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并购兴头上的顾雏军显然没有意识到来者之大不善。他一贯喜欢用高压和激烈的手段对抗外界的任何质疑，此次当然也不例外。8月13日，他向郎咸平发出了严厉的律师函，声称郎咸平的演讲对其造成了诽谤。郎咸平在3天后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律师函，声明“绝不会更改或道歉”，并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8月17日，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
郎咸平对顾雏军的诸多指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收购过程中，格林柯尔与原来的控股大股东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收购当年大量拔高各项费用，造成上市公司巨亏。第二年压低各项费用，使公司一举扭亏”。在这一条上，郎咸平说对了事实骂错了人。他其实也算是半个受害者，无非是他拿人公司替人消灾。二是动用科龙强大的现金流来完成各项收购。郎咸平通过财务计算得出，顾雏军大量挪用科龙的资金进行收购，利用某些地方急于加快国有企业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仅用9亿元资金就换走了价值136亿元的国有资产，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郎咸平由科龙现象得出结论：“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与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为相似，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合法地侵吞国有资产。”此论一出，对顾雏军的质疑很快升级为传媒界、学术界乃至政界对“国退民进”战略的激烈争论。
10月24日，“风暴眼”中的顾雏军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露面。他说：“我这次是莫明其妙卷进了不应该由我们企业界讨论的事，再次当了所谓中国经济改革争论的一方。我根本就不想参加这个争论，也不想讨论这件事。”4天后，“不想讨论”的他却再次高调作出了反击，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协办，举办了“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研讨会。会上，企业经济研究所罕见地为科龙出具了一份验明正身、全面肯定改革经验的报告书。第二天，这个报告书的摘要以广告的方式被刊登在各大财经媒体的版面上。他颇有点得意地说：“外面很多评论让我恍若隔世……现在又是一夜之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没有问题。”
科龙：一条被刻意猎杀的龙 顾郎之争：一场针锋相对的战争
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后，虽然顾雏军对会议的进行及其产生的影响非常满意，而且还发表了相关的感慨，但从事后的效果看，研讨会、报告书及软文广告却起到了负面的效应，不仅对顾雏军，对科龙也一样。格林柯尔是否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已被他越描越黑。在公众印象中，他显然已经成了侵吞国有资产的符号化人物。就在研讨会召开的同时，国家审计署悄然进驻科龙，展开调查。1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联合交易所一起进驻科龙总部，对其财务问题进行集中核查。2005年1月，香港联合交易所以关联交易为名对他进行公开谴责，使科龙股价应声大跌。
在这段时间里，顾雏军一直在北京四处奔波，为科龙，也为自己。他知道自己的溃败已成定局，现在唯一可做的是将科龙尽快出售，以求全身而退。他先后向长虹、海信等业内同行抛出绣球，洽谈科龙的出售事宜，不过他又明确地对外表示不会把科龙卖给TCL和海尔，因为“他本人不看好这两家企业的发展”。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即使身处绝境，他亦不改张扬无忌，好指点江山的本性。7月29日，他突然与所有的部下失去联系。第二天，正当他的部下们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被告知，“顾雏军被佛山市公安人员带走控制起来了”。但一切并没有尘埃落定。
声誉扫地的顾雏军显然已回天乏力。身陷囹圄的他，眼睁睁地目睹这些年来处心积虑得来的财产被众人瓜分。9月，他在看守所里与青岛海信的代表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这家山东的彩电企业最终以6。8亿元的出价意外地成了科龙的新主人。收购合肥美菱电器是他继科龙之后最得意的手笔。10月，上海的《每日经济新闻》率先披露，老牌彩电企业四川长虹有可能收购格林柯尔手中的美菱电器的股权，而这项交易最终在2006年春季达成。被他收入囊中的亚星客车也和美菱电器一样，很快逃离了科龙这艘将沉的大船。扬州市政府迅速冻结了格林柯尔所持的亚星客车的股权。一年后，东南汽车成了亚星客车新的收购者。所有被他染指过的公司中，襄阳轴承也许是受伤最轻的一家。他被拘留的新闻一传出，襄阳政府就宣布解除与格林柯尔达成的襄阳轴承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一直没有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批复，而此时却因祸得福。
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对科龙的调查结果正式曝光。该报告称：“顾雏军等人及‘格林柯尔’系有关公司涉嫌侵占、挪用科龙财产累计发生额为34。85亿元。”2006年1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的现金流走向进行调查，发现不正常的现金流量累计超过75亿元。8月，一拖再拖的科龙2005年的年报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又是一个个挑战股东心理极限的数字——高达36。93亿元的巨额亏损，一举刷新了当年度内地上市公司亏损纪录；牵涉93宗诉讼官司，其数目之多也创下近年来内地上市公司涉案之最；公司的净资产则为…10。9亿元。
就这样，从潘宁“被迫”退休的1998年冬天算起，7年之间乾坤倒转，中国内地效益最好、最具现代气质的家电企业沦落为一家亏损累累、官司缠身的“烂公司”。
德隆：金融恐龙的宿命 第一桶金：5000 人去深圳排队认购原始股
德隆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制度性的产物。
这个庞然大物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诡异的事件。
“反思德隆就是反思我们自己，
“反思中国企业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反思中国的管制环境和经济崛起的社会基础。”
“你将有一段轰轰烈烈的事业，无人可及。不过在40岁的时候，一切都会毁灭，你将身败名裂。”30岁那年，一位“高人”一脸诡异地对风华正茂的唐万新预言。
这个“不祥的预言”一直折磨着唐万新，38岁时他宣布将在40岁正式“金盆洗手”。可惜他还是没有躲过那个冥冥中的诅咒，他真的在不惑之年跌倒了，而且跌得惊天动地，玉石俱焚。
唐万新和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德隆——这个曾经是中国资本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到底隐藏着一个怎样惨烈的故事呢？
这真的是一个被天意和宿命控制着的商业传奇吗？
第一桶金：5000人去深圳排队认购原始股
在近30年中国商业界，先后出现过两个名重一时的资本大鳄，前一位是南德的牟其中，后一个是德隆的唐万新。两人的创业生涯和兴衰经历迥然不同，却有几点很相似：他们的生肖都属“龙”，相差整整24岁；他们的籍贯都是重庆万县；他们后来都在武汉受审定罪，并被关在当地的监狱里。
唐万新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支边家庭。他中学毕业后考上过两所大学但都没有读完就肄业了。他对学业没有兴趣，似乎生来就想做一个伟大的商人。在读书期间，他就曾经自告奋勇去经营一个校办农场，结果生意一败涂地。1986年12月，唐万新筹了400元钱在乌鲁木齐市团结路人民公园的边门开了一家“朋友”彩印店。这里很快成了乌鲁木齐市商业青年的据点。他们每天穿着厚重的军棉衣，一边在军用钢壶里泡馍馍，一边高谈阔论。唐万新在彩印上赚了点钱，然后就去创办了一大堆的实业：他办的一家锁厂因为没有生产许可证而倒闭；他去研制卫星接收器，但后来技术人员被人挖走；他创办了一家饲料厂却亏了不少钱；他代理新疆人造毛业务造成入不敷出；他甚至还跑到偏远的塔什库尔干县承包了一家宾馆，结果也是铩羽而归。在短短3年时间里，他还办过挂面厂、小化工厂、学生课外读物服务部、服装自选店、软件开发公司、广告代理公司、出国留学咨询中心等等。唐万新擅长猎取、疏于精耕的游猎个性在此时已暴露无遗。他对商业抱有浓厚兴趣，但兴奋点非常容易转移，天生有以小博大的赌性，还有一股屡败屡战的韧性。
因为折腾了这么多的事，唐万新欠了100多万元的债。他把债主们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给我一个机会；如果信不过我，就送我去监狱。”1991年，27岁的唐万新突然时来运转，他办的一家电脑经营公司，靠代理四通打印机在新疆一些大油田的业务上居然一口气赚了150万元。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一上门把欠债还清，并还上一笔利息。唐万新在商业上的信誉由此得以建立，好些债主后来都成了他的部下。
1992年，唐万新做了一件改变命运的大事情。当时，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加快改革的热浪，中国股市出现井喷。8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曾经去海口、深圳碰过运气的唐万新当即觉得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花钱一下请了5000人以出去玩一圈的名义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当时的深圳一下子涌进了150万人，最后酿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唐万新的部队”应该算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支认购队伍。这些人每人一条小木凳，排队一天领50元劳务费，一排就是3天，领到的抽签表换成原始股，这让唐万新狠狠赚了一大笔钱。从此，唐万新“觉今是而昨非”，由创办实业转而迷上了“来钱最快”的股市。
回到新疆后，他和大哥唐万里等人注册成�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