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粒就是悬浮在空气中的细小物质，它们一旦组合在一起，什么都可能产生——酸，毒性金属，微尘，污垢——可以是固体，也可以是液体。人们用同样的方法治理所有的颗粒，这是因为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也是因为它们单凭大小就够危险的了。最细小的颗粒可以溜过人体的防御线，它们先是让你打个喷嚏，然后就穿过你的鼻毛、支气管，想方设法进入你的肺部最隐秘、最敏感的角落。我们颇费了些功夫才意识到，这些极其微小的颗粒正是最致命的物质，而它们主要是化石燃料在燃烧时产生的，特别是煤和柴油机燃料。
尽管20世纪初期曾有一位煤商声称，肺里的煤灰是对健康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过滤经过肺到血液里去的空气，但是，把颗粒留在肺的深处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相反，这只会增加你死于肺病（肺气肿、支气管炎、哮喘等）和心脏病的机率。这些病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已是难以估计。自从17世纪伦敦布料商约翰·格朗特开始探究死亡率之后，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但是仍有很多无法确定的问题。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每年被颗粒杀死的已达数千人，还很有可能是好几万人。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the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研究者们估计，每年有60000至70000死者与各种颗粒有关。
有一些例行公事地为环境保护局从事研究的顾问们领导着一个环境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研究，主要内容是美国的发电厂所发射出来的颗粒对人体健康的全面影响。据这项研究估计，发电厂的发散物每年杀死3万多人，而其中绝大部分发散物来自煤发电厂。此外，这些污染物质还导致了每年数万人住院治疗，几十万人患上哮喘，数百万人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这些估计相当精确的话，那么燃煤就是对公众健康的第一大威胁。也可以说，每年死于煤之手的人数与死于交通事故的一样多（2000年是42000人），超过了被杀死的（16000人）和死于艾滋病的（14000人）。在美国，死于燃煤的人比死于挖煤的多得多：每年大约有1400名煤矿工人被肺尘病戕杀，而最倒霉的一年里，死于矿井事故的矿工也不过40人左右。包括电力公司在内的工业组织把环境保护局的治理措施从头至尾告上了最高法院，在经历了一场长达五年的诉讼之后，环境保护局开始用新的措施来解决颗粒的问题。但是，还要用很多年才能把新的标准变成干净的空气。
在煤炭工业看来，认为煤威胁健康的观点是极其偏激的；他们觉得，整个国家都应当对他们感激不尽才对，因为他们提供了如此廉价的能量，而且已经在控制污染方面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一个煤炭公司在广告语中这样歌颂煤动力——“精华，平价，日益清洁”。而且，工业方面还强调，虽然如今发电厂的用煤量是1970年通过《空气洁净法令》时的三倍，但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和氧化氮含量却一直在降低。那么，虽然取得了所有这些进步，但煤却仍然是许多法律诉讼和头版标题的批判对象，问题倒似乎越来越严重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也许这是因为，虽然这些威胁生命的污染物质确实比以前减少了，但我们也更加清醒地明白：威胁依然存在；于是，如今这些风险就更具新闻价值，而在过去，我们虽然面临的风险虽然更大，但却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在美国，燃煤可能不像过去那样危险了，但是谁也不能确定，到底该怎么对待这些新法律。那些留意如今依然高居不下的死亡率的人，在听说将采取更严厉的治理措施时，并不怎么在意；那些关注污染治理的人，在听说如今的污染发射物仍然足以致命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像“煤——精华，平价，杀死的美国人已比过去减少数千人”这样的广告语，也许更贴近真相，但是没有人愿意由此挑起一场广告大战。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花了数十亿美元来减少二氧化硫，其中大部分用来治理酸雨，花在对湖泊、树木和鱼类的救治上。自然环境确实因此得到了改善，这改善同时也拯救了无数生命，他们种的大多数人原本不知道应当付出怎样的努力去保护似乎与自己无关的生态系统，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联系得有多紧密。
如果人们付出比战胜二氧化硫更多的努力，也许人类的历史中就没有污染物质了。单是美国，就已经在这场与二氧化硫的战争中投入了许多年精力和数十亿美元。虽然如今已经接近胜利，但这场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了煤炭工业。这场战争也制造了州与州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深深的裂缝，因为各地财富此消彼长，各州也为决定各自应当牺牲多少来与这个无形的敌人作斗争、来减少给下风口的邻居带来的危害而展开了争斗。
煤给各地区带来了如此巨大且极富政治性的改变，而提供的电量只是美国总电量的一半多。在一些州，尤其是产煤的地区，完全用煤来发电；但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西部海岸和新英格兰，却极少用煤，除了有时候从其他州引进用煤发的电之外，它们主要用三种填补了美国总电量另一半的其他电源——水力发电坝，核动力和天然气。然而，一个州的煤发电厂所侵害或杀死的人数（以及酸雨的数量、视野迷蒙的程度），不仅与燃煤量有关，还与煤的类型和燃煤的方法有关。
煤发电厂的经营者们可以用两种方法减少二氧化硫发散物：净化，或者转换。“净化器”是一种昂贵的污染控制装置，它把一种物质喷射到锅炉的排气管里；排气管里的硫就会与之发生化学反应，粘在这种喷射物上，从而可以被收集起来。净化器喷射的一般是液体，通常会产生大量具有相当毒性的矿泥，这些矿泥通常被掩埋在附近的地下。也有些净化器喷射的是粉末，但最后必须用一种相当于极其庞大的真空吸尘器一样的东西，把这些粉末打扫干净。在明尼苏达州的谢科发电厂，他们用一种名叫“袋滤除尘器”（baghouse）的装置来清扫发散物，这装置有一个足球场那么长，可以容纳18000多个真空袋，每个真空袋都像校车一样长，里面装的废物必须不断被倒空并处理掉。净化器要耗资数亿美元，不过能把发散物减少70％至90％。
然而，还有一种更便宜、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换成使用含硫量较低的煤。选择这种方法的美国传统煤炭工业，已经遭受了一些痛苦的改变，因为它们大部分不得不舍弃东部的高硫煤田，而搬迁到西部的低硫煤田。西部的煤比较容易开采，因为煤层较靠近地面；但与东部的老煤田相比，西部煤田较年轻，而且通常产量较小。1970年，在环境法律规定了硫含量的重要性之前，美国只有极少一部分煤来自密西西比州西部。而今天，美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煤来自那里，而且西部的低硫煤田还在发展，不断把生意从可怜的东部高硫煤田抢过来。怀俄明州由于具有丰富的表层矿藏，如今已成为美国产煤最多的州。这种在用煤上的转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煤炭工业不能把环境运动只看作一种威胁了，因为，至少西部煤田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环境法律，而且随着对二氧化硫的要求日益严格，西部煤田还将受益更多。
西迁运动还从另一方面改变了煤炭这个古老的工业部门。虽然煤实际上促进了每个经济部门的机器进步，但煤的提取却在很长时间里仍依靠人力，而不是机器——这与矿井的排水和煤的运输形成了对比。然而今天，美国将近2/3的煤都是用世界上最庞大的机器，从浅层矿井里铲出来的。这种机械化的高产量已经把开采煤矿的直接花费降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矿井的机械化也削减了劳动力总数。由于只有大型的矿井才有能力实行机械化，因此那些在20世纪主要出产烟煤的小矿井，最终被挤垮了。美国1976年的那些煤矿中，倒闭了3/4还多；目前的矿工总数只有72000人，比25年前的1/3还少。一度风头极健的矿工联合会，如今也只代表20000名矿工，这些矿工们生产的煤矿只占美国煤产量的不到1/5。
虽然东部的煤大多含有较多的硫，但还是在阿巴拉契亚发现了一些低硫煤的矿坑。为了得到这些煤，人们使出浑身解术，简直要把山移走，打着保护空气的旗号来牺牲土地。在西弗吉尼亚的西南部——就是在这个州，1921年，一支由数千名被驱逐的煤矿工人临时组成的队伍举行了示威游行——大约1/5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顶端已被炸毁了几百英尺，人们用的是一种相对较新的采矿技术，应当叫它“切除山顶”才好。
在数亿年的自然腐蚀中，阿巴拉契亚山已经不再像喜马拉雅山那样高了，从山顶炸下来的碎石被倾倒在山谷里，于是阿巴拉契亚山更矮了。最后，开垦改造也只是给山体披上了一层绿色，而工业界指出，把山削平其实更有利于商业开发——例如，在新开垦的地界上就建了一座高尔夫球场。尽管如此，这种做法还是引起了一场争斗，这是这个煤之州多年来所经历的最激烈的争斗之一，对抗的双方，一方坚持继续缩减人力采煤，另一方则不愿看到他们的高山和峡谷被永远改变。
第三部分 无形的力量第21节 无形的力量（3）
但是，仍有一些煤发电厂既没有净化，也没有转换，这激怒了处于它们下风口的一些州。最著名的是沿俄亥俄河和阿巴拉契亚山分布的东部产煤区的许多老发电厂。好多年前，联邦治理条例就要求使用净化器，但净化器至今还只是出现在这些老发电厂的未来规划上；人们原来预计，这些老发电厂几年内就会关闭。但相反的是，这些使他们的发电厂比清洁的发电厂更低成本运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