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经济学家，那时候对市场恢复的信心少一些的话，他们可能就研究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了，以寻求市场失灵的警示信号。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以及共和党总统们愿意任命的那种官员，都特别信奉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教导人们，竞争的市场总体上具有自我矫正的能力。这些官员及其愿意咨询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把市场设想为一种可能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奇怪地突然发作的癫痫病人。
贝叶斯决策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拥有的决策依据不足，先在的信念就会影响决策者对新情况的反应——而且应该如此，但条件是前见必须立足于现实。我已说过，前见中包含着知识。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前见也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塑造，例如脾性、个人和家庭的历史、重要的生活经验、宗教信仰、种族。这些因素在商人身上的作用有限，因为竞争会惩罚那些基于意识形态做出的商业决策。政治和学术也有竞争性，但这两个行当的从业者却不受底线的严苛规训。
另一个仅次于意识形态的、使人们的注意力从警告和警示信号上偏转的因素是下述事实：采取行动降低已被警示的风险的成本很高，更别说它可能在商界领袖及其政界同盟者中所激起的强烈反对了。如果美联储提高了利息率的话，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就会加速——这样的话，由于没有人能确定那就是泡沫，国会和政府就会因房价下跌、违约和变卖增多而受到责备。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要防止一件坏事情发生，是很难得到赞扬的，而且实际上还很难避免遭到批评，除非此事发生的概率已为人们所知晓。如果不太可能发生的某件事确实没有发生（根据“不太可能”的定义，它通常不会发生），就没有人会关注它。但是人们会对为了防止无论如何都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付出的成本——不好的——印象深刻。
不被相信的祸事预言家更不受人待见的原因是人们通常无法采取行动回应其警告。如果被预言的灾难发生了，那些本可以针对警告采取预防措施但却没有采取的人就会因灾难的发生而受责难，哪怕他们对警告的克制是基于其掌握的信息所做出的正确决策。
而且，所有的警告基本上都是不成熟的，因为警告所指事件的发生日期趋于具有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测出经济泡沫破灭的日期——即使诺瑞尔·若比尼也不能——实际上，连哪一周、哪一个月、哪一年也不能确定。此外，如果意外事件真实发生的概率是未知数，就不可能对防止该意外事件发生的预防措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成本收益分析。在确定为减小灾难事件发生概率所应投入的资金数额的时候，灾难的代价必须依据其发生概率打个折扣（乘以其发生概率）。没有人能计算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3）
即使某些不利事件的发生概率是已知的而且并非很小，如果在该事件确实发生的情况下代价并非巨大，那么去阻止它也可能是不值得的。人们本应想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会造成一场以金融市场为中心的经济衰退，因为银行深度投资于高风险的房屋贷款。但是衰退并非灾难。经济萧条才是灾难，但是经济萧条可能又未必是房地产泡沫、高风险贷款和高风险储蓄造成的结果。这些条件确实会发出经济衰退的咒语，但是，要使经济衰退恶化成这个国家如今正在经历的经济萧条，可能还需要额外的条件，例如这样的事实：一场金融危机爆发于总统大选的高潮期，而且在新总统选出到就任的两个半月间隙中恶化。其他的偶然事件还有：一个即将卸任的国会和一位即将卸任的总统，他们似乎缺乏处理经济事务的兴趣或能力，更愿意回忆、规划退休生活、自我美化历史形象、去国外旅行，而不是指挥政府对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此外还有一些偶然因素：政府官员针对危机所做的优柔寡断、仓促出台、含混不清的应对措施；汽车产业突然大面积倾颓；经济危机在圣诞购物季节里深化了。
如此之多的经济萧条相关因素随着经济下滑加速而会聚到一起的可能性一度是很小的。但是到了9月份，严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大到足以促使政府付出代价高昂的努力去阻止风险化为现实。但是官员们仍旧优柔寡断。他们之所以优柔寡断，是因为他们对危机感到震惊而且没有应急方案来处理这一局面。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优柔寡断，代价格外高昂，原因是，这会导致经济陷入萧条的负向反馈：一旦需求下降、停业下岗、需求进一步下降、更多的停业下岗这样的恶性循环开始出现，它就会自我驱动；它无须外力的推动——无须经济再有进一步的震荡。
关于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的人员所知甚少，学术经济学家、金融顾问、会计人员、保险精算师、信用评级机构人员、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代理商、商业报刊撰稿人对此也所知甚少。金融界并没有像中央情报局那样的机构来收集分析信息——从分散的信息来源拼合情报。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机构承担这项任务，尽管美联储、财政部，或者甚至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可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大量此类信息都是专有的，因此被屏蔽在新闻界和学术界之外。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抵押贷款发行人及其他金融企业隐匿了可能有助于竞争对手的商业战略信息，而且尽量避免披露有关企业境况的不利信息。甚至就连监管机构都不太能获得关于金融体系的关键信息，因为他们的职权受到了一些限制。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企业不愿披露关于其战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投资者可能会做出最糟糕的假定，因此，竞争会迫使他们披露信息。但是，不应该从企业对其信息披露之谨慎中得出它在隐匿坏消息之推论；它可能仅仅是对其竞争对手隐藏起想法、策略、商业秘密。上述分析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事实：尽管房地产泡沫自2005年就开始漏气，可政府直到2008年秋天才发现银行业处于可怕的财务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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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府的应对措施（1）
政府针对经济崩溃的应对措施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第五阶段的措施在本书写作之际正在走向国会。前三个阶段每个都是“紧急财政援助”；第四阶段（与紧急财政援助同时进行的）我称之为“容易钱”；而第五阶段，实施以后，将会是“刺激”。政府已经试过了一个小规模的、最终被证明无效的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初，国会通过了168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这个数额太小了，以至于无法对刺激消费产生显著作用。
紧急财政援助计划和“容易钱”开启了政府的救助行动。紧急财政援助的初衷是由政府买下银行的“不良”资产——就是那些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为代表的、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变得价值不稳定的资产。在第二阶段的重复财政援助中，政府直接投资于大银行，恢复其偿债能力，并以此取得优先股。政府可能会尽量避免评估银行“不良”资产时出现这样的问题：通过以银行账簿上所显示的、被市场低标的价格提出收购要约；此外，如果价格并未被市场低估，则为银行提供保险而不是收购它们。我将暂时跳跃到政府回应经济萧条的第四阶段，因为第四阶段与第二阶段密切相关。2008年11月的最后一周，美联储宣布它将购买8000亿美元的私人债务。其目的，与原初的财政援助计划不同，不是通过消除银行业不透明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来恢复该行业的资本流动性；而是为了提高货币流通量，进而恢复借贷活动，避免个人消费支出萎缩和经济产出下降。第三阶段的重复性财政援助是2008年12月联邦政府给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提供的贷款，目的是防止或者至少推迟它们的破产。政府应对经济萧条第五阶段的措施是“刺激”计划。由*党议员提出、如今已在众议院通过、等待参议院表决的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将授权联邦政府在超过两年时间里比原来预算多支出8190亿美元。这一经济刺激预算计划的三分之一被指定用于税收减免，其余部分分用两途：一是公共事业项目，如修路、减少碳排放；二是为促进失业保障、发放贫民食品券、联邦为医疗服务提供补贴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而做的转移支付，还有为弥补各州税收和借贷能力骤减所做的转移支付。
大部分保守主义者最偏好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减税措施，因为它不重新分配财富，而且也没有让政府干涉市场。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偏好公共支出措施，因为它使政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而且公共支出可以改善社会中处境最差者的福利状况。处境最差者具有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但减税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却是相对富裕的人——他们是缴税最多的人。尽管接受失业救助的人须为此缴纳所得税，但很多失业者的全部收入，包括失业救济金，还不到税收起征点。
联邦的减税措施无助于缓解各州的严峻财政问题。各州的税收急剧下降，但它们又不能发钞票，或者在不以高利息率借款的情况下搞赤字财政支出。如果联邦的税率降低了，那么各州就可以提高税率，而不至于增加其公民的净税负。但是，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增税所面临的政治反对可以被摆平，这一调整也会是一个十分耗时的过程。如果不是花联邦政府的钱去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削减联邦税收、提高各州税收，然后再把各州增加的税收投入到许多本应由联邦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这会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所有本该获得的东西都已经因经济危机而推迟了，就各州的计划来说，是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