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下来，文革的时候楼房的主人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戴姓夫妇不堪受辱，双双在卧室上吊自杀，留下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女儿叫戴芹，但革命小将赶尽杀绝，戴芹仍然被扫地出门，被迫离家出走成了流浪者，起先是在重庆流浪，后来就不知所踪，无主的楼房也就成了一个造反派的司令部。文革结束后，戴芹不知从哪里突然回来，穿着还挺光鲜的，她接收了有关部门返还给她家的这幢楼房，包括被抄没的一些财产，戴芹不久成了家，但刚有身孕时丈夫就不幸出车祸死了，儿子生下来后，戴芹给他取名叫戴晓鸥。戴芹从此没有再嫁，和儿子相依为命，虽然她没有工作，但靠祖上留下来的一些财产，日子过得也还不错。戴晓鸥十五岁那年，母亲患胃癌去世了，从此他就成了这幢楼房里唯一的主人。戴晓鸥非常喜欢画画，在重庆的某次中学生绘画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但就在半年前，也就是戴晓鸥十七岁那年冬天，正读高二的他突然在家里割喉自杀了。原因不明。不久，这幢楼房就有了闹鬼的传闻。附近的居民说，经常在半夜的时分看见这幢无人居住的楼房里隐约透出灯光，有时还能听见幽幽的哭泣声。人们都说因为这幢楼房里有太多的人死于非命，怨气太重，所以有鬼魂盘桓。
诸葛洪还说，鬼楼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几个警察全副武装地蹲守了两个晚上，根本就没有发现啥子异常情况，估计是附近的居民看见那幢楼房死人太多，心里产生恐惧，所以有时半夜起来，无意中打量那幢楼房时，因为心理恐惧作用，就导致了某种幻觉，譬如看见灯光或听见哭声。这种传闻一传十十传百，更加重了人们的心理暗示，所以很多人都声称自己亲眼见到了楼房中发生的奇怪现象，在心理学上，这叫“群体性癔病”，它可以通过心理暗示来传染。诸葛洪提供的信息非常有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知谜底，就不必在“捉鬼”之后再费神地去找各方面专家破解谜团，文章就可以很快完稿。另外，事先得知真相，也必然会使我们在“捉鬼”过程中消除不少恐惧心理。当然，还是有些事情需要我们搞清楚的，譬如戴晓鸥为啥子突然自杀。诸葛洪说，他也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派出所的人，他们表示不太清楚，后来他又去戴晓鸥生前所在的中学调查，但学校根本就不接受他的采访。他觉得这里面很可能有隐情。
为了把“捉鬼”的全过程进行直播，我联系了电视台“雾都闲话”节目组的编导小刘，我们一块喝过酒。“雾都闲话”是重庆某电视台的一个名牌栏目，主要讲述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一些琐事，有时也用电视方言剧的形式拍摄一些煽情的故事，故事基本上是抄袭《知音》、《家庭》等杂志上那些情节跌宕起伏演绎命运悲欢的文章，然后将它们改头换面成发生在重庆的故事。比如《知音》曾经有篇文章叫《开花的爱情树》，里面写一个女孩怎么巧妙鼓励患了青光眼而失明的男友，《雾都闲话》就将那个女孩改成丈夫，男友改成妻子，而剧情和那篇文章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作者前去质问时，《雾都闲话》的总编导就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哪里抄袭了？你看，连最基本的性别都不一样嘛！后来小刘告诉他们抄袭别人故事的一个诀窍，如果别人文章中写的是母亲他们就换成父亲，写的是奔驰他们就换成宝马，写的是猫他们就换成狗。他们这种行径一直让我颇为鄙视，我曾笑小刘，人家文章里要写的是马尿你们该换成啥子？小刘毫不以为耻地说：狗屎！
《雾都闲话》起用的都是一些做着明星梦的群众，而且从来不付演员报酬。节目组的总导演姓牛，长着一副马脸，据说平生有两大最爱：赌和色。背地里别人都叫他牛头马面，因为他长得面目狰狞，又一副色迷迷的样子，传说中他在床上指导过不少年轻漂亮的女群众演员演戏。
几个小时后，小刘给我回话，领导说晓得我们《年轻一代》杂志主要是想借“捉鬼”做广告，所以应该向“雾都闲话”节目组交一笔赞助费。我怒问：“哪个龟儿子说的？”小刘说是牛头马面。我说，你把手机给他，我跟他说。小刘犹豫着：“程哥，这不太好吧？”我说我跟你们的头是老交情了，你就说是我程浩然的电话。小刘“哦”了一声，说那你等着。两分钟后，小刘在电话里对我说：“程哥，领导同意你们不交赞助费了，他马上要开会，就不跟你说话了。”
我得意地一笑，牛头马面去年有一次在渝中区的一家宾馆嫖娼被警察抓了个现行，正好我到那家宾馆看望一个外地来的作者，撞见牛头马面被警察拷走，其中的一个警察我熟识，我走上前去耳语了几句，牛头马面半个小时后就从派出所里出来了，罚金都没交。后来牛头马面感激涕零地说欠了我一个巨大的人情。
“捉鬼”队由六人组成，我和诸葛洪、韩琼；“雾都闲话”那边也是三个人，编导小刘、被牛头马面掀过裙子的女主持人苏蕾、摄像小蔡，我自任队长。我邀请聂智群同去，但这家伙说不跟我们一起鬼闹，要保持他无神论者的纯洁性。我说我们“捉鬼”就是为了宣扬科学，他说那也不需要这样哗众取宠，然后又补充一句“‘捉鬼’的真实动机是啥子，浩然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临出发前，小刘抱歉地跟我说，台里的几位领导经反复研究后，觉得这种节目现场直播不太妥当，还是等整个节目制作完成以后再播放实况录象比较好。我有点生气，现场直播当然比实况录象来得生猛一些，我想给牛头马面打电话理论，这龟儿子就是不开机，我们杂志还急等这个稿子发排呢，时间拖延不得，我只好吞下这口恶气，心里将那哈儿的母系亲属恶毒地问候了一个遍。
十七 为了渲染恐怖气氛，“捉鬼”时间选择在午夜12点以后，传说中这个时候阴气最重，孤魂野鬼出没无常，我们一行六人乘坐电视台的一辆旧中巴车直奔歌乐山下。因为住在那幢楼房里的戴家是从抗战结束那一年从陕西迁移过来的，在重庆没有任何亲戚，而且房主性格又比较古怪，很少跟外人来往，所以自从戴晓鸥自杀后，有关部门也没查询到戴家的任何亲戚，那幢楼房暂时就成了无主房，大门被贴了封条。不过封条已经没有现实意义，早就在风雨中脱落了。我们事先跟有关部门磋商了一下，希望他们从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高度出发，支持我们破除封建迷信。他们同意了，给了我们楼房的钥匙，因为他们也希望借新闻媒体来遏止愈传愈烈的闹鬼的谣言，但要我们承诺不破坏房屋的任何设施和不带走里面的任何物件。
凌晨一点整，我们的中巴车终于到达了传说中的鬼楼门前。这个时候月亮隐没进了云层，风呼呼地刮起来，天突然下起了霏霏细雨，这无形中为此次行动增添了恐怖气氛，我大喜，因为这正是我要的效果。
这幢楼房跟离它最近的居民房都有数十米，背靠歌乐山，它包括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花园，不过里面已经是荒草萋萋。楼房的结构以砖石和砖木体系为主，雕梁飞拱，处处体现着和谐与理性，是典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楼房四壁爬满藤蔓植物，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屋顶一个高高突出的建筑部位，从远处看像一根巨大的烟囱，其实那是一间带着两扇雕花格子窗的阁楼。
阁楼是中式风格，颜色褪尽的琉璃瓦片上长满了荒草和侏儒似的小树，屋檐上还矗立着两只青铜铸造的瑞兽，在手电筒光柱的照射下，我看见一只是麒麟，一只是狴貅，怒睁双目、龇牙咧嘴，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威风凛凛。
尽管明知这里没有鬼，尽管我一再在大家面前表现出勇敢无畏的样子，但我心里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幽冥之物，不管有无，都会在人心理上产生恐惧。在中巴车上我们就排好了挺进鬼楼的顺序，我和小刘拿着两个手电筒打前阵，摄像和苏蕾紧跟在我们后面，紧接着是韩琼，诸葛洪拿着一个手电筒断后。我还叮嘱大家，手机都要开着，方便随时联系，万一有啥子意外情况，要保持秩序，绝不能慌乱，两个女的和扛着摄像器材的小蔡先跑回车上，另外三个男的边掩护他们边撤退。
苏蕾问：“程哥，能有啥子意外情况？”诸葛洪扬起双手，在她后面做了个恶狼扑食的动作，然后咧开大嘴，露出一排被烟熏得黄黄的牙齿，抢着替我回答说：“意外情况就是，在你解说的时候，突然身后出现了一双惨白的手，还留着长长的指甲，指甲涂得血红。”“你要死啊！”苏蕾尖叫一声，躲到我的身后，朝诸葛洪怒目而视，手却紧紧地拽着我的衣袖，引得韩琼对她暗翻白眼。
下了车，打开一扇大铁门，我们进到花园里面，因为没想到会下雨，大家都穿得比较单薄，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看起来怪怪的。我们事先不知道从花园通往楼房的小石子路并不是笔直的，而是弯弯曲曲，由于荒草已经没膝，遮盖住了整个路面，光线又不好，我们一时找不到路，只好笔直往前走，草叶上沾附的雨水沁湿了裤管，凉兮兮的。用钥匙打开一楼大厅的房门，里面阴森灰暗，我试着去开灯，但没有一盏是亮的，只好依靠手电筒照明了，我看见天花板和通往二楼的楼梯扶手上都雕刻着圣经里的诸色人物，在手电筒幽幽的光晕里，那些古老的魅影似乎随时会像长着翅膀的吸血蝙蝠扑面而来，着实有点吓人。
尽管已无人居住，字画、老式唱机、太师椅、景泰蓝外壳的仿古电话机……房间里仍然弥漫着一股贵族的气息，客厅的中央还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一切都保存完好，估计是闹鬼的传闻使那些小偷不敢前来骚扰。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