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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2）
我意识到，光学好德文是不够的。那只有一条腿。还要有文学功底和驾驭汉语的能力，获得另一条腿。两条腿才能走路。 １９５７年，郭沫若院长陪同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立普参观北大。在未名湖畔我遇到郭院长，陪同他走了一程，并有段对话：“我看过郭老您的译作《茵梦湖》，译得真好，尤其是‘独葬荒丘’这一句，超过了原文！” “我是在日本学医时学的德文，翻译的时候，经常要参考日文，一个人的理解力和驾驭汉语的能力同样重要。”（大意） 我想起三位同班同学，他们都是高材生： 潘子力（福建厦门人），文学修养很好，崇拜郁达夫和郭沫若，还有殷夫。诗人气质，伤感。常写诗。我的德文水平（指理解力、语感和发音）不在他之下，但他的译文水平远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他对我的触动很大，相比之下，我发现了自己的短处。毕业后，他分到天津大学任教。不过后来在翻译界他并没有什么大动作。按他的才华和功底，他理应有动作，比如译出《歌德全集》，超过郭沫若的译作《浮士德》。 毕业后，我和潘子力失去了联系。人生是马拉松赛。开头一圈遥遥领先者并不是冠军。要坚持，要看最后几圈。 丁有为（杭州人），文学修养好，擅长写古体诗，且思路开阔，涉猎面广。德文不如我，但译文和在其他领域远在我之上。他成熟，有自己的世界观。当时我没有。１９５７年正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而划名右派。他仅比我大两岁。毕业后分到贵阳医学院图书馆。意志一直消沉，人生观很灰很灰。１９８０年平反后，他来北京找过我。我送了一些布票和粮票给他。我看他的精神一直不振。恶劣的环境把他压垮了！ 他理应拼搏，杀出一片天地。出身老右的著名作家王蒙、张贤亮和从维熙不正是从厄运中冲杀出来的吗？ 一个人的坚强意志同才华横溢是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为丁有为（我们同窗４年）自暴自弃而惋惜。他理应像他的名字——有为——那样响当当，一往直前，名符其实。康有为便是意志、志向和才华卓绝结合的产物。 潘海峰（东北鞍山人），文学修养远在我之上，但德文不如我。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长期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７０年代初，周总理接见外宾，照片上有他（但不是主要翻译）。 在德国文学方面，他理应有大动作。 读完一年级，高教部选派留德学生。据说德国专家曾推荐过我。但那个年代政治条件第一。也许在第一轮我便被除名。我一直想去德国留学，但只是一个白日梦。 ２００３年９月，德国总统访华。他说要加强德中文化交流，使中国留德学生的总数超过中国留美学生的总数。 我羡慕今天的青年一代，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不再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是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处处、年年月月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辛白林） 丁有为同学的命运不是比我更惨吗？ １９５６年９月，进入新学年。 我开始构造、建立另一个轮子：提高文学修养和驾驭汉语的能力。我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背诵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再就是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文学我也大量阅读，一本接一本，劲头很大。 一年级我的同屋是英文专业的马喻亮（内蒙人，回族）和李盈科（湖南人）。有一天我拿起他们的讲义，居然能看懂百分之七十。我对英文突然开了窍，无师自通。 我开始自学英文。半年后，我读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英译本。不久，我自己买到一本（１９４９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译者是艾萨克斯（Ｂ．Ｉｓａａｃｓ）。他把《贵族之家》译成《Ａ Ｎ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ｒｙ》。当年苏联的出版物特别便宜。小说的结尾给我一种人生的根本惆怅感。今天我还背得出来：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ｔｏ Ｌａｖｒｅ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ｉｚａ？” …… 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ｂｏｔ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Ｗｈｏ ｃａｎ ｋｎｏｗ？ Ｗｈｏ ｃａｎ ｓａ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ｕｃｈ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ｓｕｃｈ ｆｅｅｌｉｎｇ．．．． （“后来拉列茨基怎样了？丽莎呢？” ……他们两个人在想什么？他们的感觉呢？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在人的一生中的确有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感情……） 我发觉我悟出了英文，如鱼得水，豁然开朗。奇怪的是，初中的时代，我为什么那么怕英文？我发觉我对英文的领悟能力很强，有语感，能进入角色。 我成了屠格涅夫小说迷。我喜欢他的优美文笔和笔下的情调。２００１年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专门去寻找他当年留下的足迹。在一幢老屋前和一座老桥上，我曾久久地徘徊。 尤其是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英译本，里面的插图艺术水平非常高。比如《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令我着迷，沉醉。这些插图同小说结合在一起是锦上添花。它引导我对绘画艺术世界（包括木刻和铜版画）发生了浓厚兴趣。《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进一步为我开启了艺术王国的大门。作为一种副产品，它出乎我的意料。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3）
直到今天，我仍然崇拜这些高水准的插图。 不久，我开始迷上了英文诗和德文诗。尤其是雪莱的名句，千古绝唱：Ｉ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ｃｏｍｅｓ， ｃａ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ｂｅ ｆａｒ ｂｅｈｉｎｄ？（如果冬天来了，那末春天还会远吗？） ６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从中我得到了许多许多，弥补了我的不足，进一步驱赶掉了我的平庸、无知和浅薄。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绘画艺术的第一课。对于我这样一个晚熟的青年，北大给了我许多个“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包括初恋。 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但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４１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无与伦比的。它们给了我不少的感叹号和惊叹号。 幸好，我是在这些优秀的影片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长大的，那是什么结果呢？我还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是的，苏联电影有力地塑造了我，苏联电影教给我的东西是全面的。对我的成长，这些优秀影片就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营养了我，壮大了我。避开或跳过这些影片来谈我６年的北大生活是个严重残缺。 看这些电影的地点是在北大。这个特殊的地点很重要。如果在南昌，效果会很不相同。恰如同是一块奶油蛋糕，如果你站在杂乱的菜场吃和在巴黎一家很有情调的咖啡屋去品尝，味道会截然不同。 这些影片的“美的构成”（包括背景音乐和插曲）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有人要我列举外国电影最打动我的１０部作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８部苏联电影算上。《音乐之声》和《简爱》是第９、第１０部，卓别林排不上。印度电影也难排上。《流浪者》仅仅是娱乐片。 ２００１年我第二次造访俄罗斯。我曾打算去寻找一些大导演和功勋演员的墓地。后来放弃了计划。因为他们的影片就是永久性的纪念碑。它们作为我的启蒙老师和生活教科书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墓地才是最好的，风雨岁月无法剥蚀它。 前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在许多地方是个很不人道的秘密警察国家，有过一堆罪恶，但在文学艺术、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建筑和科学技术领域，它创造过辉煌。这是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苏联歌曲（包括电影插曲）也培养了、壮大了我的艺术细胞，有助于驱散我身上的平庸和浅薄。大一和大二，我只做了一件事：彻底驱散、冲刷掉从少年（中学时期）带来的无知和浑浑噩噩，为迎接“脱胎换骨”时期的到来作了思想、感情上的准备。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和阿鲁秋年的《心儿在歌曲》（电影插曲）都陶冶过我，为我走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铺平了道路。当时我参加了北大合唱团。该团不定期地邀请中央乐团合唱队指挥来指导训练，包括波兰歌曲《左边是桥右边是桥》。 当时北大１０多间钢琴房练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日夜琴声不断。宿舍，特别是浴室，歌声嘹亮，其中也有我的嗓子。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手风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最为突出。 不过说来也奇怪，在１９５７年冬天之前，我还没有接触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埋首灯光通明的图书馆；湖畔小路两旁的杨柳和隐隐约约、古色古香风格的街灯；恋人的窃窃私语；学生宿舍熄灯后还在不着边际的神聊和高谈阔论…… 所有这一切都在悄悄地为我的“脱胎换骨”作前期准备。（当时我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一所大学最最重要的是她的精神气魄。北大是个大染缸。这我有发言权。 北大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