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保罗先生正好在这个档口走过来，他像往常一样穿着那件对襟的白衬衫，夏至日，他已经把衬衫的袖口给挽起来了。他就这样走过露台，视线几乎没有从我的脸上移开过，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直到我从心底里感到光火，我把手里面那颗抽剩下的烟屁股往他直直地弹过去，本来的预想中，那颗烟屁股应该直接击中他的衬衫，而我用岔了力，烟屁股软绵绵地掉在了他的裤脚边上。但保罗先生显然还是震惊了，他停下来，没有发火，却朝我笑了笑，牵动一下嘴角的笑，显得那么无奈，忧伤，和很多很多的不解，我觉得他几乎想要转身而去了。
周围那群荷尔蒙过剩又没有脑子的男孩都哄笑起来，露露也笑，颤抖着她薄薄的肩膀。
我假装没有看到保罗先生，大力地喝下一口啤酒。
连续三天保罗先生都没有出现，连向来毫不关心别人的露露都开始问：“保罗先生难道回国去了？也不会啊，他难道买得起飞机票么，哎呀，难道他不回国去是因为他一直都没有钱买飞机票吗，那也太惨了。”
“现在又不是圣诞节，回什么国。”
“他该不会是出什么事情了吧，一个人住的，尸体腐烂了才会被发现。”
本来我以为保罗先生不在了，我会松一口气，我可以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在咖啡机的后面，看着水斗里浸着的青椒和生菜叶子发呆，想想那个永远都写不完的小说，还有那些总也完不成的梦想。可是现在我却总是在不自觉地望着窗外，心神不宁，像个在等待着恋人归来的女人。保罗先生常坐的位置上现在坐着一对下飞行棋的恋人，女孩正是我最讨厌的类型，差不多就是露露的类型，过度打扮，卖弄风骚，愚蠢，却生机勃勃。
差不多一个星期后，也是一个下雨天，对面电影院散场的时候，那些没有带雨伞的人都跑到咖啡馆里来消磨时间，等待雨水过去。露露一心想要下班，这下子被突然到来的客人们搞得心慌意乱，连续送错了很多次东西，我也手忙脚乱，把芝士蛋糕当作布朗尼放进了微波炉里去加热。把所有的点单都出掉以后，店里人声鼎沸，雨水常常令人兴奋，就好像这片刻等待的时光是恩赐得到的，他们大声聊天，喝啤酒，嚼刚刚炸出来的薯条，烤箱里的蒜味黄油三明治喷香，喇叭里放着杰克？约翰逊明亮的音乐。每当这种时候，我站在水斗后面擦干那些洗完的碟子，就会觉得特别迷惘，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以后到底要做什么，我看着露露与一桌西班牙舞团的客人们在一起，甩着她惯常的小把戏，觉得很可笑。
这时候，电影院的霓虹灯暗下来了。
那最后走出来的人，竟然是保罗先生，还有一个女人。我隔着玻璃注视着他们，他们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然后保罗先生撑开一把黑色的大伞，把那个过分娇小的女人彻底笼在了伞下来，他们靠得很近，保罗先生一定搂着她。他们朝咖啡馆走过来，我也不知为何竟然紧张得，几乎要窒息。但是保罗先生并没有进来，或许是因为今天咖啡馆的热闹程度出乎了他的想象，过去他从未在这个时间进咖啡馆，这个点的时候，他已经坐在了他的火车座里面，他已经浸泡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他大概被这热闹吓坏了，朝女人微微一笑，就牵着她的手走过去了。我缩在一堆坐在吧台上喝酒的客人们身后，竟然唯恐被他看到，唯恐他看到我，一个人，擦着擦也擦不完的碟子，永远都是这样，永远。
最后我瞥到一眼那个在伞下的女人，她穿着双夹脚的拖鞋，皮肤黝黑，有只肥硕的屁股，眼神不定，头发油腻腻地披在肩膀上，像是那种在菜场和洗头店里常常能够看见的女人，总之一无是处，完全又将是保罗先生日后给别人留下的一个笑柄。
但是保罗先生就是会把这样一个女人搂在身边，毫无审美，满怀柔情。
这个女人会看他写的小说么，会在知道他只是个贫困潦倒，被困中国的作家以后，就抛弃了他么？我在等着这一天么，等着他被抛弃的这一天，再次回到咖啡馆来，露露再往他的意大利特浓里吐一口唾沫，我为自己的恶毒而颤抖起来。
直到打烊雨都未停，我在瓢泼大雨中骑着自行车经过那些桥洞，我觉得自己真的正在变成电影里面的，机器人战士，冷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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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如果我们现在再次爬上桥，便会看到大街上一片荒凉的景色，像河水干涸后空虚的河床，一直延伸至黑暗的夜里。
鸡
文/谢晓虹
也许，十二月运进城市的鸡将肥大如牛——他们猜测说，要不是的话，街上怎么堆满了那些巨大的笼？
放学后，我甩掉妹妹，跟他们一起跑到大街上去。然而，我们带备了的谷物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笼里并没有我们所期待的色彩艳丽的鸡，而只是挤满了那些像母亲一样拥有丰满乳房的女人。在竹篾之间，她们露出愤怒的面容，但那些从她们嘴里吐出来的，异地的语言，却像鸡的声音一样难以明白。蹲在路边，我们发现她们脸上的颜色都融化了，露出异常苍白的脸，和一张张涂上了血红色彩的嘴巴。
或许她们把所有的鸡都吃掉了？我们议论着说，但那几个负责看守的警察却把我们赶到马路的另一面。他们用黑色胶带把放置了好几个大鸡笼的街道封起来。他们拉紧大衣，抱怨着已经这样站了一整天，而街道这样寒冷。“有什么办法呢，监狱里再没有多出来的位置了。”一直到离开，我们仍然没有人知道那些女人为何被关在笼里。
“她们是作为母亲的替代品被非法运进城里的，只要有钱便能买下她们。”一个缠着头巾，坐在栏杆上的男孩子说。他给我们每人抽了一口从父亲店里偷来的烟，并给我们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看他藏在身上的那一帧照片（那时我们，包括他自己，还不知道那个露出一边乳房的漂亮女人，就是正在喂哺他的母亲），所以我们中间没有人不相信他的话。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决定不再回到乏味的学校，而是把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带到街上来。
街上愈来愈寒冷，大部分时间里，我从后面抱住同样蹲坐着的阿木的脖子（在学校里，我也常常这样抱着他），左边的面颊贴着他刮得光滑的后脑勺，幻想着那些还没有被运进城里来的色彩缤纷的鸡，鼓动着翅膀，从我们的头顶飞过。然而，当我张开眼睛，却总是看到对街那些挤在笼里的女人已冷得一动不动，沉默，彷佛不过寒冷街景的一部分。警察们偶尔把女人的头颅硬拉出来，塞进大衣里，我们才能听到从那里传出来的，唧唧的声响。缠头巾的男孩这时会摆出一副不屑的表情，独自抽起烟来，却不再分给我们一口。
我们不久便发现，渐渐多起来的途人对我们的货物其实不屑一顾，他们只是在街道上徘徊，烦躁不安地盯着笼里的女人。人群究竟是何时聚集起来的？我们跑上横跨两条街道的天桥，第一次发现我们城市里的男人就像老鼠一样多，人龙沿着长长的街道，一直延伸至海边——那个母亲们被抛弃的地方。我们城市里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些男人了，我们悲哀地意识到，相比之下，笼里女人的数量却少得可怜，我们将不可能分得她们其中的任何一个。
缠着头巾的男孩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离去，连同我那枚簇新而闪亮的不锈钢校徽，他们带来的手帕、拖鞋、蜡烛……都一并不翼而飞。道路上也没有我们的位置了，蜂拥的人包围着那些警察与笼子，我们只能弯身从他们的腿缝之间找到离去的路。
回到家里时，客厅的地上布满了水渍。妹妹坐在巨大的塑料浴盆里，整个身体被热腾腾的水淹没，只露出一个细小得可怜的头颅。
“今天晚上没有饭吃了，父亲拿走了我们所有的零用钱。”
我奇怪我并不感到饥饿，只是故意张开双手，夸张地告诉她说：“你没有看到，她们都拥有像皮球一样的乳房。”
然而，妹妹看来一点也不感兴趣，她只是专心地摆弄着浮在水面上的毛巾，把空气挤进去，让它鼓成球状，然后又把它捏扁。
“难保有一天，我也会像那些女人一样，被当作母亲的替代品，运送到另外一个城市里出售。”
“那么，到时候，你便会知道我所能卖得的价钱。”妹妹得意地笑着，瘦削如竹的身体突然从水里冒出来。
莫名的愤怒驱使我把妹妹重新按进水里，浴盆被推倒，热水与泡沫流泻了一地。妹妹的叫喊与挣扎是毫无意义的，她应该明白，父亲和其它的男人大概已把街道上那些笼子洗劫一空。如果我们现在再次爬上桥，便会看到大街上一片荒凉的景色，像河水干涸后空虚的河床，一直延伸至黑暗的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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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敌（1）
我对他并没有恨，还没有。仇恨守候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像个掠食者，埋伏在发臭的黑暗当中。
挚敌
文/胡淑雯
有一种记忆，像葡萄，冻在冰库里一年，两年，十年，或者二十年，直到这辈子第一次搬家，在准备清掉之前，才看清它的长相。
这一粒粒硬得像肿瘤的东西，当初是怎么懒得清理（要知道，清洗葡萄是很耗时费力的：繁琐的表面积，动不动就破皮，像小孩子脆弱的自尊心），一段时间过后依然舍不得丢弃，储存了一阵又不太敢吃了……其实摆烂了也就丢了，偏偏摆不烂。又偏偏，不烂的东西比任何好东西或坏东西更难处理。于是不处理。
不处理。
直到搬家，不得不处理了。葡萄已经二十岁。
你将它自冰库的内壁剥下，像剥下一块礁岩似的，无法界定这葡萄是活了二十年，还是死了二十年。
葡萄没有发霉，就像故事还是故事一样。过了二十年，故事没有腐坏、变味，它甚至还是新鲜的。像一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