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世界痛苦”（这是个德文术语，非常深刻，很有用：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起源于１９５７年晚秋和初冬，起源于你对我的拒绝和反右运动后对我的处理或政治结论。 你看，你对我的拒绝给我留下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我后来的一切几乎都可以从这双重打击中找到源头，恰如西方文明（数学、物理学、医学、哲学、建筑和民主政体……）的一切都可以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找到它们的发祥和渊源。 在阅读外文版的传记时，我常看到这样一章的标题： “拿破仑与女人”，“歌德与女人”，“贝多芬与女人”…… 我确信，许多男人的一生发展轨迹或多或少都同女人（一个或几个）有着这样或那样紧密的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比如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及其音乐创作的影响。 他和梅克夫人从没有见过面，只是在通信中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两人的所感所思常常是相通的，有时梅克夫人好像也在参与柴氏的创作。正如柴氏在信中所说： “……我的音乐竟进入了你的心坎里，而你也经历到了我作曲的时候充满着的感情了！” 这样，柴氏把它称之为“我们的交响曲”。 梅克夫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且懂音乐的贵妇人，尤其理解柴氏的作品：“在你的音乐中，我听见了我自己，我的气质，我的感情的回声，我的思想和我的悲哀。”（梅克夫人致柴氏） 我们中国人总是避而不谈性，不谈女人，恰如我们没有裸体雕塑这类艺术创作。在一部中国文学史或绘画史中，你几乎看不到“李白与女人”、“杜牧与女人”以及“曹雪芹与女人”这样一类一针见血的醒目标题。即使谈到女人，也是一笔带过。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真相被掩盖了。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5）
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三十未立、四十尚惑的普通男人，女人对我的一生道路和走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记得我们当年都在大饭厅用膳。你的桌子在中央位置，我在紧靠西头的四方桌。吃晚饭的时候，我老是心不在焉，望着你处。我吃饭的速度随你的速度变化而变化。只要你一吃完，我也吃完。几乎是同步。当然，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一级机密，不能让同学觉察出来。 在窗口下的一长排洗碗处我用颤抖的声音对你说（出自真正恋爱的声音在本质上都是颤栗的）： “晚上７点我在湖边钟亭等你。” “不，我有事，我要进城去。” 紧接着，天便轰隆一声塌了下来，暗了下来！一个可怕的孤独黄昏正在向我渐渐合围、围剿、追杀。——这也是北大给我的一份馈赠。世上还有这样的礼物：馈赠以“惧怕暮色苍茫”。 当时我的处境有点像是荒原上的一只受伤野兔，夜幕如同十几个追杀围剿我的老猎手。 人的惧怕有三层涵义： 第一，原始人怕黑夜降临，因为黑夜意味着有毒蛇猛兽或妖魔鬼怪以及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敌对力量要陷害自己，人的身心很不安全； 第二，有人怕抬头仰望星空。因为星空意味着无限。人是一个小小的有限。人很害怕直面无限。 第三，怕在周末黄昏追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有好几年，“惧怕周末黄昏”为我营造了一种心理氛围，迫使我坚决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进一步同科学、艺术、哲学发生共鸣，走向对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当然它已经百分之百地摆脱了你的阴影或色彩。不过毕竟你是原点，我是从你那里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 尽管我没有读过哲学系，没有听过冯友兰先生的课，但我有几位最杰出的哲学导师。“鸦噪暮云送夕阳”的情景便是其一。因为这种情景能叫我“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能叫我想起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而自有此宇，便必然有宙。——这样的哲学导师在北大、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是找不到的！ 从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认为真正的哲学不在哲学大教室，不在大学的哲学系，而在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中。因为真正的哲学是诗，是“敬天爱人”。 获得这种认识是我在北大６年的最大收获。 ６年来，我只做了这一件事，而它的原点之一正是来自你对我的拒绝。 所以黄昏暮鸦在林间小泊，数点苍茫里，我看它们是失恋人的鸟雀，是“世界哲学”的符号，正如黑格尔把黄昏猫头鹰的飞翔看成是哲学沉思的象征。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晚秋 ＇返回目录＇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1）
即便是今天，我也是从心坎里鄙视这场阴谋和下流。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引蛇出洞”，不是我个人受到了什么大伤害，而是我们民族，千万个家庭在流血。过些年，我一定写本政治哲学书，追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家？政治理应是科学，不是权术。好的政治同数学物理方程式都是永恒的。 这场风暴发生在距今４６年前。当时我１９岁，读大二。 幸好，当年我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世界观，否则我就是右派无疑。其实我已经到了右派边缘，在团内受到的处分是：劝告退团。我的政治结论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捍卫党。思想右倾，有右派言论。 １９５７年４月中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全校师生都出来欢迎。这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因为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里出现过伏罗希洛夫的艺术形象。这回他从我身边走过，墩实、健壮，身高不过１米７０，让我有些失望。 记得就在他访问北大的前后，北大出现了大鸣大放的“民主墙”。中文系有同学写了一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诗，题目叫“是时候了！” 很有鼓动性，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４６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首诗和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东墙的位置。我仔细读了两遍，深受鼓舞。 这首诗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一大片大旱季节的草原。每天都有上百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小饭厅的墙上，非常热烈，壮观，激动人心。 根据记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或叫个人集权制。个人崇拜（或叫个人迷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潮；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如一言堂；外行领导内外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对苏联专家提意见；教育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关于自由…… 涉及范围很广，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了中国的现实。有许多事物是我第一次听说，“哦，原来如此！”“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人民大学林希玲（后来被划为极右，投进监狱）来北大发表讲演，她站在方凳子上，激昂慷慨，听众有好几百，里三层外三层，我也在其中。当她讲到“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字眼，听众便鼓掌。我也跟着热烈一番，尽管我并不懂得讲演的全部内容。 据说，林女士已定居法国。１９９５年左右，她来上海，在一次聚餐会上，我还见到她，但没有同她交谈。 物理系毕业班谭天荣的大字报和讲演尤为震动。他大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旁征博引，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他站在小方凳子上，滔滔不绝地演说，在我的眼里，他便成了现实中的英雄，形象伟岸、高大。 后来他划为极右。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听说他成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记得对谭天荣的处理方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说不开除他的学籍，留校，作为反面教材。 是年秋天，反右结束，我还看到他在校园内扫落叶，那是他劳改的开始。不久他便从北大消失了，据说是送到外地去劳改，吃尽了苦头。 谭天荣的讲演吸引了许多同学。我们系的法文专业同学陆丙安便是一个。她是北大广播站的播音员。她崇拜谭天荣的才华和勇气。他的大字报正是通过她播了出去，扩大了影响。陆丙安为他买好饭，做他的后勤。——心理学上这就是“英雄美人情结”。 陆和我一个年级，不同专业。她身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很重。她有“英雄美人情结”是必然的。于是她成了一般右派。１９６０年分配到广西。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去了巴黎，同熊秉明结了婚。几年前我们见过面。现在陆丙安仍然在巴黎定居。 当年写大字报的学生有的签上自己的名，有的只签上自己的学号。我在两张大字报上留下了自己的学号。（别人写的，我表示同意该大字报的观点） 第一张：要有言论自由； 第二张：在大图书馆，放着１８世纪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半身雕像，必须搬出，换上中国伟人的铜像。（后来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苏言论） 整整一个星期北大校园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的确是大鸣大放的自由局面，随便你写，谁也不出来干涉，阻挠。校党委，各系的党总支，支部，都保持沉默，给人瘫痪的假象。 有人在大字报前拍照或把签上的学号记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为“秋后算账”作准备。 中文系好几位同学（后来都划为极右派）创办《五四广场》杂志，呼吁赞助。马寅初校长捐５００元。有些名教授也纷纷解囊。该刊物的寿命极短，只出了两三期。定性为反动刊物。 西语系有人组织师生准备到清华去煽风点火。后来因故作罢。但事后组织者、发起人被划分为极右派。 同学回到宿舍，便是大辩论。大致上分左、中、右三派。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偏右。我总是附和别人的主张。 一个多星期，在这场大风大浪的政治运动中，每个人（包括党员）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在“引蛇出洞”。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