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包括党员）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在“引蛇出洞”。 ＇返回目录＇ 。。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2）
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有位中央首长在大饭厅作反击动员报告，非常保密，窗子紧关。 一夜之间，大字报全部被清除。各系各班级都在恐慌，大家都预感到了有场政治风暴来临。这就是按周密计划抓大小右派。按比例，我们班级（共２０人）有３名右派分子。据说，有个班Ａ同学并没有写大字报，言论也没有，但支部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星期天组织全班同学去颐和园游泳，三名支委留在学生宿舍，对Ａ同学的箱子进行搜查，从中翻出日记本，断章取义，摘出几段攻击党的农村政策的言论，作为划成右派的依据。 当时全校各个班级都在组织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前几天还是自己的同窗，今天却要撕破脸，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人人都要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保卫党。否则，就是丧失立场，右倾，甚至成为“右派”。 英语专业有位泰国归国华侨学生（女）因过度恐惧，心理压力太大，在宿舍自杀。（其实她没有任何问题） 北大反右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 全校师生约一万多名，右派总人数约５００。 ２． 听说马列主义教研室几乎全军覆没。 ３． 理科右派质量比文科高，说明理科学生比文科有头脑。 反右刚结束，有一天我走进大饭厅吃中饭，在大门口我看见约有２０多位同学排成队，站在那里，低着头（有的不低头）。听别人说，这是某系右派在示众。这情景令我不寒而粟！我意识到划上了右派，竟是敌人的下场！问题严重了。 据我所知，对北大５００多名右派作了如下几种处理： １． 投进监狱（极少数，估计同肃反问题有牵连）； ２． 送校外（比如斋堂）劳改两年，保留学籍。 事实上我也看到两年后有右派回校再跟班学习，直到毕业分配。 ３． 一般右派跟班学习。不过他们很孤立，一般同学很怕同他们接触。怕扣上一顶帽子：同情右派，立场不稳。一般右派学生寒暑假可以回家，但要向当地居委会报到，目的是接受所在地的居民群众监督，不许乱说乱动。 那是一个时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火药味特别浓的时代。不过当年批判右派的时候并没有戴高帽子、游街和“喷气式”，基本上是文斗。 ９年后即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则是一场比反右猛烈十倍，涉及面大十倍、疯狂十倍的非理性政治运动。 这两场运动我都经历过，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的冲击更大。记得有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把漏网右派分子赵鑫珊揪出来示众！”（地点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后我接到北大给我的平反通知，我的问题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查阅任何史科，仅凭自己的记忆，免不了有偏差。特此声明） ＇返回目录＇
反右后的北大（1）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我把它看成是党内温和派的表现。 后来也是出于毛泽东对整个形势的错误评估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１９６２年９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６２元。反右后，工资降为５６元。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五个方面作些回顾： 一、 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１９５８年我们班级去怀柔县秋收，主要是白薯和大白菜。那里有两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 １． 山区的自然景色十分悲壮，尤其是落日薄暮时分。这有助于我后来形成我的“荒野之美”原理。 这样的下乡对于我的成长或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很艰苦。从书本上是很难得到这些宝贵感受和经历的。 ２． 乡土民居的墙这个词汇全是就地取材。我指的是以毛石砌筑墙体，从而成了厚实的石头墙壁，给我粗犷、剽悍和野性的感觉。许多年后，我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我的三本建筑论著。 ６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７点到９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９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反右后的北大（2）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二、 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