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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湖北的地理形势，不能不讲湖南。从地形上讲，湖北与湖南天然地连为一体。湖北的东、北、西三面是山地，南面敞开，湖南的东、南、西三面是山地，北面敞开，两省地形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盆地。两省境内的大小河流，均成向心状汇入长江。但在历史上，湖南的地位只能是对湖北地位的一种补充。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湖南的开发相对较晚；二是湖南的位置相对较偏。
战国、秦汉时期，湖南为贬黜放逐之地。西汉初年，刘邦所封异姓诸侯王除长沙王外，其他的都被削除。长沙王得以保存的原因主要是“地小力弱”，不足以对汉王朝构成威胁。英布起兵反汉时，故楚令尹薛公在回答刘邦问策时将英布“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 ＇ 注：《史记》卷九十一 鲸布列传 ＇ 归入下策。后来英布果因取下策而败。
就其与其它战略要地的关系而言，湖南的位置相对较偏，其周围的山川形势亦妨碍其纵横四出，左右伸缩。南朝刘宋初年，朝廷为解除荆州上游强藩巨镇对建康的威胁，曾分割荆州置立湘州，治长沙，欲以制衡荆州。但首任湘州刺史张邵上任之初即对湘州能否发挥这样的作用表示过怀疑，他认为“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署妨人，乖为政要。” ＇ 注：《宋书》卷四十六 张邵传 ＇ 东晋南朝置立湘州的另一个目的是加强对岭南的控制。这一目的也未见得能达到。东晋末年，卢循、徐道覆自广东进攻建康，分遣一军攻长沙，主力则取道江西，沿赣江、入长江，顺流而下，前锋直抵建康附近的淮口。由岭南进军建康，取道江西更为便捷，那么藉湘州控制岭南的作用便要大打折扣了。
直到五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湖南才逐渐发展起来。但以湖南的位置，在南北关系中，地位仍不如湖北。南宋吕祉曾说过：“守长沙不足以固江陵，守江陵则足以蔽长沙。”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欲以湖南介入全局，无论是北出，还是东下，其便捷的通道都须经山湖北，其出入咽喉如岳阳等处都易被阻扼。蒙古攻南宋时，曾试图自四川、云贵迂回湖南，欲以出南宋荆襄防线之后。但蒙古兵经此迂回，兵势已成强弩之末，未能产生决定性效果，最后撤兵北返还是忽必烈从湖北遣兵至岳州接应。清初，吴三桂起兵反清，自云贵进兵湖南，但自始至终吴军未能北出湖南一步，未能对清朝的统治造成致命的威胁。
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湖南的地位就无足轻重。湖南对湖北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有了湖南，湖北的形势才是完整的。湘东、湘西山地将江西、四川与两湖隔开，湖北在长江上游与下游之间的枢纽地位才突显出来。另外，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湖南对于控制两广、云贵等地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湘江、资水上游穿越五岭，沅江等河流上溯云贵高原，是两广和云贵地区与内地之间的重要交通线路。近代以后，中国国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湖南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湖北的三个重心
顾祖禹在论湖北形势时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 指出了湖北地区的三个重心和各自的战略意义。
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缘于历代的经营，而历代的经营是以地理形势为基础的。湖北主要是通过东、北、西三个方向与其它战略要地发生关系的。这三个方向均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将湖北相对完整地围起来，长江和汉水向这三个方向延伸至境外，成为它与外部的往来孔道，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这三个重心分别面向三个主要的方向。对于进取来说，存在一个前进基地的问题；对于退守来说，存在一个门户的问题，以进以退，都应经营好这几大要地。
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无论是对于南方还是对于北方，襄阳的归属与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南方如欲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襄阳战区可在东、西战区之间左右伸缩，配合呼应，协同作战。桓温、刘裕、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对于北方来说、控制襄阳则可获得两个决定性的效果：一举截断南方漫长的防线；控制长江上游之势。西晋灭吴、隋灭陈、蒙古灭南宋都是大大地得益于对襄阳的控制和经营；曹操、苻坚、拓跋宏也都曾试图争襄阳而图江南。
就湖北与东南的关系而言，则武昌是一大关键。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是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长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大多在这一带注入长江，武昌遂成为长江中游的一个水运交通中心。
由于长江两侧地形地势的缘故，长江上下游之间，除长江一水可通外，并无其它畅通大道；长江出湖北以后，江面渐宽，无险可扼。这种客观的自然情况遂使上下游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东南地区必须倚荆襄上游为屏障，荆襄地区对东南却具有一种天然的离心力。在对抗北方时，荆襄地区常常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战区，具有相对独立性，形成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而一旦形势变化，这种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便往往容易构成对下游地区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萧衍甚至自襄阳举兵东下，取南齐而代之。荆襄地区地位的这种双重的特性遂决定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力图在对荆襄地区的政策上体现出双重的意图：既要使其发挥可靠的屏障作用，又要将其威胁下游的消极意义降至最低。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是其最终宗旨。
在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以实现这一双重意图上，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作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无疑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东南的势力能否延伸到湖北，或者延伸到湖北后能否保持持久的控制，取决于它对武昌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孙策击败黄祖于沙羡（今武汉市西南），势力才延伸到湖北东南部，才有了日后的赤壁之战和袭关羽、据荆州。孙吴为巩固上游，两度迁都武昌（今鄂州）。刘宋元嘉年间，荆、湘二州时分时合，便是试图在这二个意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刘宋孝建年间，干脆分割上游的荆、湘、江、豫诸州，另置郢州，治夏口（今武汉市汉口），确保对上游的监控。
若就两湖盆地的内部形势而论，其重心则在江陵。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交通便利，经由长江可以连通东西万里。以江陵为中心，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守西陵，足以撑开两湖形势，足以应接四方。
东汉初，公孙述据益州，部下荆邯建议公孙述发国中精兵，遣将东出，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刘表初到荆州，荆州名士蒯越也建议他“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 注：《后汉书》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 ＇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对刘备分析荆州的地位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四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这种分析在一千年后的南宋仍得到回应。吕祉在上宋廷《东南防守利便》书中说：“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历代兵家看重江陵，正是看重江陵在两湖地区的中心地位。
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跟湖北自身的地理形势也有关。湖北地域形状呈三角形，大洪山屹立于湖北腹地，将湖北分隔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襄阳、武昌、江陵分处这三个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之间的往来通道上分布着几处军事要点。从襄阳向南，沿汉水河谷穿越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空隙，可趋江陵；钟祥、荆门扼其咽喉。从襄阳向东，穿越大洪山与桐柏山余脉之间的空隙可通武昌，随州处其襟要。武昌与江陵之间则以长江为往来通道，巴陵（今湖南岳阳）是其咽喉，另可沿汉水一线往来，则天门、沔阳（今湖北仙桃）处于俯瞰这条线路的位置。
西晋羊祜经营襄阳，智取石城（今钟祥），控制汉水河谷两侧的山地险要，也就控制了襄阳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孙吴屡屡北攻以争襄阳，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