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眼眸、张开的樱桃小嘴和起伏的丰满胸膛……我们再一次嘶喊着坠入了如火的激情之中。我们两个忘情的呼喊声在白色的沙滩上回响着，又渐渐地消融在起伏的海浪声中。不知过了多久，我们两个人才精疲力竭地倒在了浴巾上，互相轻柔地吻着对方，呢喃着一些诸如“此情不绝，此生不渝”的缠绵情话。只可惜“言犹在耳”，我们两个人就都后悔了。
是伊莎贝尔首先觉得后悔了。她突然一把推开了我，然后急匆匆地走到了齐踝深的海水里，小心翼翼地蹲了下去并用海水濯洗着自己。看起来她对海水的恐惧已经被另一种更大的恐惧给压服了。
后来，她又急匆匆地走了回来，穿好了自己的白色泳衣。随后，她就坐在自己的那条浴巾上，尽可能地离我远一些，然后用两只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膝盖，头埋在两腿之间，试图把自己完整地藏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小声说道：“我觉得冷，咱们走吧。”
这一次是她在崖间的小道上领路。我们两个很快就走回到停在“鲸鱼孔”的蓝色敞篷汽车旁。
在开车回去的路上，伊莎贝尔一言不发，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窗外的夜色，而脸上的表情不仅仅是有些忧郁，而是充满了惊惧。
我从后视镜中看着她，关心地问道：“怎么了，宝贝？”
伊莎贝尔勉强地笑了一下，飞快地瞥了我一眼说：“没事。”
我不放心地追问着：“到底出了什么事，伊莎贝尔？”
“只是……”伊莎贝尔欲言又止，“没什么。”
“什么，伊莎贝尔？”
伊莎贝尔终于吞吞吐吐地说道：“这是第一次……你什么都没有用。”
我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两个陷在那里，宝贝儿。当时，我们差点儿就死了，所以……我们就一下子冲动了起来。好了，谁会怪我们呢？”
“我不是在责怪你。”伊莎贝尔不满地说着。
我安慰性地拍了拍她的手，“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我会买上一整包‘希尔克斯’。”
伊莎贝尔小声嘟哝着：“要是我怀孕了呢？”
“有些夫妻这样子做了很多年也没有孩子。别担心了。”
伊莎贝尔反驳道：“一次就可能的。”
这时，我们又经过了那些花式住宅。我把车停在了路旁，握住了伊莎贝尔的手。
“嘿，不会有事的。”
伊莎贝尔的眼睛仍然盯着窗外：“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也不会成为你忠实的女人的。”
说到这里，她转了过来，目光灼灼地盯住我：“我不能嫁给你。”
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我。
“哦，哦，是的，我姓黑勒。”我嘲讽地说道，“像你这么好的一个天主教徒怎么可能会嫁给我这样一个犹太佬呢？你只不过和他们鬼混罢了。”
伊莎贝尔哭了起来，“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
“别担心，”我一边说，一边重新发动了汽车，“你可以对他们说是我强奸了你。”
接下来，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一件事，那就是抽身而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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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龙虎之争
我是惟一一个觉得古怪的人吗？犯罪现场或至少是罪案开始的地点，同时又是审判的地方？
在开庭审理的每天早晨，略微有些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法院外面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就是在这个地方，乔·卡哈哈瓦接到了假的传唤令。法院被穿着明显不合时宜的蓝哗叽制服、肤色黝黑的警察层层护卫着。巴洛克式的大楼被用绳子和锯木板拦着，以帮助警察拦住外面三分之二的本地人和三分之一的白人。不知是因为警察还是天热，肤色混杂的围观人群从未发生过任何冲突。他们不仅是被政治或纷争所吸引，还对这桩老式的通俗谋杀案很感兴趣。
旁听席上只有七十五个座位是提供给公众的。白人名门淑媛们的仆役每个晚上在法院外露宿以给他们的主人多省些买座位的钱；而那些海军军官的妻子们常常习惯于早起，所以她们总在一大早就带着小凳、三明治和热咖啡等在外面。此外，还有很多没有工作的当地人等着以每个二十五美元的价格把提前占到的座位卖给那些好奇而懒惰的人。
每天清晨，警笛的尖叫声总会惊飞榕树上那些栖息的小鸟，同时也引得那些好奇的围观者翘首向警笛传来的方向张望。浩浩荡荡的警方摩托车前后护卫着两辆黑色的汽车，在海军士兵们的严密护卫下，每两名被告同乘着一辆汽车从珍珠港方向开来。两名一等兵琼斯和罗德坐在同一辆车上，他们两个都十分矮小、健壮，身上的领带和西装使他们俩显得很不自在，像正在玩打扮游戏的小孩子。在穿着制服的警察的护卫下，琼斯和罗德嘴角叼着香烟，紧张地笑着从海军汽车中走下来，趾高气扬地进入法庭的大楼。汤米和那两名水手不同，西装和领带使他显得更加英俊，他默默地，神色悲戚地陪同着他高贵的岳母福斯特克夫人。福斯特克夫人始终穿着一套黑色的、品味不俗的套装，头上是一顶和衣服相称的宽边圆顶帽，她看上去始终相当地孤独疲倦。那尊像乔·卡哈哈瓦的金色人像神情肃穆地将他们一行人放进高耸的法院。
每天清晨，每一个进去的人，无论是被告还是旁观者，无论是记者还是卡莱斯·达伦本人。甚至于法官本人都必须接受警察的仔细检查以确保没有人带入任何武器，接着他们才能穿过毗邻审判室的大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喧杂的记者办公室了。大厅里摆满了桌子、电话、打字机以及为从伦敦赶来的记者特设的电报装置。在穿过这间大厅之后，所有的这些人才能进入到审判室中。审判室是一间毫无特色的屋子，暗色的灰泥墙，暗色的旧椅，缓缓旋转的吊扇，这些无不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惟一能带来生气的是窗外的景色——从打开的窗子中可以看见绿色的棕榈和蓝天映衬下远处的青山，还有射进来的明媚阳光，当然还会传进来不同的交通噪音，同时带进来很多嗡嗡作响的蚊子。
在审判的全过程中，富裕的白人妇女们占据了总共七十五个公众席位的大部分，毕竟，这是一件极为轰动的社会要闻。虽然泰拉和伊莎贝尔不在她们其中，可是她俩绝不乏精神上的代言人。每天清晨，当四名被告鱼贯而入，坐在律师席后的座位上的时候，观众席上就会传出充满怜悯的悲叹声。每一次听到戏剧性的——在我看来是通俗闹剧式的——证词时，她们就像事先安排过似地同声流泪，同声叹息，同声屏息。她们这一做法从未引起过戴维斯法官的不满，他是一个戴着眼镜，中等体态，有无限耐心的新英格兰人。
不过，她们的表现总会招致原告律师约翰·卡雷的怒目而视，有时他干脆出言加以制止。卡雷有着宽阔的肩膀，面色十分红润，光秃秃的头上只剩下了一圈修士式的红发。
卡雷看上去比达伦要年轻很多，只有四十岁左右。而且，当他与不断想法激怒他的被告律师针锋相对地相斗时，他就更不像是已经年过四十的人了。不仅如此，身着便装不过仍气宇轩昂的斯特林将军每天率领的海军代表团也并未使他显得有丝毫气馁。
在我的眼里，卡雷自信，几乎是自负，白色的热带装束更使他显得干净凌厉。他那双睿敏的蓝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陪审员们。陪审员们是清一色的男性，包括六名白人（其中有一名丹麦人和一名德国人），一名葡萄牙人，两名中国人和三名夏威夷人。
“先生们，”卡雷的土音为他增添了几分威严，“被告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
说这句话的时候，卡雷只是向被告席轻轻摆了摆头，于是，二十四只陪审员的眼睛都齐刷刷地集中到了被告席上。背靠着记者席的栏杆，从左起依次是罗德、琼斯、汤米和福斯特克夫人。四个人全都直板板地坐着，目视着前方，对周围的情形连看都不看一眼。福斯特克夫人的举止就像一名面无表情的士兵一样，看起来和她的女婿以及两名同谋犯没有任何不同。
卡雷继续宣读着起诉状：“夏威夷州最高法院的大陪审团，格丽斯·福斯特克，汤米·迈西，艾迪·罗德以及阿尔伯特·琼斯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在火奴鲁鲁市中心携带着武器，即装着弹药的手枪……”
达伦就坐在福斯特克夫人的旁边，他仍旧是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肥胖健硕的身躯随意地靠坐在木椅上，整个样子一如他漫不经心打着的领结一样随意。他那粗大的表链横过深色西服的衣襟处，看起来就像一个暴发户一样。而林赛的每一个细节都修饰得一丝不苟，这个华尔街的顶尖律师安静地坐在达伦的身旁，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紧挨着坐在林赛的身边，静静听着卡雷的每一句话，“……非法地、残忍地、经过事先预谋地、未经司法公正处理地……”
这时卡雷一下子转过了身，他那像被剥了皮的椰子壳似的头向后轻轻示意了一下。在陪审团后面的座位上，坐着一名深色皮肤的魁梧男人，他满脸皱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身上穿着白色的衬衫和深色的裤子。在他身边坐着一名瘦削的女子，也同样是深色的皮肤，她穿着白色长裙，经常掩面而泣。他们就是乔瑟夫·卡哈哈瓦的父母。
“……谋杀了乔瑟夫·卡哈哈瓦……”
这位好斗的原告律师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大致描述了一下全部的案情，从汤米租用蓝色的伯威克车到福斯特克夫人仿造假的传唤令，从如何在这幢大楼前绑架乔·卡哈哈瓦到弃尸不成，再到警察不得不开枪示意他们停车为止。
他将最精采的部分——谋杀本身留在了最后。他罗列了大量生动的又令人不安的物证：血迹斑斑的衣物，有血污的地板块，藏在沙发下的枪，空弹壳，绳子——绳子上无可辩驳的紫线说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