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土著”鼠类是褐鼠，其本身并不携带鼠疫杆菌。过去，欧洲人认为，１４世纪欧洲鼠疫大规模流行的原因是由于亚洲黑鼠在十字军东征后不久？熏入侵了欧洲，赶跑了欧洲褐鼠，进而侵入了欧洲人的住宅和谷仓，为东方报仇。因此，有些欧洲人竟毫无根据地将黑死病肆虐的原因归咎到印度和中国的头上。甚至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还明确将这场人类社会的空前浩劫标注为“由亚洲黑鼠引起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研究表明：约在公元８世纪，即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时期，欧洲便发现了黑鼠。公元１１世纪时，在欧洲已有黑死病的记录。况且，褐鼠一般在房屋的地下室里建窝，而黑鼠则通常在谷仓里面居住，两种鼠类在占满各自的地盘前，彼此互不侵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呢？
现代科学表明：中世纪时，整个欧洲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条件极其简陋。那一时期的城市基础设施也相当差，人们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当中。人们在室内卫生、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和意识很少，在城市内仍随处可见人畜共居的场景。许多城市鼠多成灾，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肆虐欧洲大陆，最终导致１３４６～１３５１年的全欧洲鼠疫大流行。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山鼻祖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其所著《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鼠疫在１８世纪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１６、１７和１８世纪历次城市大火后，原有的木屋被石头房子所代替，室内卫生和个人卫生有所改善，小家畜远离住宅，从而使跳蚤失去了繁殖的条件。
鼠疫在欧洲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鼠类的天敌——猫在中世纪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时，教会无中生有地对猫横加指责，说猫和猫头鹰有极其相似的外表，认为猫在夜间令人毛骨悚然的鸣叫和闪烁凶光的眼睛，正是魔鬼撒旦的化身、造祸女妖的帮凶，是与魔鬼结盟的异教畜生。人们在教会蛊惑下，也把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认为它会随时给人带来灾难，从此猫从征服了鼠疫而奉为神猫的崇高地位急转直下，巨变为邪恶的代表、不祥的动物，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杀戮。在教会的淫威和鼓动下，人们像对待势不两立的仇敌一般对待猫，这使中世纪的猫的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猫的遭灾，导致鼠害泛滥，终于在１４世纪又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鼠疫。
绝望中的生活
这次灾祸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因死亡人数过多而带来的萧条景象。残存的家人，大都分散各地。有许多人因受不了这种痛苦而发疯，也有不少人因此而自杀。政府为了掩埋堆积如山的尸体，不得不释放牢里的犯人。
当人们对天父的信心逐渐丧失时，少数人开始做黑弥撒，崇拜一些恶魔和恶魔的爪牙，他们在神职人员所弃置的教堂祭坛上祭祀动物的头盖骨、骨架、内脏和可怕的偶像。
在黑死病开始蔓延时，人们拼命地祈祷，希望天父能解救他们的痛苦，但是情况愈来愈糟，人们开始对教会感到失望。一些主教、祭司也不顾濒死者的需要，从教堂中逃开，放弃神职。但大多数主教却坚守岗位，决心殉教。
有些信徒们将此事归咎于主教和祭司们，认为他们未能很好地侍奉天主，惹得天主震怒，不愿照顾他的子民，将众人的祈祷也置之不理。人们对旧教的信仰逐渐动摇，迫切需要另一种新的宗教来满足精神上的渴望。
整个欧洲的经济生活，也因此而受到严重打击，由于劳动力减少，而促使工资急剧上升，高达以往的二三倍。农奴们此时能以劳力交换钱币和日用品，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已逐渐转变为自由贸易的经济体制，许多农奴都被释放了。
由于劳工人数大量减少，一半以上的土地荒芜了，封建地主们处于艰难的境况中，他们不能再要求农奴们从事义务劳动，如果他们订的工资过低，农民们就会群起反抗，不再听命于地主。这些农民们已了解到自己劳力的价值，不愿再廉价出售。封建地主们只好将以前的农田，改为放牧地。
由于穷人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更差，类似鼠疫的传染病在穷人中的传播更为广泛。１５６１年，图卢兹的一名市民心安理得地写道：“传染病只在穷人中流行……全靠上帝保佑，让疫病适可而止……富人也要小心提防。”在当时的萨瓦地区，每当疫病过去后，富人重返他们经过认真消毒的房舍之前，总会让一个穷女人先在那里住上几星期，让后者用生命做试验，证明一切危险均已排除。这一切，恰如让—保尔·萨特所言：“鼠疫猖獗无非使阶级关系更加激化——穷人受难，富人幸免。”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著名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于１３４８～１３５８年创作的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即以１３４８年鼠疫的流行为背景，讲述了１０名青年男女逃到乡间别墅躲避灾祸，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以消磨时间，一共讲了１０天，故事集因此得名。
１６６４年伦敦发生鼠疫，英国王室逃出伦敦暂住牛津，市内的富人也纷纷携家带口匆匆出逃。一时间，在伦敦竟不再有官司打，因为“法律界人士已全都移居乡下”。伦敦城有１万余所房屋被遗弃，有的用松木板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
影响
国际上把对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在１８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进，并且开始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现在，鼠疫等传染疾病在发达国家已基本消失，只是在非洲贫困地区还时有发生，可以说第一次卫生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
当然黑死病也并非一无是处。１６６５年，当牛顿从剑桥的三一学院毕业时，正值黑死病大流行时期，学校停课。牛顿不得不离开剑桥，躲避到沃尔斯索普。那些引起人类认识革命的伟大思想正是在这１８个月里孕育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是，有一天，牛顿在树下休息，被掉下来的苹果砸了个正着，不料，这一砸竟砸出了关于万有引力的天才设想。
第二部分 耶稣的诞生第30节 毕昇、谷登堡与印刷术
如果说从猿人进化到有独立思想的人是人类文明的开端，那么文字的形成和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进化的又一标志，它将人类文明提高到可以不受时间限制、无限期保留的崭新阶段。在印刷术的发明过程中，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德国人谷登堡在铅活字方面为世界贡献了力量。对世界进步做出重要促进作用的印刷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从雕版到活字
人类发展史上最早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术，大约出现于我国隋末唐初时期，距今已近１４００年了。它用梨木或枣木板作原料，先将其刨成合适的厚度和普通线装书面大小，然后在木板上用刀刻出凸起的阳文反字，把墨水涂在刻好的版面上，将纸铺到上面，用刷子轻轻地一抹，揭下后纸上就会出现白底黑字。
我国现今流传下来的古代著述大多为雕版印刷品，但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用这种方法刻印时，需要印一页刻一版，印完之后这块印版就作废了；如果印一部卷头庞大的书，需要雕刻几万乃至几十万块版，花费的时间很长，不管是在人力、物力或者时间上都造成了浪费。
北宋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民间发明家毕昇终于首创泥活字，成功地进行了活字印刷。
有关毕昇发明活字版技术的记载很少，只有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载。这一记载的历史作用，就在于启发了后来的有志者，沿着毕昇的道路继续前进，从而使这一技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印刷方式。《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术的程序是：用粘土刻字，每字—印，制成大小划—的薄字印，然后用火烧烤使它陶化，即成坚硬的泥活字。刻字时，同一字刻几个印，常用字则多刻，最多者达２０余印，以备排版中遇到相同的字时应用。字印按音韵分门别类，贮放在木格里。排版时，先依照稿本拣出所需要的字，整齐地排在一块四周有框，中间放有松香、蜡、纸灰等混合药剂的铁板上；当活字排满一版就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再用一块平板从上面压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待药剂冷却凝固后，活字就平整地固定在板上，成为版型。人们可以像雕版印刷那样，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进行印刷。印刷完毕后，再把字板烘热，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从铁板上脱落下来，供人们下次再用。
活字印刷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优点。如发现错字可随时更换，不必像雕版那样要从头开始，也不会产生雕版的虫蛀、变形及保管困难的问题。只要有了一套活字，便什么书都可印，大大节省了写刻雕版的费用，又缩短了出书时间。这种既经济又简便的印刷方法，是毕昇在世界印刷史上树立的一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
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不久，就逐渐传播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东方邻国。这些国家不仅与中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而且受中国的汉文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他们不仅使用汉字，尊崇儒家思想，就连社会习俗、典章制度和文学艺术等，也都无不从汉文化中吸收其营养。而在印刷术向这些国家的传播中，佛教文化则起着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