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萧条加剧了失业，但也因此而提高了教育需求，因为经济萧条缩减了机会成本——放弃的收入是高等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最大成本。教育对全社会都产生收益。受过教育的人比未受教育的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但并不能以更高收入的形式收获其劳作所产出的全部产品。看起来，经济萧条或许还可能削减受教育的货币收益，进而削减其受教育的动机。但是，由于教育收益会终生增值，因此，经济萧条对正当学龄年纪的人的教育消费影响很小。
第六章 福祸相倚？（2）
经济萧条是一种给人教益的经历。银行业当然从当下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资金杠杆的风险，意在比传统手段更低成本地减小债务违约风险的复杂金融工具的副作用。公众也被上了一课：他们知道了投机于房地产价格的危险，以及将其剩余储蓄投资于高风险股市的危险。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教训很快会被遗忘。因此金融理论家路吉·锦格里斯的下述建议是很好的：任命一个高级特别委员会，不论是公共委员会还是私人委员会，像沃伦委员会或9/11事件委员会那样彻底调查过去十年间的经济管理状况，其顶点就是伯南克和保尔森2008年秋季为避免经济萧条所做的狂乱努力。我们有必要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其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赖以行动的信息是什么，他们咨询了什么人，为什么要咨询这些人，其后果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才可能找到防止历史重演的办法。
这场经济萧条会减少受雇于金融企业的才智人士的数量。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原因在于劳动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从平均值上说，有些职业的人给他人带来的收益，大于他们自己获得的货币收入，教师、科学家、发明家就是这样的例子。高收入的娱乐界人士很可能也是如此，但金融高管却并非如此，他们每年收入数百万甚至有时候高达数亿美元。并不是说适当的信贷管理对于美国经济不重要；这极为重要，如这场经济萧条所展现给我们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哈佛大学的高能物理博士，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出众数量分析技能的男人和女人们，去对冲基金公司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去干了这行——就能比从事其他一些他们胜任但却收入相对较少的工作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金融领域的萧条会把那些人中的一部分疏导到其他一些赚钱稍少、但对社会来说却更具生产力的工作岗位上。
这场经济萧条也打破了经济学职业界的迷梦。经济学界未能预测出这场经济萧条，而且就及时谏言、有效应对来说，他们也准备不足，这种局面会激发人们对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做出一些新思考。它甚至可能导致萧条经济学和被视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领域的金融学的合并。银行业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会比其他类型的经济衰退更可能演变成为经济萧条，原因是支撑个人消费支出的信贷体系的坍塌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铺平了通往经济萧条的道路。宏观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专家，金融理论家是研究金融系统运作的专家。对发现风暴云来说，后者速度更快。前者不仅在预测和理解经济萧条上失败了，而且在萧条发生之后还发现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使经济走上复苏之路，这两方面原因都使宏观经济学家受到了责难。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两个学科更密切的结合，或许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对经济颓势做出更为果断的应对。
如果经济萧条，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导致个人储蓄率持续增长，那么其代价可能称得上物有所值。这场经济萧条的经历应该会引导人们生活更加节俭，这在经济萧条缓和之后，会促进投资资本的凝聚，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继续靠我们那些富有的大叔们——中国、日本、德国——过活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以换回我们的通货。不过，就我们需要更高的个人储蓄率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之所以需要更高的个人储蓄率，是要适应人口的老龄化。人活的时间越长，就必然要把越大的消费比重转移到退休的岁月，所以他们就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储蓄更多的钱，除非他们把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负担推给子女或者纳税人。确实，随着寿命的延长，他们可以工作更长时间，但工作年限却很可能无法与寿命成比例地延长；而且即使能，他们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样就会凸显出人们通过减少当下消费从而将消费支出转移到将来的必要性，因此就要在年轻的时候多存些钱。人们的储蓄越多，政府通过社会保障、老年保健医疗之类项目为个人消费提供资金的压力就越小。那些政府项目起到的作用应该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个人储蓄。
即使是经济萧条，也拥有一抹亮色，尽管很淡。如我们所知，在经济萧条中一个人使资金增值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的钱放到保险柜里（或者就此而言放到床垫下面）——他不必自寻麻烦去搞什么货币市场基金。这是真正的节约成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美联储将货币扩张率设定在略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因此，通货才能以一种可预测的速度逐步收缩。预期贴现率很关键；其数值越高，现金就越可能被储蓄起来，通货紧缩就越可能引发其他经济病症。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1）
资本主义将经受住这场经济萧条的考验，就像它经受住了1930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的考验一样。它之所以能存在下去，是因为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而这一点在1930年代的时候尚不清晰。不过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资本主义只能以一种折中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请想一想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集体主义的激励。酝酿于经济萧条时代的罗斯福“新政”宣告了政府严厉监管经济的一段长时期的到来；今天也一样，不论是复活的经济监管还是迫在眉睫的政府规模扩张，都既有呼声又有现实。因此，政府是否对这场经济危机负有责任的问题就很重要。
就政府对这场经济萧条的爆发负有基本责任的观点，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怀疑。就人们根据目前已知信息所能做出的判断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限定），这场萧条是自由放任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与经济市场的正常运作相容的事件。整体上看，银行家和消费者在这段时间里一直都是以理性自利的方式行为，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银行活动风险增高，房地产泡沫膨胀并且破灭，个人储蓄率降低，同时储蓄的风险增加。市场参与者犯了很多错误，但这是市场过程的常态。有什么时代不是这样的吗？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媒体在揭露金融人士的劣行、犯罪、蠢事以及似乎惊人的奢侈上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有时候他们甚至误解了自己谴责的对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家们的决策——其中一些是错误的——造成的后果。但那些错误是系统性错误——是银行业的本性在低利息率和反监管潮流所塑造的环境中的产物，而不是坏蛋和傻瓜的滑稽行为的产物。
要因这场经济萧条而责难政府，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假如没有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很可能也会出现一场经济萧条，因为即使美联储没有在2000年代早期放松货币政策，也会有足够多的海外资本进入，并将利息率保持在低水平上，除非美联储那时候对低利息率催生经济萧条的风险就相当警觉。而且请记住，除了低利息率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对引发经济萧条的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抵押担保贷款的营销攻势，广泛存在的风险嗜好，高度竞争、很少监管的金融产业，以及债务证券化。
第二，在金融监管中，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界线模糊了。对于布什政府来讲，这一点尤为突出。伯南克和保尔森都不是政客，也不是职业公务员，尽管伯南克曾经在政府中工作过六年，保尔森先前是投资银行家，只有最后两年是在政府工作（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他们二人的主要顾问都是（就保尔森来讲，过去是）投资银行家和学术经济学家，而不是美联储和财政部的职业雇员，尽管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蒂莫西·盖特纳，他在担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之前，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甚至对于金融股票空头交易的临时禁令——这似乎反映了人们印象中政客对投机行为所持的那种无知的敌意——都受到了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金融家的极力敦促。白宫、国会和懒惰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在布什政府末期反击经济萧条的措施制定上都是小角色。实际上，政府把挽救由华尔街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权力又授予了华尔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2）
我并不是批评将金融危机的处理委派给金融专家而非政客和官僚的做法。但这是一个进一步的证据，表明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非政府的失败。
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放任而非鼓励。政府数十年来对银行——以及更一般地说，信贷行业——疏于监管，放任私人行动者——银行家、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销售商、房主等——做出理性自利的决策，引发了金融危机，政府却无力阻止其恶化成为经济萧条。政府的不作为催生了市场的一次深刻的失败。这种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保持低利息率，保持繁荣的假象，赢得强大政治势力的好感，因为这势力——并非偶然地——是政治竞选的重要赞助者）。不过，它也是政府官员自满的结果，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