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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时期
所谓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稳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而制度化时期便是这个过程形成的典型时期。这个制度化包含国家的政党制度架构和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本书的重点在于执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 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建设目前进入到了制度化时期，是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考虑。从理论上讲，制度化过程表现为社会组织由非正式系统发展到正式系统、社会制度从不健全到健全的过程。制度化的具体过程可概括为：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制定共同的行为规范；建立稳定的组织系统。从实践上看，全球化的交往环境为我国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提供了参照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成为我国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以制度化的形式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固定下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这为我们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抓住制度化时期的战略机遇，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的新局面，成为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治 政
从宏观上讲，执政能力建设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从操作上讲，执政能力包括治政能力与行政能力两个方面。
从这个问题树可以直观地看出本书的研究路径和重心所在。我们认为，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治政。行政问题不是本书的研究范围。
“治政”，是对于核心位置的强调；就政治来说，似乎只要是为了名义上的“民主自由”，什么人都可以搞，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并未有清晰的位置感，以至于人们把北京“的哥”的政治神侃都看成政治进步的表现了。而治政则不然，能够以公共权威的身份去“治”这个“政”，绝不是古道热肠、街谈巷议之类，而必须是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权力“让渡”的执政党亲力亲为。如果核心失位，势必造成极大的混乱。
“治政”，是对于核心作用的明确；前文已述，“治政”是为了“求是”。简言之，这所治之“政”即所求之“是”。既然是为求真求是，一方面就是对执政党所应起到的作用做出了明确界定，也对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给出了清晰的标准。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地带领广大群众求发展之“是”、求稳定之“是”、求进步之“是”，核心的作用就得到了体现。而历史上那些弯路时期，所谓“人整人”、“人斗人”之类的“搞政治”，显然就是偏离了方向的“负作用”和“反作用”。
“治政”，是对于核心规则的凸现。如果说过去的执政党治理国家带有经验性、随意性、多变性色彩，那么，现在就必须强调科学性、规律性、准确性要求；如果说以往的执政行为往往以彼代此、以党代政、以上代下，那么，现在就必须定好规则、完善规则和落实规则，搞党建就不同于抓经济，搞行政就不同于抓市场，政府的事情，党就不能越俎代庖，而非行政的治政任务，党也必须当仁不让。
由于治政领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我们也处在探索之中，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只是我们有所研究和有所思考的问题，应当说尚未涵盖治政领域的全部。同时，本书也不想提出解决治政问题的万能法则，这样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我们将着重研究与这一问题相关联的几个重要环节：“文明主轴”、“执政尺度”、“民心向背”、“天下分合”，“交往关系”、“第三尺度”、“天下传媒”、“传媒治政”，“新三分法”、“序变模式”、“公民志本”、“分合拐点”，“治政结构”、“治政功能”、“结构性腐败”、“结构性反腐败”，“平天下指数”、“全交往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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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既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中，而是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形象地讲，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联动主轴。 总体而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产生和精神生产都必须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政治恰正是对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全面管理。从宏观上讲，可以分为两个互为联系、不可分割的主要方面：治政领域和行政领域。以治政与行政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返回目录＇
一、政治文明是“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主轴（1）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两个驱动轮，而政治文明则是其主轴。一般而言，物质文明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其核心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精神文明源于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人类通过实践和交往进行的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其核心是交往的不断扩大。在今天，物质生产的高度发达和全球市场的融合必然带来精神交往的全球化，不仅仅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精神文明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者辩证统一地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自发实现的，是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既然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那么又如何解释历史上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发展，而且文明的发展又是如此的不平衡！我们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来，人类的能动性体现在连接这两个轮子的主轴——政治文明——之中。一句话：人类社会发展虽然依赖“物质——精神”文明双轮动力，但若不能把个体差异如此巨大的“人”组成充满人类尊严和文明原则的人类社会，并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愿创造和公平获得一切可能的“物质——精神”财富，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保不住的，一切人类文明前景都只是空想——这就是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担当主轴的真正原因。 （一）从“生产关系”向“交往关系”倾斜 政治文明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或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上，而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其原因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而政治恰恰是对人这个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管理。 在现代社会中，以治政和行政为核心，形成了政治和执政的总体框架。治政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其操作主体是执政党，其目标就是“求是”，即能够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和理念；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其操作主体是政府，其目标就是“求实”，即必须保障前述规则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治政与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应当说，社会形态的差别主要在于政治文明，而由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政治文明采取的价值尺度的不同，因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文明。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治政领域，即执政党建设的关键环节。 在生产力极不发达、全球市场尚未形成之前，政治文明集中体现在对于生产关系的调节上，即由当时的经济形态、所有制关系、交往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所决定。 迄今为止，政治文明产生了三个最重要的价值尺度，即现实生活中执掌政权者用于维系社会稳定局面的“执政尺度”：一个是以生产资料占有的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权力，我们称之为第一尺度，由此而产生的等级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初始形态，对生存空间的争夺是这一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个是以物质生产交换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财富权力，我们称之为第二尺度，由此而产生的阶级对立是政治文明的中间形态，对发展机遇的竞争是这一阶段政治文明的主要形式。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政治文明则开始从生产关系向交往关系倾斜，即随着全球化市场的产生和世界人民频繁交往的出现，由此产生了政治文明的第三尺度：以人的充分沟通与理解为基础的“公民志愿”，并以寻求天下竞和为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