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的邮递员按响门铃，然后说：“你好，请拿戳子，有汇款单。”那声音异常美妙。我需要这样，要离开乔就必须这样。
我越来越讨厌上街，我怀疑物价在背着我偷偷地疯长。要是我爸爸问我：“你想买的都买了吗？要不要我给你一些钱？”我会笑得特别凄惨。这个世界上我想买而没买的东西永远占绝大多数，还是看看我都拥有些什么会觉得比较幸福。我需要万恶的money，越多越好，但是我不想成为父母脊背上的水蛭。万恶的money啊，我怎么越恨你就越爱你呢？公务员长工资，我的稿费却从未突破过四位数。我在“周大福”的柜台前像可怜的玛蒂尔德·路瓦栽，虚荣是我身上最致命的硬伤，我管所有的编辑都叫“衣食父母”，情真意切。我爱那枚黄金戒指，我才25岁却对黄金如此痴迷，我真是一个投错了胎的物质女郎，我应该叫“吉普赛姑娘”！我几乎已经看到了那一幕——我有了买戒指的钱，但是戒指早就卖出去了。这太可怕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就真的完蛋了。
在此之前的那个3月，也就是Joe离开我后那个3月，我给一个企业老总写自传，这在日后成为我忘记Joe的良方，也成为我拒绝和槟榔约会的借口。很合适，我爸爸说不出什么。我十分鄙视自己接手这样一个活计，但是想到那些不可缺少的钞票，我又觉得人应该学会妥协，向自己的欲望妥协。学长看到那份厚厚的打印稿，问我收入可以有多少。我报给他一个数字，他惊讶地问道：“那还给他写那么多？”
字数要和稿费成正比——这是学长的理论，早知道就给他写自传了。可我只是对他笑笑，而且充满骄傲，不是顾影自怜的凄楚微笑。
4月上旬，我在外地写剧本，学长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恭喜我的书终于出版了。他一直盼着这一天，我喝醉时曾经许诺过，书出版我就剪发，他一直盼着我剪发。可是Joe喜欢我的长发，他比任何人都会高兴我的书终于出版，他是那么喜欢我的长发。我冒着支付手机漫游费的风险和他聊天，庆幸自己比他能坚持，这一次终于是他先撑不住了给我打了电话。我爱死这个无意义的胜利了。
4月中旬，我返回天津，非常不人道没义气地把剧组亮在一边，参加爷爷的葬礼。我写了祭文，赚取了所有直系亲属的眼泪。然后我发现我不再烦躁，终于没有了那种不祥的感觉。我似乎已经习惯了悲伤与分离。最后我又开始愤怒，竟然有人找我要祭文的底稿，她的职务都是工会主席。而现在，我时不时地还会有点沾沾自喜——“寄哀思，长风浩渺泣凋零，婆娑泪眼。心肝碎，一夜霜雪罩鬓间，悲恸惊天！”我最喜欢这两句，适合做挽联，给任何人。
4月的最后一天，我坐在鞍山西道的箱根咖啡店里面和妈妈一起吃饭，并且主动自觉自愿地买了单，94元。两点半，我等来了那位在我看完《罪与罚》之后，就被我称为“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任”的企业老总，他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一丝抱歉。但想到他将要付给我剩下的三分之二稿费，我决定保持微笑，不用地球人都知道的礼貌来要求他。
卢任先生来了，把我写的稿子放到我面前，上面连个圈改的痕迹都没有。他兴师动众地从皮包里拿出发言稿，提了数十条修改意见。我发现如果说当初他只是让我写一条鳟鱼，那么现他在让我从单细胞的草履虫开始写起，讲述生物进化的全过程。他不再坚持给自己树碑立传的想法了。老天保佑，他终于明白自己其实也没什么可写，普通的有钱人一个，既没有娶到莱温斯基，也没有贪赃枉法，我再具备想像力也无法凭借他提供的资料把他描述成洛克菲勒似的大财阀。他只给了我一个蒜头，我没办法妙笔生花。现在，他要一部小说，一部由我创作却署上他的名字的小说。最后，他踌躇满志地点燃一根烟，满怀憧憬地对我说：“如果写好了，被改编成电视剧也未尝不可。”
究竟是哪个王八让他明白“可读性”这三个字的？这年头，什么梦都有人敢做。他终于明白了虚构的力量，但是这个白痴根本不知道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区别。
我想说，去你妈的！你去死吧！别再弓虽。女干神圣的文学了，现在“美女”已经把“作家”弓虽。女干得够戗了！但是我却说，非常平静地说，我不写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我会把钱退给您，稿子我拿走了。
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来的时候揣着一大堆抱负理想，他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签名售书名利双收的光辉前景，我几句话就把他赚钱出名的路给毁了。可怜的卢任先生不是太高看了自己，就是太高看了我。我懒得向一个白痴解释WHY。
卢任先生提议给我加一点钱，以抚慰我的不合作态度。在他眼里，我的举动无非是一些小花招儿，生意场上司空见惯的，没创意的讹诈手段。我几乎换成了一种恳求的语气，让他不要再拿他那些破玩意儿来侮辱我的眼睛了。我的神经需要放松。整天闻臭豆腐，嗅觉会失灵的！最后，他很不高兴地给我七天时间考虑，“黄金周”里他要去香港。我的耳朵又听见了“黄金”两个字，那枚戒指又在我眼前跳啊跳啊的。我简直不能忍受这种折磨！这个有钱的大便！我要杀了他！
卢任走了，我知道不管我有多少物质梦想，我都不会把它们建筑在这个有钱的大便身上！我说不清他侮辱了我什么，但我确确实实地受到了侮辱。眼泪大颗大颗地滴在那厚厚的打印稿上。一个浅色的身影突然闯进我那有限的视野，我咽了一口唾沫抬起眼睛……
学长就像是特意来这里找我来的似的，他那么自然地走过来，一直走到我身边，把我的头揽进怀里，抚摩我的头发，在我的头顶亲了一下。这是4月最后一天的下午三点半，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亲了我的头发，这么亲昵，这么温柔。他是怎么了？宠爱、呵护、疼惜，都是给我的吗？他知道我需要抚慰吗？他知道我需要抚慰是因为什么吗？
我们上次见面是11月，某个夜晚，一个我碰巧回家没和乔在一起的夜晚。他开车到我家楼下，说想见我一面。我马上跑下楼，大衣里面裹着睡衣，像个一时性起离家出走的已婚妇女。我没戴眼镜，找不到他的车，一辆白色的汽车冲我按响刺耳的喇叭，惊醒了一条沉睡的狗，狂吠。我跑了过去。他没有对我说什么，拆开一包烟放进嘴里一支，打开天窗让烟雾在空中蒸腾
他抽着烟，空着的手握着我的手。我想说：“嘿！别这样！我要嫁人了！你拉着我的手像什么样子？”可是我没告诉他，不知因为什么我就是没告诉他，我说不出口。我没有想到Joe，我想到的仅仅是乔那颗微秃的头。
我们默默地坐着，我好像听见了烟雾融进空气的声音。噼啪、劈啪。只是好像。他说：“跟我走吧，我现在后悔了。”我对着夜幕笑了。这个夜真的太黑了，全市的路灯似乎都不亮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人们在这样的夜里真的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干啊！可惜，太晚了，太晚了。
如果几年前他这么对我说，今天的小多还会是一个“80后”作家、一个老鳏夫的未婚妻、一个男同性恋的勾引对象、一个年轻生命的终结者吗？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在几年前这么说，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不愿意让眼泪把我洗劫一空。这黑色的夜啊，你来得为什么总是这样迟？
我喜欢夜，愈夜愈兴奋。我从来不认为凌晨两点是意志最薄弱的时候，我精神着呢！夏天的时候我经常在午夜十二点出门，在酒吧坐到天亮，然后一直坐到他们的肚子全饿了，要去吃煎饼果子。紫金山路上有一家通宵营业的煎饼果子铺，专门面向那些彻夜未眠的人们推销廉价的满足。我躲在车里看着他们吃得热火朝天，我只喝啤酒。
这个时候，他们叫我妖精。“嗨，妖精，还记得吗？”他们喊，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他们总会提起那个老段子，说我喝多了，站在桌子上跳舞，黑色的长连衣裙，红色的凉鞋，性感妖娆。那个晚上我和整条街的人喝酒，而且保持不说胡话不吐不哭不闹的记录，不断有酒徒打听我的下落，想见我一面。他们还以为我不记得呢！我怎么会不记得？那天，Joe离开我整整111天。
哦，呵呵，他们那时真的以为我喝醉了，我喜欢这种误会。我那天兴致很高，在凯歌的白T恤上写了一句话——如果黑夜是个人尽可夫的婊子，我们要不要狠狠地嫖？那件T恤被他挂到酒吧里，不知现在去了哪里。我再也没有看到过。
我没有跟学长走，因为他的电话响了，他现在才想起来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被他丢在桑拿院等着他去买单。我说，你走吧，我上楼睡觉去了。我打开车门，我这才发现这车是可爱的BMW。我甩上车门，独自上楼，刚进房间就听见手机在响，是学长。接起电话，我哭了。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不想再见他了。真的，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他，伤了我的心。所有人，都伤了我的心。所有的人。所有所有的人。
4月下旬学长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一个月里的第二次，前所未有的记录，而我身上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我说我哪里都不去，今天是我爷爷的“头期”。他说了好多宽慰我的话，我心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还用谁教给我吗？他说，你烦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吧，我陪你。我扑哧一下笑出来了，这是本年度最经典的笑话了，他怎么会有空陪我？他还真挺会安慰人的。
4月的最后一天，我和学长在鞍山西道的箱根咖啡店见了面。这绝对是一个巧合。我本来是来收钱结账的，结果却被我的臭脾气弄得还要把吞到肚子里的肉吐出来。我呆着没走是因为我心里难受，我还没能适应这个一无所有的现状。我可爱的Joe已经走了，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