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力费时的采访路。当我把一个又一个问题向空战的亲历者、目击者和研究
者抛出之后，回收的仍不是结论，而是直录，为后人描摹出历史真面目提供
了一个参照系的直录。
我的第一个问题：张乃军失手天庭跌落尘埃，其克星究竟是谁？他肯
定未作“神风”特攻队式的自杀攻击吗？有没有双方飞机在激烈的缠斗中直
接碰撞的可能性？
在江西南昌某空军干休所，我见到了当年杜凤瑞的长机、原空14 师射
击勤务主任姜永丰。一个半小时访谈，高高瘦瘦的姜老留给我长者的坦诚与
负责。听说我要写书，他的观点非常鲜明：年轻人，你要写书就得学习司马
迁，敢于“秉笔直书”。
司马迁的《史记》如果满篇假事假话，屁价值也没得，你说是吧？1958
年“双十”空战，严格讲，我们打得不太好，或者说，我们原本可以打得更
好。
首先，我们的战前准备显得仓促。我们是两种气象均能出航的大队，
打硬仗应该安排能飞复杂气象的尖子飞行员上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天早饭过后，天气转好，领导可能考虑锻炼新飞行员吧，换了几个
只能飞普通气象的担负战斗值班，杜凤瑞也是其中一个。因此，我们这8 架
是临时凑成的，没有经过很好的合同演练。人员刚换，战斗警报就来了，我
们马上进入一等，起飞迎战。
其次，我们的对空指挥也有问题。我们由东向西起飞，先向着内陆方
面爬高，然后转向西南，沿着海岸寻找敌人。早晨7 点多钟，太阳光在东方
非常耀眼，敌机背阳，我机向阳，搜索位置对我不利。此时，杜凤瑞开加力
动作慢了，稍稍掉队，距我有二千米的样子。桓树林第一个发现敌机，在我
们左边，从海上压着坡度向我机迂回过来。地面指挥所命令我们右转，估计
是严守不出海作战的规定。李振川便带队右转，我一看不好，把屁股扔给敌
人了，急忙报告带队长机：“敌机咬尾，不要右转！向左转！”我哗的一下向
左转过去了，而李振川已经右转，我们的队形乱了，处于分散状态。那天我
们8 架，敌人6 架，如果我们都向左转，在占位上有利多了。
打空战就是这样，谁咬到了对方的屁股谁占便宜，不像跑百米，谁在
前边谁是冠军。一个口令有误，原来我们有利，反而不利，否则，战果可能
会好一些。
我追击敌人的两架，在一千多米的距离上开炮数次。而敌人另外4 架，
半径咬上我了。这时，落在后边的杜凤瑞又因祸得福，正好切上咬我的敌人。
我听到杜凤瑞喊我：“3 号，敌人向你开炮了，赶快脱离！”我感觉到飞机一
抖，翅膀上被敌机枪子弹扫了好几个洞。杜凤瑞为了掩护我，也猛烈向敌人
开炮。敌人躲避，把我丢了，我乘机拉起来摆脱，再转下来，就谁也看不到
了。
返回机场，才知道杜凤瑞已经牺牲。我们也打掉他一架，而且逮到个
活的。师长问我，“老姜，你开了炮，是不是你打下来的？”我说，“我开炮
的距离太远，不可能是我打的，我心里有数。”几十年我都是这么一个讲法，
人可不能贪天之功呀，这个功劳得记在杜凤瑞的账上，张乃军百分之百是他
打下来的。
台湾说张乃军勇撞我机，不值得一驳，因为张乃军好好一个大活人在
我们手上嘛。两机无意中相撞的可能性也是零，两架高速运动的战斗机相撞
必然炸成粉末，根本没可能双双跳出来。国民党一会讲打掉我们5 架，一会
讲6 架，瞎扯淡。我说我们没打好，是说我们完全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战果，
不等于说国民党打得多么好。那一仗，他就是打掉我们一个杜风瑞我负了点
轻伤，并没有赚到什么大便宜。
我和杜凤瑞是长僚机，但接触时间很短，还谈不上深入了解。部队到
前线轮战，编配战斗序列，要求一个能飞复杂气象的带一个只能飞简单气象
的，这样，把我俩临时结成了对于。又要求长、僚机要互相熟悉住在一起，
这才相处了几天。总的印象，这个同志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好张张罗罗的，
人很直很正。他文化程度不高，学理论挺吃力，一些复杂的公式弄不大懂，
飞行技术比较一般，但刻苦勤奋，基本的东西可以掌握。学习有长进，他也
高兴得眉飞色舞，回到宿舍能开口唱几段河南梆子。他牺牲了，我很难过，
记得那时他刚结婚没几天。这么年轻一个同志。第一次升空作战能处理成这
个样子，把敌人给打掉了，当英雄绝对是够格的。这也证明，飞行技术固然
重要，但思想、意志、品格同样是飞行员素质的重要构成，取得战果，往往
就是人的一种综合力量在刹那间集中爆发。
我的第二个问题：杜凤瑞横槊将张乃军挑于马下，又带伤策鞭穷追，
再斩一将着实惊心动魄，过瘾过瘾。但这一架人死不见尸、机毁不见骸，是
凭据什么为它出具了“死亡通知书”？
福州空战史专家杨国华老人笑道：你这道考题当年我们这班参谋人员
就已经应试过了。
杜凤瑞打掉张乃军，板上钉钉。是否还打掉一架，当时也有争议。认
定“击落”的主要根据是：平潭我高炮观察所看到一架敌机向海面坠落；平
潭许多渔民也看到了这一情景，而且有具体描述；敌地指与空中数架飞机联
络不上，一直在呼叫；空战后，台湾命马祖派船前往平潭西北10 至20 公里
处在5－10 海里范围内搜索救护，在该区域附近活动之美舰也参与了这一活
动，等等。那时聂凤智对战果统计的要求很严，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他是不
会点头认可的。所以，在统计中给杜凤瑞再添一功。认定工作相当慎重。
我的第三个问题：杜凤瑞死于驾驶舱内或外，事关战场人道问题。我
方现在说法，是遵循宣传报道的客观真实性呢，还是为了在民众对美蒋的一
腔怒火上浇油？许多老人说，你应该去问罗维道，他当时是福州空军副政委，
杜凤瑞的后事，是他一手操办的，他回答这个问题最权威了。于是，我耗时
三日查询，终于将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江西罗维道的家中。罗老先生年事已
高，听力不好，我们的交谈便不得不请第三者“插足”了——我提出问题，
由罗老的公务员接听记录；小公务员向罗老转告；罗老明白了，拿过电话再
向我叙述。如此三番五次，采访麻烦而有趣。
那一天，我正好在龙田机场，亲眼看到了空战。先看到我们的飞机打
掉一架敌机。后来，我们一架也被打到，飞行员跳了出来，伞一下子张开了。
以后才知道我们这个飞行员叫杜凤瑞，当时不晓得是谁。机场动了起来，准
备派人去救护。我们的伞降到1000 多米高度，很快就要落地了，敌人一架
飞机突然从云中钻出来，他要逃回台湾去，看到了空中我们跳伞的飞行员，
顺势扫了一排机枪。听说干坏事的是国民党的一个中队长，他这种作法是违
背国际公约的，因为飞行员跳出飞机便没有了武装，进攻防御能力都没了，
你开炮打他同杀俘虏一样是不人道的行为。我们也抓到他一个姓张的飞行
员，按照国民党的逻辑，我们也可以枪毙他，可我们没有这么做，反而给予
很多优待，这就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区别。杜凤瑞掉到龙田东南21 公里的
一个小山坡上，子弹从左后背打进去，右前胸钻出来，进口很小，出口好大
一个洞。他神态安详，睡过去一样，证明人当场就死了牺牲前没啥痛苦。我
们把遗体运回来，用药水洗干净，换上新军装，买了口好棺材，安葬在福州
西湖后边的一个小山上。追悼会开得很隆重，福建省、福州市的许多领导同
志和各界代表来了上千人，向烈士表示敬意。因为，这个小同志在战斗中表
现很勇敢啊。
我的第四个问题：我注意到了，几乎所有的武打片和警匪片都在迎合
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的世俗审美心理。杀害杜风瑞的凶手最终没有逃脱应得
的惩罚，是否也是为了有一个符合因果报应逻辑的结局？杨国华老人斩钉截
铁地回答：不是！
那天，地面参战的是龙田高炮105 师521 团。空战激烈进行时，各分
队全部进入一等，作好了拦阻射击准备。7 时23 分左右，先后发现有两架
飞机坠于海口附近（先敌机后我机），同时发现空中有一降落伞。相继又从
云中窜出一架飞机，高度700 米，并向着降落伞开炮。大部分的高炮连迅速
识别其为敌机F－86，先后将其捕捉。战后总结，在敌机航路上本可以有8
个炮连对其开火的，其中最有把握的位置是3 连阵地，角度好，距离近，但
由于这个连怕误射我机，指挥员稍一犹豫，战机失去。因而仅有1、4 连对
敌机开了火。1 连在12000 米距离捕捉到目标，9600 米求出了射击诸元，7000
米时发炮，共打了三个齐放，消耗85 炮弹12 发，肉眼都可观察到，弹迹偏
差过大，近弹都跑到1000 余米以外去了，打得不准。4 连指挥员是副连长
杨章铭，这个人头脑清楚，指挥果断，12000 米距离捕捉到敌机后一直跟踪
到2600 米，确实判明为敌机，而又无我机追击，立刻下达了射击口令，一
个长点射，打出去37 炮弹61 发，弹迹集中，效果良好，观察到有3－4 发
命中敌机中部。敌机立刻拉烟，烟中带有红光，机身呈现倾斜状歪歪扭扭向
海上逃窜。后通过侦察，获悉敌有一架返航到外埔西面65 公里处迷失，台
湾派出一架SA－16 前往搜寻救护。因此，我们判断这一架已经坠落，高炮
为杜凤瑞报了仇。58 年，空、炮协同作战，就属这次最成功，福空在521
团召开了现场会，总结推广了杨章铭正确、果断、机智、灵活的指挥方法。
我的第五个问题：我方的基本研判是打掉了3 架F－86。但在当天台北
的“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