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想一想……什么？瓦尔特？你能肯定吗？太感谢你了！”
普雷斯顿放下电话。“瓦尔特。罗伯特准尉。我们到军事档案馆去，好吗？”
他们找到了南非军事档案馆。出于某种原因，它附属于教育处，坐落于比勒陀
利亚的维萨治大街20号。名单中有100 多个姓罗伯特的，有19个人是以瓦字打头的，
7 个人叫瓦尔特，但都对不上。把瓦字打头的人都查了一遍，也是一无所获。普雷
斯顿在罗伯特的卷宗里，从字母A 开始查起，他很走运，一个小时之后，他查到杰
姆斯。瓦尔特。罗伯特在第二次大战中是一位准尉，在图卜鲁格被俘，囚于北非、
意大利，最后在东德。战后一直在部队供职，升为上校，1972年退休。
“你最好为他活着做祷告。”维尔扬说。
“如果他还活着，一定拿退休金，”普雷斯顿说，“负责退休的人一定知道他。”
确实如此。瓦尔特。罗伯特上校正在奥兰治维尔度秋假，那是约翰内斯堡以南
100 英里处的一座小镇，位于湖泊和森林之中。当他们出来时，外面的维萨治大街
上，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开车去。
这是一幢整洁的平房，开门的是罗伯特太太，她看了看维尔扬上尉的身份证，
显得有点吃惊。
“他到湖上喂鸟去了。”她告诉他们，并指了指路。他们发现这位老军人正在
用面包渣喂水鸟。他们走近时，他站了起来，并看了一下维尔扬的身份证，点点头，
好像在说：“说吧！”
他已70多岁，身板挺直，穿着花呢套服，棕色皮鞋，打得很亮，上唇一缕白胡。
他认真地听普雷斯顿提问题。
“我当然记得。那个德国军官大发雷霆，朝着我吼个不停。为这事，全屋的人
都丢了红十字包，这两个年轻的傻瓜蛋。1945年1 月22日，我们向西撤退，4 月底
被解放了：”
“你还记得他俩的名字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什么名字也不会忘的。两个人都很年轻，大概20来岁的样子。都是下
士，一个叫马雷，一个叫布兰特，弗利基。布兰特。两个都是南非人，但记不得他
们的部队番号了。当时我们都裹得严严的，有什么就都穿上，根本看不到兵团的标
识。”
他们热忱地感谢他，又驾车回比勒陀利亚，又来到维萨治大街进行第二轮查询。
不巧的是，布兰特是个荷兰名字，同音异字的很多，一共有几百个类似的名字。
到傍晚时，在档案馆人员的协助下，他们找出了六个叫布兰特的下士，他们都
死了。两名在北非的战斗中阵亡，两名在意大死去，一名死于登陆舰倾毁。他们打
开第六名的卷宗。
维尔扬目瞪口呆地望着打开的卷宗。“真是怪事！”他轻声地说，“谁干的呢？”
“那谁知道？”普雷斯顿回答说，“但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
卷宗里空空如也。
“真对不起，”在开车送普雷斯顿回伯格斯帕克的路上，维尔扬说，“看来是
山穷水尽了。”
当晚很晚的时候，普雷斯顿在旅馆里给罗伯特上校打了个电话。“上校，又麻
烦你了，真对不起。你是否记得布兰特在那个营房里有没有什么要好的同伴或朋友？
我个人的经验是，在军队中总会有一个要好的同伴的。”
“你说得很对，通常是这样的。现在我一时想不起来。让我睡觉时好好想想，
如果我想起什么，明早打电话告诉你。”
早饭时，热心的上校给普雷斯顿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讲得很干脆，如同向
司令部报告一样：“想起一点儿。那些营房都是按100 人盖的，但我们都像沙丁鱼
一样挤在那里面，一个营房里住200 多人。有些人住在地板上，有些人挤在铺上睡，
什么也没有，你知道，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明白，”普雷斯顿说，“布兰特呢？”
“跟另一个下士睡一个铺，叫莱文森，皇家德本轻步兵。”
“你说什么？”
“莱文森是皇家德本轻步兵团的。”
这回在维萨治大街查得很快。莱文森不是普通的名字，叫的人不多。15分钟后，
档案就找出来了。他的名字叫麦克斯。莱文森，生于德本。战争结束时，他退伍了，
所以没有抚恤金，没有通信地址。但知道他是65岁。
普雷斯顿在德本电话号码簿上查找着，同时，维尔扬让德本警察从他们的档案
中找这个名字。维尔扬先找到了。
麦克斯。莱文森在海边开了一个小旅馆。维尔扬打电话找到了莱文森太太。她
肯定说，她丈夫在344 号集中营待过。但现在她丈夫钓鱼去了。
他们等他回来，无聊地转着大拇指。直到天黑，他才回来。普雷斯顿跟他谈起
来。这位旅馆老板从东海岸通过电话线传来开朗洪亮的声音：“我当然记得弗利基。
这个混蛋小子逃到了树林里，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怎么了？”
“他是哪儿的人？”普雷斯顿问。
“东伦敦。”莱文森毫不犹豫地说。
“他的出身怎么样？”
“他讲得很少，”莱文森回答说，“当然是南非人喽，南非语讲得很流利，英
语很糟，劳动家庭。啊，我想起来了，他说过他爸爸是那里铁路的扳道员。”
普雷斯顿跟他说了再见并转向维尔扬说：“东伦敦，咱们能开车去吗？”
维尔扬叹了一口气。“我看不行，”他说，“几百英里。我们的国家很大，普
雷斯顿先生。你果真想去的话，咱们可以明天坐飞机去。我可以安排一个警车和一
个司机去接咱们。”
“没有标记的车，”普雷斯顿说，“穿便衣驾驶。”
虽然克格勃总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捷尔仁斯基广场2 号的“中心”，虽然那幢
楼并不小，但是，要把这个庞大机构的总局。局、处的一些机关放到这里，仍然显
得很狭窄。所以，下属的分部就到处都是了。
第一总局坐落在莫斯科外环路的雅辛涅沃，几乎在城的正南方。差不多第一总
局的全体都在这座现代化的、铝和玻璃的八层大厦里，形状像一个三个尖的星，如
同本茨牌汽车的标识一样。
这座大厦是芬兰人承包建筑的，准备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但竣工之后，
国际部的人不喜欢它。他们想离市中心近一点。于是，就给了第一总局。由于它位
于城外，远离人们那敏锐的耳目，所以，非常适合第一总局使用。
第一总局的成员，即使在国内，身份也是保密的。由于他们必须（或者已经）
到国外去担任外事工作，最忌讳被那些鼻子尖尖的旅游者看到他们从第一总局走出
来，或不知不觉被拍照。
然而，在第一总局里有一个很秘密的局，它并不在雅辛涅沃。如果第一总局是
秘密的话，那么，里面的这个S 局，或叫地下局，就是绝密的。里面的人员不但见
不到第一总局里的同事们，连他们内部互相之间也从不见面。他们的训练和教导都
是单独进行的，只是一个教导员一个学生。每天早晨他们并不到办公室签到，否则
就会互相见面了。
从苏联的心理观点看，原因很简单。俄国人对秘密和背叛有一种偏见——这与
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源于沙皇时代。“特务”，就是男人，有时也有
女人，经过严格的训练，然后，派遣到国外去，以极端隐蔽的身份生活在那里。
然而，“特务”被捕并且与人家合作了，变了节，便会交待一切。所以，他们
知道得越少越好，不言而喻，一个人不可能出卖他不知道的事或不认识的人。
因而，那些“特务”都住在莫斯科中心一些用木板隔开的几十个住宅里。他们
单独汇报，单独训练和单独下指示。为了接近自己的“手下人”，S 局的局长仍然
把办公室设在捷尔仁斯基广场。他的办公室设在七楼，比主席切布利科夫高三层，
比第一总局副主席契涅夫将军和克留什科夫将军高两层。
3 月18日，星期三，下午，正当普雷斯顿与麦克斯。莱文森谈话时，有两个人
来到S 局局长的密室。局长是一位老军人，毕生从事秘密谍报工作。他看了他们出
示的东西后，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只有一个人适合这个工作，”他小气地说，“这个人很出色。”
中央委员会来的两人中的一个拿出一张小卡片。“好，少将，请您从现在开始
让他离职，叫他到这个地址报到。”
局长不高兴地点点头。他知道这个地址。这两个人走后，他再次回想起他们的
权威性。是的，是来自中央委员会。虽然他们没这么说，但是他知道，这个命令是
从哪层人物来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特务，是他所训
练的最好的特务。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训练有素的特务，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在
这样的命令面前，没有二话可说。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对命令是不能打问号的。他
按了一下内部联络器。
“告诉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到我这儿来报到。”他说。
从约翰内斯堡到东伦敦的第一次飞机准时到达了本舒曼机场。机场很小，但很
整洁，漆成蓝色和白色。这是南非第四大贸易城市和港口的机场。警察局的司机正
在停机坪上等他们，把他们领到停车场，坐进一辆没有标记的福特牌轿车。
“上尉，到哪儿？”他问。维尔扬用眼睛问普雷斯顿。
“铁路局，”普雷斯顿说，“具体说就是管理处。”
司机点点头，车开了。东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