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所有本该获得的东西都已经因经济危机而推迟了，就各州的计划来说，是相当严重的推迟，这些计划被各州的财政问题所阻断，如果联邦资金可以投入的话，这些计划尚可很快得以延续，否则的话就只能等待州议会通过立法来提高税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政府的应对措施（2）
为促进经济从萧条中复苏所采纳的财政支出计划将永久耗尽财政预算之危险，在考虑到下述因素的情况下，就不那么严重了：公共设施项目（经济刺激计划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道路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尤其是那些由州政府或者市政当局规划或者开工，但却因经济萧条造成税收收入减少（且借款能力下降）而拖延的基础设施项目。联邦政府可以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直到经济萧条结束；到那时，各州就可以用自己的税收收入来继续这些工程，如果它们愿意的话。
当经济萧条结束时，政府也应该能够终止其昂贵的反萧条措施，从这一角度来说，公共设施建设措施是最好的方案，而非税收转移支付措施是最差的方案。税收的起伏是相当频繁的，但转移支付措施针对的是特定的群体，会创生出一些预期和权利感，从而使这些措施日后的终结在政治上遭遇巨大困难。
考虑到政治因素，有理由猜测，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很多项目的成本都会超过其收益——至少如果忽略这些项目为抗击经济萧条所带来的收益、而只是考虑它们为国家的交通系统、教育系统所带来的改进的话，就会是如此。这是一个关键的限定，尽管显然被经济刺激计划的很多反对者忽略了。
在赤字财政支出的盛宴结束之际，政府会背负更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可用更廉价的货币（通货膨胀）来偿还，或者通过提高税收并将税入增量分配给债务偿还。不过，政府是否可以走税收这条路，取决于它为抗击经济萧条借款的额度，进而取决于它为偿还债务需要将税收提高到何种程度。我们必须避免让未来的税负沉重到严重扭曲资源分配的程度——更别说窒息经济从萧条之中的复苏了。
如果赤字财政支出项目创造的额外公共需求在填补私人对产品与服务需求之不足后还有剩余，那么就肯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另一个危险是，当经济刺激计划终了，需求将会下降，我们会退回到经济刺激计划之前的状态。但如果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提高了经济产出，就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种最佳的抗击经济萧条的刺激计划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它应该瞄准这个国家里失业或其他闲置资源比例最高的行业或领域。它应该是短期内可实施的，无须为规划、签约等事项长时间拖延。它应该是可在经济萧条结束的时候终止的。除了为终结经济萧条做出贡献之外，它还应该具有社会净价值。我们这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符合这些条件吗？当然没有。那么它因此就像经济学家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所说的那样，是一个8000亿美元的错误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政治维度上审视这场经济萧条。通过激起人们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刚一上台的时候取得的非凡立法成就的回忆，这场经济危机为奥巴马总统在其执政之初实现其很多的立法议程提供了机会。但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必须把他的立法规划作为应对经济萧条的对策——经济刺激计划——提出来。他的立法规划的部分甚至全部内容都能对刺激经济生产和就业发挥出某种作用，尽管其作用要小于专门设计用以改善经济状况的立法。经济学家忽视了其双重目标，批评它没有向经济萧条发动激光式的攻击。在这样批评的时候，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一点。
这两种救济方案对应着解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生原因的两种理论：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美联储放任货币供给萎缩，造成通货紧缩；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尾随股市暴跌而来的私人对商品与服务需求急剧下降，以及由股市暴跌造成的银行破产、货币供给萎缩，是经济活动没落的结果而非原因，因为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减少了。第三种解释理论，尽管与第二种类似，认为那场经济萧条是1920年代信贷泡沫的产物，而那时之所以会出现信贷泡沫，部分原因是新型消费者信贷的出现，例如分期付款买卖，以及从银行借款购买股票。
经济学家们不仅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上存在分歧，而且对应对经济萧条（区别于仅仅属于经济衰退的情况）的最佳方案也没有一致意见——是以财政援助的方式为银行系统再融资，还是投放“容易钱”，抑或以公共投资（公共设施项目）的形式进行财政赤字消费，减税，转移支付？均没有定论。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两种经济萧条应对方案之间的政治张力在逐渐增加。二者都是向经济中注入货币，货币主义方案是通过美联储购买债务来实现，而凯恩斯主义方案是通过财政部借款并进行赤字消费来实现。前一种措施，尽管为保守主义者所偏好（这不仅因为他们偏好伯南克，一位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胜过*党控制的国会，而这个国会与*党总统一道决定赤字财政计划的规模与内容），却潜在地比后一种措施具有更多社会主义色彩。208美联储可以终止其对美国经济资产相当大一部分的持有。当美联储购买或者出售联邦政府债券，以求提高（当它购买的时候）或者降低（当它出售的时候）货币供给，实现将利息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特别是不让它降得太低引发通货膨胀或者升得太高引发通货紧缩）之有限目的的时候，它并未干预特定的经济产业——当然，除了银行业。可当它购买或者出售私人债务的时候，就直接进入了私人市场。它在从监管银行信贷到直接提供信贷的过程中变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银行，而不再仅仅是银行借贷数额的监管者。
我有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倾向，就是反对所有形式的针对抵押贷款的救济；因为那些救济措施执行起来会很复杂而且成本高昂，但对抗击经济萧条的真正贡献却很可能十分微薄。这一立场是我的一种更广泛关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关切——将在随后章节详细阐述——就是，在经济萧条期，除了经济复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措施之外，任何监管措施上的创新尝试都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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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福祸相倚？（1）
经济萧条的代价——产量减少，收入下降，政府浪费性支出，沉重的公共债务，未来的通货膨胀，消除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经济衰退，财产犯罪（包括烧毁巨额保险财产的故意放火罪），还有精神焦虑——肯定超过了其好处，而且能够引发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本章将会阐述，经济萧条除了害处之外，还能带来一些益处，尽管害处是主要的。
就从经济萧条对经济周期调整的益处说起吧！房地产泡沫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资金杠杆比率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世界经济在没有萧条的状态下运行越久，当经济萧条最终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损失就越惨重。
经济萧条提高了企业利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效能，因为它为减少经营停滞创造了动力和任务。人们可能会认为，一家在经济繁荣时期陷入经营停滞的企业会像在经济糟糕时期一样有动力走出低谷；停滞（未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一种机会成本，它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与现金消费具有同样的动机效果。但企业是组织，组织会引发“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在好年景比在差年景更难控制。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例如雇主和雇员）经常在目标上有分歧，在代理人得以追求自己目标的程度上，他给被代理人施加了成本。因此，我在先前一章中曾讨论过的企业管理人员的过高薪酬问题，就是一个代理成本问题。
类似地，经济萧条还会引导州、市和联邦政府——它们都面临着税收收入剧减的局面——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它会加强那种值得追求的、让政府服务私有化的趋势，保守主义者担心经济萧条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即催生政府膨胀到超过经济繁荣所需要的程度。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是我尽量看到其光明的一面。而一个亮点就是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公共舆论法庭上所遭受的打击。汽车工人联合会被称为害死其宿主的寄生虫——或者换一个比喻，霸王工会大战汽车巨头，结果同归于尽。这是一个极为严厉的谴责。长时期以来，对抗性工会的衰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对抗性工会相区别的，是那种专注于劳工和管理者一般福利的工会，例如提高劳动安全，保护工人不受上司的不适当对待。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底特律汽车工业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凸显了*党一直以来对工会的偏好——在经济严峻时期——对经济所具有的潜在危险。*党对工会的偏爱源自工会对*党政客竞选所做的努力，也来自于对罗斯福“新政”的怀旧和其他形式的感伤自由主义。
即使经济萧条通过损害自由市场信念打开了政府更多干预经济并逐渐提高税收的大门，但这些并不必然是坏事情，尽管可能是，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很显然，最优数量的政府干预和最优数量的税收都不是零，二者到底应该多么小，是不清楚的。我已经指出，有一系列未获满足的社会需求，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满足。尽管原则上满足这些需求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都可以通过削减政府浪费型项目获得，但政治上的某些现实考量限制了所能节约的资金的数量。
经济萧条加剧了失业，但也因此而提高了教育需求，因为经济萧条缩减了机会成本——放弃的收入是高等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最大成本。教育对全社会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