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在工作中学习—尽可能争取所有的实践机会，增加自己的实干本领；晚上则上夜校补习高中课程—下农场前我只完成了初二的学业，其后十来年中，我也一直没有静下心来专心文化学习，因此在孩子断奶后，我马上报名读夜校，用了两年的晚上时间，考出了高中文凭。
此时的我来到了三十岁的路口，俗话说三十而立，这是有道理的，我是该继续留在农场还是离开成了长久的思考，离开我能做什么，而留下又能干什么呢？在那样的时刻我们特别需要灯塔的指引。恰在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我看到其中一句话：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生活在现在的人大概无法想象这样的语言所代表的意义，但对于那时的迷茫知青而言，它却是照亮未来的灯塔。在仔细思索了这句话的真谛后，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转行搞经济工作。当时我们农场正在和上海的中国钟厂谈一个联营合作项目，凭直觉我认为这是我的机会，便主动请缨领衔挂帅。我全然不顾别人说是“充军”、“贬职”的议论（工厂离场部有10公里的路），也不管此行是否“凶多吉少”，我只知道这件事对农场有利、对我的发展有价值，我就义无反顾地去尝试。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做了联营厂中方筹建组组长，同时我也觅到一位曾是中国农业银行襄理的老银行家做我的顾问，由此开始了崭新的工业企业管理生涯。
我的直觉是正确的，联营厂代表了上海工业扩散转移的新方向，由此我们得到上海市计划委员会的关注，这给工作带来莫大好处。通过全力突破，我们争取到了农场联营企业享受上海户口的特殊政策，
凭此我们大张旗鼓地在农场开展宣传和招聘，200名优秀青年作为新工厂管理技术骨干加入到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进入了在上海的中国钟厂。我把刚两岁半的儿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和这批骨干一起到中国钟厂实习了。
中国钟厂在当时生产的三五牌台钟还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后来成为“中国首富”的四川人牟其中赚的第一桶金，便来源于倒卖台钟。而我们联营厂是为中国钟厂增加机芯生产能力而设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工厂转移创造条件，因此冲压、机动装配和电镀生产能力都要新建和转移。我们到达钟厂实习的主要任务是掌握生产环节中的各项技术，这并不是很难的活儿，但此前我们全都是“土包子”，对机械一窍不通，因此跟钟厂师傅特难沟通。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恶补”。于是我白天在工厂尽可能多地理解各个工段的管理和相互联系，了解零部件的各道工序和关系，晚上我则借一本工艺手册，回家再抄写、熟读。很快，原来对我不屑一顾的技术老师傅也来和我商量事了，半年实习下来，我们团队个个成了当班的主力军，
令钟厂的老师傅们刮目相看，在那个时候，这也算一个奇迹了。
与此同时，农场的另一支队伍也在半年内完成了改建厂房的工作，1981年的6月，我们的联营厂正式开业了。但就在一切顺风顺水时，变局也在酝酿。联营厂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地方，注定要伴随着利益矛盾发展，市场供求和价格制定原则带来的利益分配，永远像扯不完的乱麻般缠绕着工农双方。一段时间下来，我们与中国钟厂的合作因为总量没有大幅度增长，工方要保住原有利益，农方投入也要分得利益的纠缠，一直处在矛盾争论中心。我使尽浑身解数，四处周旋，风风火火地活动在各部门间：我在农场的党委会上争取到必须发展的主导方针，又去钟厂的领导那里要求下放更多的零部件生产和给予更好的价格，我总结联营厂的情况，争取得到钟表公司和轻工业局领导的支持……在我最无奈的时候，我甚至在星期天直接去敲市计委领导的家门，心急火燎地请求领导相助。我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给当时计委的一位主任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到农场局协调，希望调我到市计委工作，只是农场不肯放而作罢。
钟表生产的复杂性在于计划性，上百种规格的产品，几十个零部件有上千道工序，还有成品钟15天的校准期，没有科学管理的系统，就是整天“救火”的命。因此我在摸透了联营厂的要点后，将重点放在计划和质量部门，并和上海总厂建立了直通快线，这样的改革让我对工业管理有了信心。与此同时，在钟厂工作期间我又考进了上海电视大学工业管理专业，花了两年业余时间学完三年制大专的全部课程，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管理能力。在毕业前夕，我结合我在联营厂工作的经验，撰写了《联营企业发展问题思考》的论文，最后成为我们学校最佳优秀论文。
那的确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很多成败经验都成了我的宝贵财富，而很多管理的感悟也在那段时间里沉淀进我的血液，为后来的公司生涯储存了营养。我记得当时我们厂有位副厂长，是部队转业来的，为了给和他亲近的车队长加工资，他和我较上劲儿了。他不买我的账，我也非要和他说个明白，我们俩的矛盾就此闹开了，最后我们跑到场部领导那里去明辨是非，领导听后给我们各打了五十大板，说这么点事用得着闹腾吗，便劝说我们“将相和”，说来也怪，到那时我们互相看着对方，都差点笑出来，想想也是，企业里哪有这么多是非对错，很多事情不是简单到非黑即白，领导班子关键是要沟通，除了必须坚持的原则外，领导间的友谊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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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9）
“你那么有胆量为什么要走？”
我在联营厂工作了4年后，到1984年，社会上涌起选拔年轻知识干部进领导班子的热潮，我又一次被选进场部领导班子，担任场工会主席。那时上海钟表公司和轻工业局的领导很赏识我，希望我能留在联营厂或作为他们的干部管理联营厂，我婉言谢绝邀请，回到了农场。
其实当时是一次很好的离开农场的机会，但或许当时我是太想证明政治上的清白了，而若当时留在联营厂，也便没了后来的我。回到农场我给自己的工作定了目标：要在两年内做成农场局最优秀的工会。我选择在民主管理和班组建设上突破，为此我深入基础抓班组长培训，用心地参政议政，为场领导出建议，从晚上给班组长培训，到组织几千人的大型活动，从给场领导干部民主评议，到每次工会开会时扫地搬桌子，我凡事都带头干，俨然一副带头大姐模样。而到星期天又常设家宴，犒劳我工会的弟兄们。一番努力下，我的工作迅速有了起色，我们场在农场局的各工会中很快成为标杆农场，这带给我很高的成就感，但同时我也在工作中找到了很多乐趣：那段时间里，晚上我基本不会闲着，学弹电子琴，又学做缝纫，后来甚至达到了能给儿子做漂亮小西装的水准。
1986年下半年，农场局又要调动工作，考虑到我的出色表现，领导要提我当芦潮港农场场长。在这桩美差面前，我犹豫了半年，因为当时我的儿子和家人都在上海，因此我也有心回上海照顾他们，而恰逢当时上海也有工作机会。我犹豫再三，组织为此找我谈了好几次，左思右想后我还是决定服从。最后，我又孑然一人走进了一个我从未去过、不认识一人的新天地。1987年的春节来得很晚，过完春节后，我挥别家人，仅带着一件正在编织的绒线外套就踏上了去芦潮港农场的道路。打毛衣是我一生的爱好，在老农场我也练就了一流的编结水平，但没想到这件毛衣却成了我的封箱之作，自那以后再没有碰过。
芦潮港农场是我们系统里最年轻最穷的农场，1986年刚摘了亏损帽，领导迫切希望我去打开局面。凭借我在星火农场党委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一到芦潮港我就把握住了问题的本质。我和领导班子一起先确定当年盈利的目标，然后在凝聚人心上下工夫，因为我明白，在制定了一个共同目标后，一定要激起大家的热情才能成功，这是屡试不爽的铁律。我召集了老三届知青干部的座谈会，在听完他们的想法后，和他们很实在地说开了：我和你们一样下乡十几年，特别想回上海，但既然命运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我们只能认命啊。认命有两种选择，一是抱怨的心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二是树立目标，好好在这里干出个名堂。农场的天地广阔，我可以给大家“师长”、“旅长”的空间，我们干出成绩了，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就会有人要我们，社会就会选择我们。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话在老三届的心中荡漾开了，人性的积极面被我唤醒，在动员会之后，听的人纷纷来与我交流想法，而我也适时地把他们安排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用好人、用对人从来都是组织成功运行的关键，这些本来就该是农场建设精英的干部，迅速撑起了发展经济的大局，而我的工作重点，则放到了寻找新发展的增长点上。
作为一名经营者，一定要具备敏锐的嗅觉，从而在平常事物中把握住商机。就像吴仁宝在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后，连夜召集人马囤积钢材，从而为华西村的崛起挖到了第一桶金一样，当我探到上海市政府正在筹集资金建设大型菜篮子基地，要保证上海副食品供应的消息后，我知道属于芦潮港的机遇来临了。我迅速展开活动，一次次邀请市政府及各委办、专家来考察，用迫切要求发展的真诚来感动领导，用科学的态度来打动专家，并动用一切可用的社会力量，包括利用我先生在农委计划处工作的优势去争取项目。经过十几次论证后，我们终于争取到了3 000万元的大型蛋鸡场项目。紧接着从立项、建设到投产，我又投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由于初次遇到这种大项目，农场在运作过程中发生很多问题，比如在集中建场和分散发展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