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北伐，创下了由南到北统一天下的先例。明朝成为历史上惟一的起自东南而统一天下的政权。但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便上演胃了由北向南夺取政权的一幕，这就是“靖难之役”。
明初定都金陵，但强敌在北，朱元璋遂在北方屯戍重兵，命诸子以亲王典兵，镇守太原、大同、北平、大宁（今内蒙古宁城）等战略要地。其中燕王朱棣统兵驻北平（今北京）。诸王权重势大，朱元璋在世时尚能控制，但出于朱元璋算度之外的是太子朱标早死，引发一系列问题，致使明初政治重蹈乐历史上藩王称兵的覆辙。
朱标死后，朱元璋以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引起诸王暗中不满。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主少国疑之时。诸王相互煽动，一时流言四起。在兵部尚书齐泰、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的建议下，建文帝遂谋削藩。建文帝元年（1399年），朝廷即削黜了一批诸王。建文帝以燕王朱棣“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擅长用兵，又居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恐难猝图，而未急于削燕，但在北平外围的开平、山海关、临清、彰德（今安阳）、顺德（今邢台）等地部署兵力，以备燕王。朱棣见削藩已起，且朝廷对自己多方戒备，遂谋起兵。他招罗人才，秘密训练士卒。这年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帜，称这次起兵为“靖难”。历史上将这次战争称为“靖难之役”。（见图3—2—6）
“靖难之役”初起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所以战争初期，朝廷拟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围歼于北平。朱棣采取内线作战，迅速击降北平外围的通州、密云、蓟州、怀来、永平（今卢龙）等地。在真定之战中，朱棣大败南军统帅老将耿炳文。建文帝又任命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统兵攻燕。在北平城下及白沟河两战中，朱棣又大败李景隆，并乘胜南追，攻陷德州，围攻济南。济南城中军民在都指挥盛庸、山东参政铁铉等督率下坚持固守，燕军围攻三月，未能破城。朱棣恐粮道被断，解围北去，盛庸收复德州。
南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连连败绩，损兵数十万。建文帝遂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军南下。此后，双方在山东一带陷入相持。彼此攻伐，相互扰掠，互有得失。
到建文帝三年（1401年）底，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南北交战主要在河北、山东。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南军兵多势盛，攻不胜攻，燕军所克城邑旋得旋失，能始终据守者，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军基本上被挡在山东以北。
战争照这样打下去，燕军只会愈耗愈弱。燕王朱棣遂谋另辟途径，以求打开局面。这时，金陵有—被贬中官投奔朱棣，极言金陵空虚，可袭而取。朱棣手下谋士也劝朱棣勿攻城邑，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金陵势弱无备，必可成功。于是朱棣决定跃过山东，直捣金陵。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督师南下，连破东河、汶上、兖州、沛县，绕过徐州，向南直进。燕军已过徐州，山东之军才南下追截。燕军经宿州、灵壁、泗州几战，突破淮河防线，然后疾趋扬州，扬州城降。这时，朱棣之子朱高煦引番骑赶到，燕军军势大振。六月初，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以城降。朱棣率军直趋金陵。十三日，朱棣进入金陵。建文帝自杀。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前期作战南军连连败藉。但自济南保卫战后，南军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之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朱棣未克山东，故虽屡战屡胜，激战两年半，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等到他越过山东，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
不过，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南北朝时，以北魏的国力和太武帝之雄才大略，在击破刘宋黄河一线之军后，长驱江淮，兵临瓜步，饮马长江，也未敢渡江以争江南。朱棣的这种战术也只能在那时特殊的形势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无恐。其次，“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不然，朱棣孤军南下，建文帝只需坚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师会合，山东方面则截断燕军的补给线和退路，那样的话，朱棣处境势必极其危险。因此，换上另一人，换上另一种背景，则断不敢冒险采取这种战术，置山东于不顾。
“靖难之役”虽以朱棣成功、建文帝失败而收场，但从战争的进程看，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却显示出来。
一 山川形势
在整个南方地区，主要的联系纽带是长江。湖北居长江中游上通巴蜀，下达东南，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图3…3…1）
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入川的两大通道之一。东汉岑彭攻公孙述、刘备据益州、东晋桓温灭成汉李势、朱龄石平谯纵、北宋刘光义攻后蜀盂昶、明初汤和攻明升等战役，都曾由此进兵。南方政权要控制四川，确保整个江南地区的完整，湖北是一大关键。
若是上、下游之间对立，则湖北还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四川据湖北上游，自四川东出是为顺流之势，在湖北境内尚有险可扼，若其越湖北而东，则江面渐宽，其势难与争锋。在四川与湖北之间出现对峙时，据上游者往往扼守夔州江关（亦称捍关），据下游者往往扼守西陵险要。历代战争中，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做得最成功的当数陆逊、陆抗父子。陆逊在夷陵（今宜昌东）击败刘备，其后置立重镇，以备蜀汉。陆逊曾上疏孙权说：“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其任。在陆氏父子镇守荆州的年代，孙吴西境的安全得到保障。
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相对而言，东南无四川尚可立国，若无湖北，则东南不可以立国。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保障上游。明末顾炎武在详考了立足于东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之后，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 ＇ 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 ＇ 孙吴、东晋南朝均以荆、扬二州为江南重镇，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历代州域形势四 ＇ 成为六代在江南立国的模式。南宋与金、蒙古对峙，也倚重荆襄，屏护上游。从军事上讲，刑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两淮。对于东南政权来说，“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 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大国起义，—改此前清廷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在下游围困金陵的作法，而从上游的武昌、安庆着手，拔太平天国之根本。
抗衡北方，东南政权要恃荆襄上游为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下游建康方面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如东晋时期的王敦、桓玄、刘毅、司马休之，刘宋时期的谢晦、刘义宣、沈攸之、萧齐时期的萧衍，梁末的王琳等等。这使得江南政权对荆襄上游的政策往往表现出矛盾和复杂的倾向。
在湖北境内，就与北方的关系而言，汉水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长江。南北对峙，南方联系的纽带是长江，其防守也主要是依托长江，但长江防线的稳固却有赖于江北的一系列山河为其屏障。东段有淮河，西段有秦巴山地，中部湖北地段则主要是以大别山、桐柏山至鄂西山地一线的山脉为其屏障。在大别山和桐柏山的连接带有武胜关、平靖关和黄岘关（三关在湖北广水和河南信阳交界处）可为往来通道。但三关两侧地形险恶，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历史上，南北对峙时争三关最激烈的是北魏与南朝的齐、梁。但这一时期对三关的争夺对双方都未产生决定性影响。
为历代南北往来要冲的是汉水河谷低地，其枢纽即为南阳盆地。这里，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沿汉水主干下行，由襄阳经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河谷低地可至江汉平原，并可进入长江；沿汉水主干向西上行可至汉中，直抵甘肃东南边缘；汉水支流丹江穿切秦岭，成为关中与南阳盆地之间的通道，“关中四塞”中的武关即设在此通道上；循淅川等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其它支流如唐河、白河则伸向河南腹地。这样，由汉水及其支流形成的南阳盆地，成了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任何一方势力到达这里后均可纵横四出。
汉水和长江把东西三、四千里长的地域连缀起来，南北对峙之际，南方对抗北方的军事防御线通常从东南的长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肃的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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