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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冬天，一场围海造田的大战役打响了，我们整个农场组成千军万马，去和大潮抢时间争速度。由于工作的作业面全部在冰水和淤泥中，我们连队决定派全部男生上去。虽然我是女生，但我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因此我还是坚持领队上一线。那天早晨，我第一个赤脚走下海滩，刺骨钻心的寒冷刺得我站都站不住，一整天劳动下来，我感冒了，还发起高烧，王安石看在眼里，晚上到办公室给我送药送水。他的丝丝关怀帮助我支撑着完成了整个战役的工作。
王安石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他写的一手好文章，让当时的《解放日报》和一些出版社都到农场来要他，可由于农场领导不肯放，他始终没能有机会跳出农场。后来我接到了他的求爱信，尽管此前我已有准备，但当朦胧的状态终于打破后，我还是不知所措，便习惯性地问父母该怎么办。我父母见过他，也觉得他人不错，但他们看到我有回上海的机会，还是想着我能回上海，便劝我在回上海大局不定的情况下不要轻易谈恋爱。我是个听话的乖女儿，父母的意见是为我好，便认真给王安石回了一封信，说明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我知道收到信对他是个打击，但是我也把未来的希望留给了我们双方。
转机发生在1974年。这年冬天，农场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扎根农场动员会，我们农场党委把我父亲、王安石的父亲等十余名知青家长请到农场场部，并要求家长在大会上表态发言—支持子女留在农场工作。活动结束后，我和父亲一起从农场场部走回五七连队，在长长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佳芬，今天来之前我已和你妈妈商量好了，既然我们已表态支持你扎根农场了，如果你觉得王安石是个可以信任和托付的人，我们就不反对你谈恋爱了，你自己选择吧。”我一直很庆幸我有一对深明大义的父母，而在那一刻，在父母解除了“恋爱禁令”后，我却有了更大的压力。
大批新知青来到农场，王安石被提到新建的连队当书记去了。此后我到了场部当领导，他又去参加海丰围垦指挥部的工作。频繁的工作调换，我们只能互通来信互相关怀，同时我们也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们都渴望多积累工作经验，为将来打好基础，这是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的特殊爱情关系。
1977年2月，我跟王安石在农场结婚了，他成了我守候一生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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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7）
时间流转，很快进入1976年，那是动荡变迁的一年。先是在1月8日，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首都人民含泪相送，《人民文学》作者吴瑛的一篇《十里长街送总理》在很多年内都令人潸然泪下。随后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病逝北京。一年之内，中国相继痛失两大领袖，举国悲痛。与之相比，另一场影响深远的行动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那便是粉碎“四人帮”，这场运动比毛主席、周总理的逝去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
在上海，我们欢欣鼓舞地庆贺“四人帮”倒台，积极参与到纠正历史错误的社会大变革洪流中。但历史的风云注定是要大变了。1977年，高考恢复，一个被割裂的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在茫然了10年之后，社会突然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又有机会实现读书梦了。农场里大批的知青干部都开始参加高考，但我却正在怀孕而与读大学失之交臂，我丈夫王安石原本铁定要上大学的，却因他父亲重病住院，不得不请事假在医院照顾，因此我们双双错过了这次历史性的高考，否则人生可能又会是另外的风景了。高考不成，农场开始了清查“四人帮”的运动。由于星火五七连队被列为“四人帮”树立的先进典型，且当时张春桥的儿子又在我们农场一个连队工作，于是我们就被怀疑与“四人帮”有关系，有人揭发我去大寨跟江青见过面，回来又作过许多报告。曾经的辉煌转瞬变成了嫌疑，沧海桑田便这样转换着。另一方面，我在当农场领导时，提拔培养了许多年轻干部，但到此时却也变成了执行“四人帮”、“全青全新”干部路线的罪证，成为批判我的理由所在。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竟然成了责问批判的焦点。我毫无思想准备，只觉难过委屈，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你们怎么能这样！我本能地解释、申辩，但除了再次证明我在政治上的幼稚外，再没有其他意义了。回到办公室后我忍不住哭了，我的老领导庄俊平过来安慰我说：“佳芬啊，你要经得起这次考验，你是领导班子成员，我们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时，肯定会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要主动配合。”老领导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在擦干眼泪以后，我从更高的层面去理解“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意义，我理解此刻的我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毛主席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活生生地与现实世界对接起来。
第二年春天，我从党委副书记改任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我很平静地搬出办公室，没有抱怨，我觉得自己确实才疏学浅，要成为一名称职的领导，必须在实践中好好磨炼，于是很热情地开始新工作、新思考。此时的中国真正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夜，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地进行着，它颠覆了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精神桎梏，深刻地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我也被击中了，我在不断地思考中走向新的方向。
首先是因1978年《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当时这份我从小就看的党报头版头条上，刊发了一个叫曹南微的人物故事，此人中学毕业后病休在家，恢复高考时却直接考进了研究生，《解放日报》选此人作为榜样报道出来，立时在很多下乡知青的心中掀起轩然大波，一份主流媒体，曾经刊登过无数赞扬上山下乡的文章，今天却在树立另一种标杆，巨大的差异让人不得不思索社会的风向是否已变？我们听党的话上山下乡是否真的走错了？我们开始迷茫、动摇。这时又有一篇文章给我们的焦虑添了把火，文章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这些知青都是吃“狼奶“长大的，没有知识没有道德，不懂修养……”这真是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曾经我们赖以自豪的事业，到这个历史时刻，却变成了截然不同的性质，我陷入了沉思。
此时，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开始解冻，社会上出现了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的新规定，一时间大批知青返回上海。那是一次汹涌而来的浪潮，甚至出现了一个八人的宿舍几天之内走了六七个人的事情，其中也包括我费尽心力新提拔的知青干部，留下的都成了孤独、伤心、哭泣的人。我们原来有两万三千人的农场，几个月内走了一万六千人，最高峰的时候，农场用以证明身份的图章就挂到派出所门口，要走的人自己盖章就可以走了。我一面为无数青年可以重返城市、无数家庭可以团聚而喜悦，一面又担心农场还能维持多久？未来我们将怎样管理？
农场走了太多的人，已经显得萧条了。我们留下的人心情特别压抑。一天，一位已调走的党委领导来看我，他说：“佳芬，这么多人走了，而我们留守在这里。也许五年后他们读书的、做工的人都成红色资本家回来了，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但这是历史，注定要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做，我们就是铺路石。”他的一席话触动了我，我问自己，我真的愿意成为铺路石吗？
考虑到自己还是农场的领导，还是知青的带头人，我决定放弃顶替母亲回沪的机会，留在农场继续好好干。我说服了自己，就有能力说服别人。在此时的农场干部会议上，我的表态发言显得深沉和有力度，我说：“知青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需要我们想清楚后自觉留在农场工作；农场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也可以有作为、有出息；我决定继续留在农场工作，但我也必须寻找到我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我恳切的语言和冷静分析的发言，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我的讲话结束后，很多人都跟我会心地点头。会后，很多人送来了真诚的鼓励。
在以后几年的政治学习运动中，因为农场人事变动很快，当时的领导陆续都调离了，我成了顶在风口浪尖的“留种西瓜”，理所当然要承担很多责任。当时为解决老三届知青中一批人继续学习的问题，市教育局特地委托上海高校搞了两年制的“干部专修班”，我也积极报名，想了却读大学的梦，万万没想到竟被告之“没有资格”。我非常震惊，但此时的我早已习惯了各种打击和不平，相反却树立起无比坚定的意志。我流着眼泪，强忍委屈和痛楚，发奋考上了电视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我不相信我没有上大学的权利。
在经受了一次次的风浪和考验后，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已经能做到心态客观平静了：我不再随波逐流，我也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党内整风时，一位农场领导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我听后非常坦然地告诉他说：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够得上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我已经在为自己的理想活着，职位名利虽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第一章 青春激荡（8）
联营厂生涯：是“充军”，还是机遇？
我因生孩子而错失第一次高考，在生完孩子的56天后，我带着孩子和月嫂又回到农场的家。尽管我的未来还没有答案，不知路在何方，但我却清醒地知道：我不能停下来，必须抓住今天，争取明天。为此，我给自己制订了新的工作学习计划，白天在工作中学习—尽可能争取所有的实践机会，增加自己的实干本领；晚上则上夜校补习高中课程—下农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