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另外写成一本录，写着看吧，还想用古文或者长诗给每个人都做个传。其实泠皓的诗传以前写过的，有五十多行，现在看来水平极其呵呵。
就写到这吧。
关于人设
昨天拜托云梓辰的人物原形替我画人设（其实是他自己拖了很久的……）
他问我，先画谁比较好呢。
我说，你画哪种熟，就画哪种呗。
他表示擅长画妹子，于是决定先画泠皓……
过唐论
教科书中，对于唐朝的描述是这样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万国来朝，唐太宗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贞观之治、贞观遗风、开元、天宝，132年盛世，中国唯一一个被冠以盛的朝代，
可实际从数据去讲，唐朝的经济不如宋朝；文化的发展是畸形的，思想方面远不如先秦两汉；对外军事，不如汉朝和明朝；从建国到安史之乱只有132年，各方面都体现出其控制力的弱势——对于盛唐，我们要看到这种鼎盛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朝廷上宦官专权，太监可以随意废立皇帝；一百多年的盛世还有几十年是被武则天这个后宫所夺权的；节度使出于自己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利益发动战争，很多牺牲和领土都毫无意义；中央地方关系，一塌糊涂，各地节度使都能合法世袭；西域河西陇西塞上到晚唐时期已经全面丢失，河湟非内地，安史有遗尘，中原大地皆是游牧民族的天下。
唐朝这一代，出现了最强悍的宦官，最凶暴的后宫，最不听话的边将，最惨烈的一次版图收缩，最碎片化的藩镇，最无节*的党争，吃人最多的农民起义，以及首都被端掉次数最多的可耻历史。天宝之后唐朝几乎全面沦陷，内部是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对外面对吐蕃的强势几乎全面处于下风，所谓的贞观开元之盛也就黯然失色。
为什么会如此？
隋唐的意识形态是最混乱的。所谓开放宽容，背后就是毫无主流意识形态。比较一下汉武帝和朱元璋搞的意识形态建设，唐朝基本上毫无建树。对胡人的恶劣影响清算不够，对西晋以来，帝国的堕落问题，毫无反思。武则天推行了佛教，下层人民也更喜欢佛教。佛教相对消极一些，抵消了儒法墨道强调的积极入世理念，对现世的节*德行冲击严重。
民族问题上，由于统治者的血统，而让异族参军过多，安禄山就是胡人，后期西域、河湟、陕北、蒙古、外东北依次失控，五代有三个是沙陀人建的。
总之，抛开唐朝华丽的盛世外皮，内部就是这样，毫无章法。至于下场，太监无视天子，权臣无视朝廷，军阀无视中央。然后黄巢觉得你们都该死，大唐便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
接着，盛唐名存实亡，五代十国时期正式开场：中原战乱，洛阳反复易手：扬州围城，人肉明码标价；五胡乱华，他人皆是地狱——唐朝既没有两汉的儒法联盟，也没有明清的礼教约束。著名的言论：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就是五代时期传出来的禽兽言论，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个时代，便是盛唐所遗留下的问题。
破阵子夜山行
迤逦偏蹊幽翳，空林更乱虫声。
勾月淡痕斜两分，夜走慌人影半程。
栈倾身难正。
右履方拔泥凼，左襟又扰蒿蓬。
江岸稀村香米嗅，山下盈城灯火蒙。
滩头舟又横。
激情社会里的无措者，读《胆剑篇》
综述：奉命而写的作品，出自大家之手却不能完全反映出其真实水平的作品。在这其中，你依旧会看出其流畅的手法、饱满的情感，你会感到气势宏大，但你也会从中感到一种“僵”掉的感觉，这是由其时代决定。
作为“十七年文学”时代的作品，曹禺先生与他同时代的人也不免陷入了那个年代不可避免的桎梏里。建国后，兴起了无数对新时代充满热忱的新人作者，但是对于像曹禺先生这样的一代，之前成名，但是又并未足够饱经沧桑的“中年作者”来说，他们感到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与实际现实之间的落差；他们似乎解放了，却又重新陷入了束缚当中；体现在作品中，会有一种共性的情调，我看到有的期刊上称之为“破碎感”，为了避免抄袭，我叫它是一个群体的“无措”。
从典型作品，曹禺先生的《胆剑篇》入手，去分析这种“无措”的体现与挽回。
关键字：曹禺 十七年文学 卧薪尝胆
正文：
《胆剑篇》是曹禺创作的第一部历史剧，也是一部“奉命创作”的《卧薪尝胆》；同样，它是当年以此为题材的七十一部相同题材的历史剧中唯一流传到现在作品，流传到了当今，流传到了我手机电子书小小的宋体字里面，它的存在意义已经不仅是一部用来演出话剧那么简单了，它——《胆剑篇》，不仅是一部教材，也是一本错题本。
第一遍看完后，这部话剧却让我联想到了一篇与之时代、题材、文体完全不同的作品，那是司马相如的《长门赋》。
为什么呢？
牵强一点说，都是奉命而写的作品，都是出自大家之手却不能完全反映出其真实水平的作品。大家毕竟是大家，你依旧会看出其流畅的手法、饱满的情感，你会感到气势宏大，但你也会从这两部作品中感到一种相似的、“僵”掉的感觉，这是由各自时代决定的巧合。可以说，汉赋自从兴起就注定了它被后世诟病的命运；同样，作为“十七年文学”时代的作品，曹禺先生与他同时代的人也不免陷入了那个年代不可避免的桎梏里。
建国后，兴起了无数对新时代充满热忱的新人作者，但是对于像曹禺先生这样的一代，之前成名，但是又并未足够饱经沧桑的“中年作者”来说，他们感到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与实际现实之间的落差；他们似乎解放了，却又重新陷入了束缚当中；体现在作品中，会有一种共性的情调，我看到有的期刊上称之为“破碎感”，为了避免抄袭，我叫它是一个群体的“无措”。
从典型作品，曹禺先生的《胆剑篇》入手，去分析这种“无措”的体现与挽回。
（一）吴钩与越王剑
受限于社会背景，当时作品都会带有浓重的阶级论倾向，也就是说，会故意丑化奴隶主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而作为这个故事的两国国君，他们也被列入了被“黑”的名单里。
夫差不必说，自然是刚愎自用而且暴力愚钝的暴君形象。他一直对于伯嚭的巧言辞令言听计从，并因为如此，对于伍子胥的各种忠言充耳不闻。剧中对于他的描述是：“吴王夫差，即位不久，喜功贪杀，骄狂自是，自以为有富国强兵的本领，立下独霸中原的大志。他狡而贪，如他祖父阖闾说的，‘愚而不仁’。但他却自认有权术，有机谋，而且容不得比他高明的臣下，听不进耳的忠言。”可以说是教科书一样的暴君形象，直接按在商纣王等任意一个臭名昭著的君王身上都不会觉得别扭。
无疑，为了加强夫差这一性格特点，曹禺先生不得已地将其塑造为一个脸谱化的人物，这也是正常，毕竟他并非主角，我就不给他正名了，因为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剧里的人物我都不喜欢他。
至于勾践，他虽非英雄，却也是春秋最后的霸主，他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杀了吴国阖闾、夫差两代大王，凭借越国弹丸之地最终吞并强大的吴国。但是与正史相比，曹禺先生明显将他故意写得懦弱与平庸。勾践似乎是被范蠡、文种、苦成，以及越国千万子民推着走的，就像勾践的台词：“二十年来，寡人别无长进，听取忠言，寡人学会了。”
无论是勾践还是夫差，他们历史中实际的性格与历史作用，与剧中所表现的性格脱节了——这是第一个“无措”。
而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还是因为写作这篇作品时的社会思想与曹禺本身的性格发生了冲突。第一，既要写出一部恢宏的历史剧，却还要突出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这在近代或者农民起义的时代还好，但是春秋时期，那是农民几乎算不得农民的年代（本人的史观同意人民群众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量变作用，但是一战而成的剧烈历史变革还是需要一个超出群众的英雄），战争的主导者还是奴隶主阶级；第二，诸侯间争霸本就是不义之战，要让赢的一方赢得有理有据，赢得正义，赢得光彩，即使写得出来也是极为勉强的效果；第三，这是战争题材的历史剧，曹禺先生是很擅长用心理描写和细节去体现人物性格的，他不像郭沫若那样永远燃烧，他的作品基调总是沉郁带着伤痛的，用这种感觉去写恢宏的历史剧显然是不合适的，更何况是那个需要史诗的年代里。
（二）越王与庶民
继续说勾践。
他在剧中是个重要角色，他的人物形象也是伍子胥以外最为饱满的，曹禺先生在他的身上丝毫不吝笔墨。比如他在吴王马厩的月下以及苦成崖上的大段独白，他看到国中欣欣向荣春耕时的壮志豪情等，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详说。这部话剧，几乎是越王勾践逐渐成熟的历史：从一开始要发怒要石中拔剑，被臣子们拦住，到被囚时放生控诉自己的屈辱，再到回到越国后被臣民骂“没骨气”时先是愤怒而后反省，到了最后，吴王再次无礼挑衅时，他已经很能控制自己的喜怒，直到他攥碎了那枚玉圭，那是忍无可忍之时。
他一直在忍耐，忍住拔剑的冲动，忍住利用西施上马从吴王宫逃走的想法，忍住训斥直言的臣民的暴怒，忍住拒绝吴国强取豪夺的狠话，他只有一次没有忍，那便是最后一次，他劈碎占卜用的龟甲，说到“打得好”，他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