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局，”普雷斯顿说，“具体说就是管理处。”
司机点点头，车开了。东伦敦的现代化车站位于舰队街。在车站的正对面是一
排破旧的二层楼，刷成绿色和乳白色。这就是管理处。
在里面，维尔扬亮了一下非常管用的证件，马上被领进财务处长的办公室。处
长听着普雷斯顿的问题。
“对，我们向本局所有活着的退休铁路员工开支，”他说，“叫什么名字？”
“姓布兰特，”普雷斯顿说，“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许多年以前，
他是一个扳道工。”
处长找来一个助手。他们穿过几条黑暗的走廊来到卡片室。那个助手查了一会
儿，抽出一张退休卡片。
“就是他，”他说，“我们就这么一个人，三年前退休的。库斯。布兰特。”
“他多大岁数？”普雷斯顿问。
“63岁。”助手朝卡片扫了一眼说。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如果弗利基。布兰特
跟简。马雷的岁数差不多的话，他父亲要大约老30岁，可能叨多岁了。
“我们找的人现在大约叨岁了。”普雷斯顿说。
处长和助手都肯定地说，再没有别的退休的布兰特了。
“那么，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三个活着的、岁数最大的领退休金的人？”
“卡片不是按岁数排的，”助手反驳说，“是按字母顺序排的。”
维尔扬把处长拉到一边，咬着耳朵用南非语说了些什么。他的话立即生效，处
长显出受震动的样子。
“找，”他说，“一张一张地查。1910年以前生的。我们在办公室等着。”
花了一个钟头。助手拿来了三张退休卡片。
“一个78岁，”他说，“但他是行李员。一个80岁，过去是清洁工。这个77岁，
过去是编组车场扳道工。”
这个人叫弗利，住在奎格奈。
10分钟后，他们驾车来到奎格奈。这是东伦敦的一个老区，有50多年了。一些
破旧的平房已被修修补补过，其他的东倒西歪、破烂不堪。这里是白人工人贫民窟。
从这里可以听到穆尔大街那边的铁路车间以及扳道场的叮叮当当声；在那里，一辆
辆巨大的货车被编成组，将东伦敦码头上的货物，经过彼得茨堡，运到内陆的德兰
士瓦省。他们在穆尔大街上找到了那所房子。
一位黑人老太婆开了门，布满皱纹的脸像个胡桃核，白发在脑后扎成一团。维
尔扬用南非语跟她讲话。老太婆指着远处，说了几句什么，便咣的一声关上了门。
维尔扬陪着普雷斯顿回到车中。
“她说他到机关去了。”维尔扬对司机说。“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旧的铁路机关，现在叫特恩布里停车场，在帕特森大街。是铁路工人
的娱乐场。”
那里是一个大停车场，有一大片二层楼房，旁边毗连着三个保龄球草坪。他们
穿过一道道门，从一排司努克球台和电视之间经过，最后来到一个闹哄哄的酒吧。
“弗利老爹在吗？”
侍者说：“在，他在那边看保龄球呢。”
他们在一个草坪上找到了老人，他正坐在那里慢慢地喝着啤酒，晒着秋天的太
阳。普雷斯顿提出了问题。
老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是啊，我记得乔。布兰特。他死了好多
年了。”
“他有个儿子，叫弗利基。”
“一点不错。天啊，小伙子，你们又使我回到了许久以前的年代。他真是个好
孩子。放学后，有时到车场来，乔总是让他坐到编组机车里。在那时候，对孩子来
说，这是多么难得的优待啊！”
“那是30年代中期吧？”普雷斯顿问。
老人点头。“大约是那时。是在乔和他搬家来后不久。”
“在1943年前后，弗利基去打仗了。”普雷斯顿说。
弗利老爹用带眼屎的眼睛瞧了他一会儿，竭力回想50年以前那平平淡淡的生活
情景。“对，”他说，“那孩子再也没回来。有人告诉乔说，他死在德国什么地方
了。这消息使乔痛不欲生。他指望着那孩子，替孩子安排了远大前程。他精神失常
了，战后那个电报来了后就失常了。他在1950年死了。我一直认为是心瘁而死。过
不久，两年左右吧，他老婆也没了。”
“你刚才说‘乔和他家搬来后不久’，”维尔扬提醒说，“他们是从南非哪个
地方搬来的？”
弗利老爹显得不解的样子。“他们不是从南非什么地方搬来的。”他说。
“他们一家人都是南非人啊！”维尔扬重复说。
“谁告诉你的？”
“部队说的。”维尔扬说。
老人笑了。“我想小弗利基在部队报名时一定是说他是南非人才被通过的，”
他说，“其实不是那样，他们是从德国搬来的。是移民，大约在30年代中期。乔一
直到死也总说不好南非语。当然孩子说得好，在学校学的。”
他们回到停车的地方时，维尔扬问普雷斯顿：“还去哪儿？”
“在南非，移民档案存在哪儿？”
“在联合大厦地下室，跟国家档案室挨着。”维尔扬说。
“咱们在这儿等着，档案室的人能给咱们查一下吗？”普雷斯顿问。
“可以。咱们到警察局去，那儿电话好打。”
警察局也在舰队街，是一座黄砖砌成的堡垒，四层，窗户都是不透光的。右边
是卡夫拉利安步兵操练厅。
他们打了电话并在那儿的食堂吃了饭。
同一时间，比勒陀利亚的一位档案馆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查阅着
档案。值得庆幸是，所有的档案都存在电脑中，档案号很快就出来了。工作人员抽
出档案，打了一份简历，附到电传中。
在东伦敦，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正喝咖啡时，电传送来了。维尔扬逐字逐句地译
过来。
“天啊，”他译完后，说，“谁能想得到呢？”
普雷斯顿似乎在沉思。他站起来走到在另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司机旁。“在东伦
敦有犹太教堂吗？”
“有。在花园巷，离这儿20分钟路。”
这所犹太教堂漆成白色，黑圆顶，上面装着大卫之星。在这星期四的下午，里
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黑人守门人。他穿着一身旧军大衣，戴着绒线帽。他告诉了
他们布鲁姆教士在郊区的地址。刚过3 点，他们便来到教士的门口。
教士本人开了门。他50多岁、身高体壮、蓄着胡子、铁灰头发。看一眼就行了，
他太年轻。
普雷斯顿作了自我介绍。“你能告诉我你的前任教士是谁吗？”
“当然可以，是沙皮罗教士。”
“他还活着吗？到哪儿能找到他？”
“你最好还是进来吧！”布鲁姆教士说。
他领他们进了屋，穿过一条走廊，打开尽头的门。里边是一间卧室，房间里，
一位老人坐在煤气火炉前，呷着红茶。
“所罗门叔叔，有人来找你。”他说。
一个小时以后，普雷斯顿离开了这家，去找维尔扬。维尔扬已经先回到了车里。
“去机场。”普雷斯顿告诉司机，转而对维尔扬说：“明早能安排我与皮埃纳
尔将军见面吗？”
那天下午，苏联军队中又有两个人被抽出来执行特殊任务。
在莫斯科以西100 英里处，刚好在通向明斯克公路边的一片树林里，有一片综
合大楼和一些盘形天线，这是苏联的一个监听站，接收华沙条约军事单位的电波和
外国电波，也接收苏联国土以外其他政党之间的通讯信号。综合大楼有一个部分被
隔离开来，这是克格勃专用的。
被调出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准尉无线电操作手。
中央委员会的人离去后，主管的上校对他的副职埋怨道：“这个人是我这儿最
棒的，真是好样的，给他设备的话，他连加利福尼亚的蟑螂搔屁股的声音都能收来。”
另一个被调离的人是苏军的一名少校。他很少穿军装，如果他穿军装的话，他
的领章可以表明他是炮兵的，与其说他是个军人，还不如说他是个科学家。他在研
究部军械处工作。
大家在皮椅中坐下后，皮埃纳尔将军问道：“那么，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有罪
没有啊？”
“有罪，”普雷斯顿说，“很严重。”
“普雷斯顿先生，我想，最好还是让我听听证据。他在哪儿犯的错？在什么地
方背叛的？”
“哪儿也没有，”普雷斯顿说，“他一步也没走错。你看过他写的自传吗？”
“看过，像维尔扬上尉说的那样，从他出生到现在，每一件事我们都查过了。
我们没有发现不符合的地方。”
“没有不符合的地方，”普雷斯顿说，“他那些童年时代的故事的每个细节都
是真的。我相信他今天也能把他的童年时代说上五个钟头，不会有重复的地方，也
不会错一个细节。”
“这是真的，经得起推敲的都是真的。”将军说。
“对，都经得起推敲，直到两个年轻战士在西里西亚从德国卡车车尾逃走为止，
在这以前都是真的。从那以后就全是谎言了。让我从另一角度从头解释一下，就是
和简·马雷一起逃的那个人——弗利基·布兰特的故事。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1935年，在德国有一名叫乔·布兰特
的人来到柏林的南非公使馆，要求给以同情并恩准签证。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面临
着被杀害的危险。听了他的请求后，公使馆便给他们全家签发了移居南非的签证。
你们的档案馆证明，确实有他的申请和签发的签证。”
“是这样的，”皮埃纳尔将军点头，“在希特勒时代，有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