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方向报警器。
下午快下班时，伦敦方面“识认”出了两个塞浦路斯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塞浦
路斯人，但确实是兄弟俩。他们都是希腊老共产党员，20年以前，他们离开希腊本
土来到塞浦路斯。雅典很快通知伦敦说：他们的真名是康斯塔波普罗斯。塞浦路斯
也有消息说8 年前他们不见了。
克罗依登移民登记表明，斯台发尼兹兄弟俩5 年前以塞浦路斯正式公民的身份
进入英国，并得到居住的许可。
切斯特菲尔德的登记表明，他们3 年半前才从伦敦迁来，长期租了一所房子开
酒馆，又在康普敦路租了一套小住宅。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是老实的和奉公守法
的公民。小酒馆每周营业六天，午饭时人不多，但晚餐开到很晚，并供应可以带走
的份饭，生意很兴隆。
在这个派出所里，除了金所长之外，只有六个人知道了这件事。对其他警察只
说是一个全国性的贩毒案，让伦敦的人来，是因为他们认识那些人的面孔。
太阳下山后，普雷斯顿在派出所里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到伯金肖和他的小组这
里来了。
他离开派出所前，诚恳地向金所长表示感谢，谢谢他的帮助。
“你要到那所房子里去盯梢吗？”所长问。
“是啊，我到那儿去。”普雷斯顿说。“你为什么问这个？”
金所长苦笑了一下。“昨晚半夜的时候，楼下来了一个倒霉的搬运工，好像是
什么人把他从轻骑上打倒，把车给骑跑了。我们在福杰姆伯路找到了他的轻骑，一
点儿也没坏。而且，他对攻击者的描述很清楚。你不大出来，是不是？”
“是这样，我不会常出来。”
“那太明智了。”金所长说。
罗依斯顿先生住在自己的家中，还要每天装得跟往常一样，上午去商店，下午
去玩保龄球。增加了的吃喝必须在天黑后才能去买，以免引起邻居们的怀疑。他还
给送上来一台小电视，用他的话说是为了“楼上的孩子们”，于是，他们便住下来
等着和看电视。
罗依斯顿夫妇挪到了后面的卧室去住。那个房间中的单人床搬到了前屋，盯梢
的小伙子们轮流在床上休息，另外还搬来一个带三脚架的双筒望远镜和一架照相机，
白天用长镜头拍照，晚上用红外线镜头拍照；两辆汽车都加满了油停在近处。兰。
斯图尔特的小组在派出所里负责通讯联系，一端通罗依斯顿家，一端通伦敦。
普雷斯顿到来时，看到四个人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巴尼和芒戈刚从伦敦回来，
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地板上呼呼地睡大觉。金格正坐在逍遥椅上，悠闲地抿着
刚沏好的一杯茶，伯金肖像泥菩萨一样，坐在椅子上，透过透明窗帘盯着对面的空
房子。
在风里雨里熬了大半辈子的人，这种生活是很舒适的。感到温暖、干燥、有足
够的薄荷糖，还可以脱掉鞋。过去那些艰苦的日子，他是饱尝过了的。目标房子的
后面有一堵15英尺高的混凝土墙——足球场的，这就意味着，没有必要派人躲到后
面的树丛中去过夜。普雷斯顿坐在他与照相机之间的空椅子上，接过金格递给他的
一杯茶。
“你带来秘密小组了吗？”伯金肖问。他是指技术处那些用于秘密搜捕的擒拿
高手。
“没有，”普雷斯顿说，“一个原因是，我们还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人；另一
个原因是，里面一定有一系列的报警器，他们能知道有人进去过，而我们却看不到
；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要等那个大鱼露头。他一出现，我们就用车跟上他。兰。斯
图尔特的小组可以来接管这所房子。”
他们默默无声地坐在那里。巴尼醒了。“电视有什么节目？”他问。“没什么，”
金格说，“傍晚新闻，老是那一套废话。”
24小时之后，星期四的傍晚，也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新闻却很吸引人。在他们那
小小的荧屏上，他们看到首相站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身着蓝色衣服，面前是一
片新闻电视采访记者。
她宣布，她刚从白金汉宫回来，她已经要求解散议院。紧接着，全国就要开始
准备大选，时间定为下个月，即6 月18日。
接着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这个新闻，各党派的领袖和显赫人物都在表达他们必胜
的信心。
“换个节目吧。”伯金肖对普雷斯顿说，但没有得到回答。普雷斯顿盯着荧屏，
陷人沉思。他终于开了口：“我想这回我可找到了。”
“哎，别跟我们打哑谜了。”芒戈说。
“什么呀，约翰？”笑声停下来后，伯金肖问。
“我的截止时间。”普雷斯顿说，但他却拒绝讲明什么事。
到1987年这个时候，欧洲的汽车厂家已经没有谁再生产那种旧式的圆形大灯了，
但有一家还是如此，那就是微型奥斯汀。6 月2 日傍晚，从法国瑟堡开到英国南安
普敦的渡船上下来的一批车辆中，就有这样一辆奥斯汀车。
这辆车是四周前在奥地利买的，开到德国一家地下修配厂进行了改装，又开回
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行车执照等单据都是奥地利的，开车的这位旅客也是持奥地利
证件，但他实际上是捷克人，是捷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遵照沃尔科夫少校的旨意
派遣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交通员，把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所需的东西带到英
国来。
在海关，检查了一下小奥斯汀，但什么也没查出来。离开南安普敦码头后，司
机便开上了伦敦的方向。但刚开到这个海港城市的北郊时，他却离开公路，进入一
个大停车场。天已经很黑了，他把车停在最里面，公路上飞奔的汽车是一点也看不
见他的。他下了车，手里拿着螺丝刀，开始卸大灯。
首先，他把灯和灯座间的镀铬复合圈卸下来，又用一把大螺丝刀把固定螺丝卸
下来。卸完后，把灯从灯座中拿出来，把灯座里和灯脚上的连接线拆掉。看起来那
灯很沉重，他把灯装到一个帆布袋中，放在旁边。
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把两个大灯都卸下来。卸完后，那个小车就瞪着两只
空空的大眼睛望着黑暗的夜晚了。他知道，明天早晨，他就得在南安普敦买两只新
灯换上，然后再开走。
现在，他提起沉重的帆布袋，来到公路上，向港口的方向走回去300 多码。这
里的汽车站是接头地点。他看了一下表，还差10分钟。
恰好10分钟以后，一个穿摩托服的人走到这个公共汽车站。这里没有旁人，那
人看了一下路上说：“末班车总要等好长时间的。”
捷克人松了一口气。“是啊，”他回答，“但还好，谢谢上帝，我半夜里总能
到家的。”
他们默默地等到开往南安普顿的公共汽车到来，捷克人把帆布袋留在地上，上
了车。当公共汽车的尾灯在城市那边消失后，骑摩托车的人拎起提包走开了。他沿
着路边走到一个住宅区，他的摩托放在那里。
他骑回塞特福德，换成汽车。黎明时，又回到伊普斯威奇的切里海斯街的家中，
手中提着等了几周的东西，这是清单中的最后一个部件。第九只包裹送到了。
两天以后，对切斯特菲尔德的康普敦路那所房子的监视已经一周了，但什么结
果也没有。
希腊两兄弟过着平淡单调的日子。他们9 点左右起床，在家里忙一阵子，好像
所有的洗刷打扫都是他们自己干。在中午以前，开着他们用了五年的车到酒馆去忙
活。在那里，他们一直干到半夜关门的时候，然后回家睡觉。没有人来拜访，电话
也很少。有几个电话只是关于采购肉、莱和一些日常琐事。
兰。斯图尔特和他的人在霍利威尔路口的酒馆那儿。他们的汇报也是如此。那
里的电话多一些，但也都是定购食品、订桌子和要求送酒的。作为一个盯梢，是不
能每晚都坐到里面去吃饭的。两个希腊人都是职业间谍，从事秘密工作多年，一个
顾客经常来吃饭并且赖着不走，会被他们识破的。但斯图尔特和同事们都尽力而为。
罗依斯顿家的小组的主要问题是厌烦情绪。在开始的那一段热情冷淡下来以后，
连罗依斯顿夫妇也感到他们在场的不便。罗依斯顿先生曾同意自愿为保守党游说—
—他也愿意随时帮助别人——并在自己的窗前挂上了支持当地保守党候选人的标语。
这样，出出进进就可以多一些了。因为，任何一个戴着保守党玫瑰形徽章的人
进来或出去，都不会引起邻居们的警觉。
从而，伯金肖几个人戴着玫瑰形徽章，在希腊兄弟去酒馆后，就可以出来走一
走。这就使单调的气氛稍有改变。惟一不被枯燥所烦恼的就是哈里。伯金肖。
其余的人，主要感兴趣的就是电视。罗依斯顿夫妇不在家时，把声音开得小小
的。白天和傍晚的主要节目就是竞选经过一周的竞选，三件事情开始明朗化了。
在民意测验中，自由党——社会民主联盟始终上不来。看来，主要的争夺还是
像传统那样，是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第二点，公众民意测验表明，两个大的政党
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不像四年前——1983年时，保守党取胜是可以预见得到
的；而且，选民级的民意测验表明，80张边缘选票几乎可以决定国家新政府的颜色。
每次民意测验中，都是些浮动票——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决定着双方的进退。
第三个变化是，尽管涉及到经济问题和思想问题，尽管各党派都竭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