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同居”，其意图樱田已心中有数。
“樱田先生，好久不见了。”
“听说您辞职了？”
“您也听说了？事情竟到了这一步。”
福地藤子像女人一样低下了头。所调到了这一步，不用说是指同道夫结合。
“恭喜呀，结婚了吧？”
“不是社会上那种形式的结婚，是在相互理解之下，非同居的相处。”
“同婚前恋爱不一样！”
“我们过结婚生活，所以同婚前恋爱也不一样，是两者兼有的新形式，意在不
失新鲜感。”
“不错，是很新鲜，哦，对不起，入籍的手续也不要办吗？”
“如有必要也可以办，现在没有那种必要，入籍也是形式主义。”
“可是，入籍就能有法律保证。”
“哎，就是有那种保证，如果同床异梦也没有意思，离婚成为悲剧就是来自形
式主义，关键是实质。”
“我明白了。这么说……就是分居结婚，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么，5月份。”
是枝村幸子被杀害的一年后。安排在一年后，可能有道夫的意图。如果时间太
短，便太露骨。为了让人看到同她的分居结婚不是为她证明不在现场的“报酬”，
需要经过那样长的时间。
樱田后来在随便的闲谈中了解到，他们的“分层结婚”不是福地藤子的意见，
而是道夫的主意。她倒是希望社会上那种“形式主义的结婚”，由于她性格懦弱，
没加以反对。她觉得不论付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只要能得到道夫就是无上的幸福因
此便紧紧地抓住这一求之不得的幸福。
接着，樱田告诉她，有个出租汽车司机在枝村幸子被杀的5月29日晚上8点左右
载过道夫。对这些，她只是感到为难，却并不知道这件事使他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
位。道夫绝没把杀害枝村幸子的事告诉她，只是把去金融业者那儿的事作为保密事
项向她透漏了一点儿。
福地藤子已经丧失了周刊杂志记者的头脑。
“佐山在那天7点20分左右出去了。”
“那是在去年，即昭和XX年的5月对日晚7点30分左右，是吗？”樱田像为她纠
正似地问了一遍。他抬了抬戴着手表的手，像是看时间。
“是的，是5月29日晚上7点20分左右。”
“佐山君回到房间是什么时候？”
“我想是8点10分左右吧。”
“当时往山君说是到金融业者那儿去了？”
“是的。
“金融业者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佐山没说。”
“他不在的时候，有电话来过吗？”
“佐山刚回来，冈野就打来了电话，开始是我接的，后来佐山一接，电话就断
了。”
“当时，佐山君没对你说什么吗？”
“佐山估计到冈野会来电话，对我说如果来电话，我就亲昵地喊他，开个玩笑。”
樱田像要看表针似地又把手表往脸前抬了抬。
“你是什么时候到位山君的房间的？”
“傍晚6点半左右。”
“雇员不知道佐山君外出吧？”
“这也开了个玩笑。最后一个雇员来向往山道别时，我一个人在屋里说话，假
装佐山在屋里。哦，佐山自己外出，却把我一个人留在屋里，有点儿奇怪吧，为什
么？”
桑山信尔听取了樱田的报告，一是关于黑原三郎在新宿的点心店同道夫会面的
情况；一是他自己同福地藤子会面的情况。
“证据有了。”
樱田拿出了两盒录音带。这不是普通型的录音带，是装在手表里的微型磁带，
两盒录音带，外观都同大型手表差不多，表把是按钮，录音和放音都能自由操作。”
“我让黑原君见性山的时候戴上了这块表。”樱田说着拿起一块手表，用手指
按下表把。
（…我老是往后望镜里瞅，于是回想起来，您就是在青梅的那个人…）
“这是黑原三郎同往山道夫的谈话。佐山承认他开着家用车，带着一个像波多
野雅子的女人，在青梅站前同黑原君吵过架。”樱田解说道。
问答的声音虽不大，但录音机播放得清晰。
听完谈话，樱田又拿起另一块手表，播放录音。是樱田自己的询问和福地藤子
的回答。
桑山认为有三种办法，一是再次报告上司，让他接受被告冈野的上诉，驳回重
审。这是法官的权限，但检察厅方面可以出现新的事实为由积极促进这一点。
另一个是，让警察署重新侦查技村幸子案件，逮捕往山道夫。但是，这样做还
必须征得上司的理解，因此，同上一条大体相同。要让警察署把佐山道夫送交检察
厅，起诉是前提。
在技术上还有另外一条办法，那就是以“伪证罪”起诉佐山。因为，在一审公
审笔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证人（佐山道夫） ：冈野君来电话是在晚上8点对分左右，正好在我屋里的福
地藤子接了电话，把听筒递给了我，但冈野君什么也没说。
“审判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间屋里的？”
“证人：从下午6点半到9点多一直在屋里。”
“审判长：中间哪儿也没有去过吗？”
“证人：哪儿也没去，一直同福地藤子在说话。”
当然，这并不直接对被告冈野有利或不利，即同冈野的犯罪行为无关，所以严
格说来，可能不适用于伪证罪的精神；但是却可以把这个作为转向佐山自身行为的
突破口。
然而，桑山认为这些都没有希望。上一次副检察长就驳回了自己的意见。副检
察长也是秉承检察长的意志，而且自己不负责此案，说话更没有份量。在负责侦查
事务的人员更换时，同案检察官亦可更换，那是在案件侦查不合格的时候。那时，
检察长有权不改变检察的方针，将案件移交其他检察官审理。
“事务移交权”在检察长手里。
对这种局面，樱田考虑了两条办法。
一是，由于佐山道夫明显在波多野雅子的“自杀”现场，波多野雅子不是自杀，
他杀嫌疑很大。因而，让警察署重新侦查波多野案，从那里查出位山道夫杀害枝村
幸子的真相。
但是，这也有难度。已经作‘咱杀”处理的警察署一定对重新侦查不感兴趣。
没有任何物证，只有当天佐山开车带着一个像波多野雅子的女人在青梅这一间接证
据，而且雅子的丈夫伍一郎也强调妻子是自杀。
“采用正面进攻的办法是不行的。”樱田说。他十分执着。“也许这样做不合
常规，指名说佐山有杀害枝村幸子的嫌疑，把材料发表出去，怎么样？”
“发表？”
“在一家杂志上发表我们的怀疑，那样，佐山就要起诉我们诽谤他的名誉。如
果他起诉，为了认定事实，就要调查原告佐山。要想调查他，除此别无他途。”
虽然有些不合常规，倒也是一个策略。
对樱田的“进言”，桑山不能不有所犹豫。樱田的办法是邪门歪道，而警察署
和检察厅都不愿重新侦查此案，只好另僻途径。从以往的先例来看，即使有第三人
的“告发”（注：〈测事诉讼法》第239条，任何人在认为有罪的时候都可以告发），
检察厅也不侦查。就是说，如果正道被堵死，就只好采取某种策略。
事情很简单，明知一个无辜的人要被判处重刑，桑山不能视而不见袖手旁观。
依法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由于自身的官僚机构和官僚意识，对一个人的人权坐视不
救；而且，内部已有检察官发现了真相，但在检察厅“指挥·命令”的约束下却不
能干预。
不知二审会作何判决，高等法院的审判长是判决维持原判还是判决被告无罪，
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只要没有新证据，高等法院也很难作出无罪判决。
“我绝不给您添麻烦，这个案子就交给我来办，一切由我樱田负责。”
长期以来，受桑山之托以“个人身份”调查佐山道夫的樱田内心已形成追究佐
山的执着的意识。
“那就干吧！”
秦山同意了。
“是吗？谢谢！”
樱田将双手扶在膝盖上深深地鞠了一躬。不用说，樱田此时已作好了辞职的准
备。
“首先要取得杂志社的协作，这是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因为是指名揭露某人是“杀人嫌疑人”在杂志上发表，杂志社也需要足够的勇
气。
“我看《女性回廊》可以。”樱田说。
“那不是枝村幸子当过编辑的杂志吗？”
“是的。从杂志社来说，被害人曾经在社里工作过，有报复的意味，会比其他
杂志社更热心。”
“反正目的是让佐山起诉我诽毁他。起诉的消息，最近杂志上登载不少，不过
对杂志社来说总是件麻烦事， 因此不热心的杂志社是不会刊登的。 在这一点上，
《女性回廊》还有被害人曾经在社里工作过这点情份，因此，即使刊登这篇报道，
社会上也不会认为是以消遣为目的的。”
问题在这里，佐山道夫是舆论界知名的宠儿。“杀人嫌疑”的报道一刊登，杂
志会非常畅销，人们会认为杂志社的目的就是想以此扩大发行量，如果往山道夫妻
是杀人犯还好；如果不是，社会就会严厉谴责杂志社的恶劣的商业主义，杂志的声
誉就会一落千丈。这对杂志社来说是个非同小可的冒险。
正因为如此，这篇报道不能交给没有关系的杂志社，有可能愿意冒这个极端危
险的风险的，只有《女性回廊》。樱田对桑山说的意见就是出于这些考虑。
还有一个大问题。向杂志提供那篇报道的“材料”的是检察厅的职员摆田。按
规定，身为国家公务员的职员不揭泄露在工作中掌握的秘密，退职后也不得泄露。
《国家公务员法》第100条第1款）
“制定第100条法令条文的人除了要禁止以泄密给特定的团体或个人带来利益
的行为之外。”摆田说，“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