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雍结束了，老冯上去开讲。老雍回到后排，仿佛根本不知道我迟到一般很轻松地跟我交谈。他问我：“怎么样？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想他一定是在为他面试我时提的那个问题做一个注解，我说：“压力很大。”他笑了：“说思科的员工谁没有压力？没有压力的已经不在思科了。你看看老海的头发，哈哈哈。”
老雍还是穿着质地很好的西装，衬衣的袖口有袖钉，还绣有他英文名字的缩写。
老海
如果不是老雍提起，我还真没注意过老海的头发。30多岁的他已经有很多白发了。这时我才想起好像有人跟我说过思科一年相当于别处七年之类的话，还有人说过思科的销售没几个人的头发有好结果，要么白，要么秃。
老雍做老板很有技巧，虽然老海、老冯和我都是他的部下，但因为我的直接上司是老冯而不是他，因此他对我很客气，讲的话距离也很远。我挺难想象这么一个谈笑风生充满情趣的老板如何会让每周一参加完例会的老海垂头丧气。
当晚老海安排在酒店里的西餐厅一起吃饭。老雍对于红酒也颇有研究，和酒保聊了半天点了一瓶年代很久远的干红。饭桌上的闲散话题很快结束，大家步入正题。老海显然是早有准备，开始跟老雍诉苦：客户投资额度不高，项目旷日持久，非短期所能拿下，背的任务太重……
老雍抿了一口刚刚倒好的红酒，没说话。这时老冯也开始说话，说这边的项目的规律历来如此，慢的时候能拖个大半年，一旦快起来也是不可想象。
老雍笑了，对老冯说：“你告诉我，哪里的客户不是这样？哪里的客户是根据我们思科财年的时间表来做项目的？哈哈哈哈。”
又喝了两口酒，老雍看着老海说：“压力都是一级一级传下来的，这个季度数字不好，有的区肯定要走人。没有产出的客户，大老板就会觉得没必要放人在这里。”
老海和老冯都安静了，我觉得满桌子琳琅的饭菜毫无滋味。
过了一会儿，老雍打破冷场兴冲冲地问我：“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本地小吃吗？”
老晖
一轮密集的轰炸结束，留下遍地硝烟。这些硝烟就像浓雾，让你无法辨别下面掩藏着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
老海穿上他的制服，拎着公文包，走进迷雾开始了新一轮的勘探。而我，得到了难得的几天闲暇时间。
早上我睡到八点起床，到楼下相熟的早点铺要上一碗面，还加了一碗冲了鸡蛋的米酒。那天晚上老雍问我小吃的事儿，我建议他清早叫辆车，随便开到任何一个密集的居民区门口，找一家人最多的早点铺，哪怕是排队也要等。等他们做出来的喷香的面，松脆的油条，一咬一口热油的包子，还有辣得让你头皮发麻的米粉。酒店的餐厅早上也有模仿这些样式的点心供应，品质和味道暂且不说，那种在腾腾的蒸汽中和一大帮吆五喝六打情骂俏的人们一同进餐的快感是绝对享受不到的。
第27节：思科九年（27）
不知道后来老雍真的去实践了没有。
那天吃完早餐，时间还充裕，我坐公交车上班。朱总曾经对我一度“出门就打的”的生活方式非常反感，经常嘲讽地问我，还记得坐公交车从哪个门上去吗？这个城市的公交车线路之远，密度之高，覆盖之广堪称全国之最，如果不是赶时间，你永远可以选择公交车到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我喜欢选择一个靠窗的位子，随着车的移动看路边的人群。这次出国回来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国外街上的行人大都兴致勃勃表情健康，近距离地彼此照面时不管认识与否都真真假假地打个招呼；而国内大街上涌动的每个人大都神情倦怠而疲惫，有的人在明媚的阳光下痛苦地皱着眉，有的站在街边失神地望着哪里发呆。也有少数快活的人群，那往往是一些小孩子或者刚刚逃离学校的青年男女。我在想，为什么快乐指数的差别就这么大呢？
小马
那段时间，阿伟和小马经常在办公室里出现。碰到一起的时候，大家聊聊项目里的趣闻轶事，挺有趣。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偶尔我也会和他们俩一起打两把斗地主。
阿伟是高手，如果打的时间长，最后的赢家基本上都是他；小马打牌路数古怪，但很认真，每盘结束后都要详尽分析一番。每当此时，我和阿伟一般会点根烟听他分析，然后接着下一盘。
我从小就是打牌的低能儿，无论任何玩法，基本上都是瞎打一气从无心得。但是斗地主这种玩法有的时候是拼心理的，所以也能让我这个不管不顾的愣头青赢上几回。
阿伟一般不动声色，但一般打到最后几张的时候，阿伟会坏笑着对我们其中的一个说：“怎么样，两个王八也不敢炸吧？”或者说：“我看你那张老K怎么走。”被他说中的小马总会马上似笑非笑地露馅，挺可爱。
每次我们问小马目前业绩如何的时候，他也总会像被阿伟看穿了底牌时那样露出忍不住的笑容，说：还可以还可以，150％，150％……
那年小马的业绩确实骄人，听说他卖了一堆非常高端的设备给一个图书馆。当我后来看到那个图书馆在报纸上登广告希望企业冠名赞助去购买更多图书的时候，不禁哑然失笑。
老海
其实，一个项目的发展过程和一棵植物的生长一样，是有生命周期的。从一开始的施肥播种到破土萌芽再到茁壮成长之后，会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开花结果前的胶着期。看似平静的胶着期其实是在用似乎有点被浪费的时间来最后准备开花结果所需要的所有能量，成与不成在此一举。
有经验的农民在这个时期往往在田里搭上窝棚，日夜照看随时应变。
我和老海也开始了最后的搭窝棚阶段，老海的工作西装经常穿在他身上而不是挂在办公室里，我的电脑包里也随时备有打印好的最新版本的技术方案和报价。坐公交车的机会渐渐稀少，“出门就打的”又成了我的主要交通方式。
这个阶段漫长而且痛苦，每天的工作也高度重复。一遍一遍地答疑，一次一次地递交技术澄清，一个一个的电话确认，方案和报价都已经修改到第二十几版，到最后，那个在报价书里用黑体字标出来的总价我和老海已经烂熟于胸，随时可以滚瓜烂熟地讲出来。
局势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表面看来客户每天都在周而复始地上班，他们到了时间蜂拥进入那个办公大楼，各自占据一张办公桌，然后电话、文件、大会小会地很快过去一天。随着这样平静的一天一天慢慢过去，你会发现伴随着一次次的电话、文件和大会小会，施加在这个项目上的来自各个方向的力也在慢慢变化。
角力到了一定程度，那朵大家都在守候的花往往就在夜间突然地开了，有时会让你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到了这一年的夏天，老海已经基本知道他这块地里今年的收成了。他还是一副疲惫而又慵懒的样子，阿伟和小马跟他开玩笑让他请客的时候他会愁眉苦脸地诉苦：“兄弟啊，这块地不好弄啊……”
我不知道他说的“不好弄”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到最后是一家以前没怎么联络过的代理横空出世拿下了这个项目的集成，我只知道这个项目我们最后赢得的部分并不够完成老海全年的任务。但无论如何，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可以告诉老海和我一件事：那把一直悬在头顶的快刀至少目前还不会落下来。
第28节：思科九年（28）
疲惫无比地回到家里，我对着镜子仔细看了看自己的头发，然后对朱总说：“我们结婚吧。”
老樊
由于身处异地，所以每周一的工程师例会我一般是通过电话参加的。我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拨通总部那边会议室的电话，打开免提，然后跷着二郎腿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电脑，听着那边的人一个个发言。
一般老冯会占据会议的主要时间，后面也会有一些SE的自由发言。记得那时小严的话比较多，但他的上海腔普通话语速很快，我这边听不太清楚；小茂轻柔婉转的声音就更听不清了；老樊很少发言，其声音低沉而平和，讲两句还经常自己“嘿嘿”两声。
我一般不发言，就听着。那边的人过一段时间觉得这个电话太安静了所以会冷不丁问一下：“喂，还在吗？”我会大声地回答：“在！”然后大家继续。
这有点像路由器之间发来发去的Hello数据包。
由于我这里近期处于收割之后的农闲阶段，这个礼拜老冯安排我到老樊的客户那边帮忙，他那里的一个大项目正在茁壮成长，老雍很重视。
这个安排让老樊和我都很高兴，我问他机场和酒店的细节，他挺高兴地说：“你来吧，我来给你安排。”
颇有点什么都搞得定的销售风范。
老樊
飞机落地已经是晚上。还在跑道滑行的时候，老樊的电话就来了：“到了？”
“到了。”
“出口会有人举牌子接你。”
我突然觉得这有点像《教父》里的某个情节，我说：“咱又不是领导，这么客气。”
“呵呵，酒店免费的服务，不用白不用。”
我受宠若惊地跟着彬彬有礼的服务生上了一辆等候多时的轿车，乘客除了他就只有我一个人。车开动了，服务生递过来一根烟。我问他们：“每个从机场来的客人你们都这么接待吗？”
“是啊，只要打电话预约了。”
这是个中部城市。和其他中部城市一样，这里有不太发达的工业不太时髦的零售和很密集的餐馆和休闲场所。在这个充满了廉价劳动力的地方，所谓的服务也就变得无所不用其极。
老樊帮我订的是行政楼层。所谓的行政楼层在酒店的顶层，从电梯一出来，有一个很大的中庭，四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