工厂运转，他对工人们开始极为严厉：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克扣工人工资，各种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罚款制度，快速出笼。因此工厂的熟练工相继流失，产品质量失控，导致多次返工。
在不影响品质的基础上，以廉价材料代替昂贵材料，是一种竞优，李志强开始的方法就是竞优。而此时他采用的，就是竞底：靠把人打到底线，赢得暂时的竞争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3）
李志强的竞底手段用到了极限，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难以再熬下去了，就在这时，加重块试验成功了，严峻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
也许有人会说，志强厂的电话机，不过是个夕阳产业，日子难熬是应该的。好，那么我们说说手机行业。
仅仅在六七年前，中国的大型通信企业、家电生产商还在权衡：自己是否有技术、有实力上手机项目。一个手机生产许可证，在当时还相当金贵，这总不算夕阳产业了。
而才到2008年，娇贵的白雪公主眨眼就变成扫地的灰姑娘，仅深圳的“山寨机”从业人员就有20万，年产值400亿元。在华强北，任何一家电子配件市场都能买齐所有的配件，只要一台简易的焊机，就能回家做成新颖时尚的多功能手机，批发价才200元左右。
上万家企业，数千名像李志强那样的商人在全力打拼，使整个手机产业傻瓜化。但同时，也使它像萝卜白菜一样无利润化。
中国人让一个行业无利润化的能力，确实是惊人的。而这种能力所依托的，就是中国数千年来养成的竞底思维和传统。
也许还有人坚持：电话机、手机这些终端产品，很难保持技术壁垒，整个产业被轻而易举地傻瓜化，也是很正常的。既然傻瓜化了，自然不会有丰厚的利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旗帜——深圳华为。
谁也不会否认，华为是处于朝阳产业中的高科技公司，正因为它是成长最迅速、发展最平稳的璀璨明星，本书将以华为作为主要案例，来说明中国人的竞底思维。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如果华为这样的公司都竞底，其他公司还能不竞底吗？
2007年的华为年报显示，该年实际销售收入亿美元，净利润亿美元，利润率仅为5％。也就是说，如果华为的总裁任正非的铁腕稍微松一松，华为很可能滑入亏损的境地。
如果任正非也像李志强一样，拼命控制成本，能否从庞大的销售收入中，再挤几个亿人民币的利润出来呢？
实际上，任正非是比李志强更能控制成本的人，他有一套独特的“拧毛巾哲学”，这套哲学和他倡导的压强原则、狼性生存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华为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
任正非这样阐述他的“拧毛巾哲学”：“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华为在2008年*C网100多亿的设备采购招标中，报价6亿多，就是竞底色彩极浓的“拧毛巾”，业界估计这次华为不仅不能从毛巾里拧出“水”来，还要亏损数十亿。但为了弥补先前判断的失误，华为也只有这样把自己打到底线了。
“毛巾”拧得太厉害，就会接近底线。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员工自杀、猝死事件，显示出华为这条“毛巾”，已出现了纤维撕裂的迹象，如果再狠狠拧下去，很可能会发生重大断裂。因此，即使是任正非那样的竞底高手，如果沿用以往的战略，也很难把华为的成本再压下去，把利润率再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
竞底战略依靠人们的底线生存，来获得竞争优势，这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很难有较大的改善，以志强厂为例：
上世纪90年代初，志强厂的女操作工（俗称打工妹）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工资按岗位不同和熟练程度不同，为200~250元。那时，工业区最便宜的快餐是1元一份，里面有一个煎蛋或一点碎肉（当然，那些碎肉大多是来路不明的冷冻肉），外加一点素菜。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4）
到2008年，同样条件下的工人收入，为900~1000元，但同样的快餐，也涨到了3元，如果再加上房租、水电、交通费的增长，18年来，打工妹们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
深圳如此，珠三角地区也是如此，资料显示，东莞打工妹的实际收入近20年也没有增长。珠三角如此，长三角呢？其他内地地区呢？可能还不如珠三角。
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大群大群穿着灰色或蓝色工衣、身材不高、面目模糊的打工妹们，繁忙的工作没有压抑住她们青春的活力，即使在午休出来吃饭的时候，她们也会偶尔嬉笑打闹一下，寻找一点难得的欢乐。
如果说中国正在和世界各国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产业战争，那么这些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就像前沿阵地上鏖战的步兵一样，她们付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没有享受到值得一提的成果。
古人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话用在这群“步兵”头上，也许并不为过。
那么这个“将”到底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