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从里面的一间房里喊着“姥姥，姥姥。”跑出来，看见周朴实和风儿便戛然而止。周朴实望着他笑了笑说：“这一定是高秀芬的儿子吧。”
“可不是，淘死了。”高阿姨招呼着小男孩说“喊叔叔、阿姨了吗？”那男孩惧怕生人，慢慢地走到高阿姨身边。
“小孩子认生。”风儿说。
“高阿姨，我们这次来是为高秀芬的事来的，另外她还拜托我和她爸爸高叔叔谈谈。”周朴实说。
“你在那工作？”高阿姨急切地问。
“我在公安处预审科工作。”周朴实说。
“是这样，我这就给她爸爸打电话叫他回来。”高阿姨立即拨通桌子上的电话“哎，是老高吗？快回来，家里来人啦。”她放下电话说“等一下他就回来，喝茶。”她又倒上两杯茶说“秀芬她现在咋样。”
“她现在还好，只是想让家里送套被褥去。”周朴实说。
高阿姨侧身坐到周朴实一旁的沙发上说：“这被褥咋个送法，你说咱这一辈子都没去过那种地方，还真摸不着门。农场那地方咱给老高送过被褥，看守所这地方咋一听起来怪吓人的。”
“看守所就在公安处后院，送给接待室值班的人就行了。”周朴实说。
“哎——哟。我这一辈子也真是的，年轻时给我的老高往农场送被褥，老了给我的丫头往看守所送被褥。这真是的，她爸爸给她安排到干部部多吃香的位置，她倒好，要去工务段当个书记。我就不赞成女人去做啥领导，好好过个家就行了。你看这下不玩完了吗，家也丢了，人也坐了牢。”高阿姨啜啜不休地说。
周朴实完全能够理解她的心情，但他也只能劝说她“高阿姨，这事不是着急能解决的，说不定事情还没那么严重。”
“小周呀，你是干公安的。你看她这事能判刑吗？”高阿姨说。
“这我可说不好，她这案子是由反贪局办的。”周朴实说。
高秀芬的父亲推门进来，周朴实礼貌地站起来，风儿也随之站着。
高阿姨起身说：“老头子回来了。”她指着周朴实“这是秀芬在公安处预审科的同学，小周。”指着风儿“这是？”
周朴实看了看风儿说：“我朋友。”
风儿雪白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高阿姨说：“看这丫头长的多水灵，小周真是有福气。”
周朴实握着高秀芬父亲伸来的手说：“高处长你好。”
“坐、坐。”高处长让周朴实和风儿坐下后，自己在他们对面单人沙发上坐下说：“你在公安处那个单位？”
“我在预审科工作，昨天晚上到监所里巡视时看到高秀芬才知道这事。她要家里送套被褥，还要我跟你传个话，要你为她活动活动。”周朴实说。
“她还说过什么？”高处长说。
“我问了她一下，她这次是直接逮捕进来的，是因为倒卖钢轨的钱在支出上说不清。监所里安有监视器，我不好跟她说的太多。但她不知道，她还想和我多说一点，我没有理会她，为此，她可能会生我的气。”周朴实说。
“我听说你们预审科是专门搞案件的，你对秀芬这事怎么看？”高处长说。
“高秀芬这案件是由检察院的反贪局办理，所以我不太了解案情。从她是直接被逮捕这方面来看，说明反贪局已经掌握了她的主要证据，也就是说她已经够罪了。从她说卖钢轨的钱一部分支出在工务经费上，另一部分支出在应酬上。但支出在应酬上的这笔钱她说‘说不清，也不能说清’这方面来看，倒卖钢轨应该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咱们分局各工务段都在以不同借口和不同形式在卖钢轨，这和主管领导的默认分不开的。如果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就会牵涉更多的人。依我看主要追究的是她在应酬支出上的问题，在‘说不清和不能说清’上。”周朴实说。
“怎么讲。”高处长说“你抽香烟吗，自己拿。我不抽香烟。”
周朴实不好意思拿烟抽。他说：“依我的分析；‘说不清。’很可能是自己用了这笔钱或是某个领导让她用于某项额外的开资上，但这领导人现在否认这事，又无旁证而说不清。‘不能说清。’有可能是把这笔钱送给某个重要的领导，或者是自己完全贪污了。”
高处长亲自为周朴实递上一支香烟，说：“你能不能向她问清楚这笔钱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可能做的到，最好是让她的律师向她讲明法理，让她自己拿出主意。如果你在反贪局有关系的话最好。”周朴实说。
高处长谨慎地说：“一般来说反贪局办的案件都是经过铁路分局党委点了头的，即使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在反贪局那里插手，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秀芬自己做的事由她自己承担，谢谢你的关心。”
“老高呀！这事你可不能不管。”高阿姨说。
周朴实听他说话的意思已经明白这次来的使命应该结束了，他身为一名处长决不会轻易地暴露思想的。便站起来说：“高处长。我想我应该走了。”
“再坐一会吧，吃了晚饭再走。”高阿姨说。
“不啦，阿姨。改日吧。”周朴实拉着风儿的手走向门口。
高处长起身跟在他们俩的身后，等周朴实开门后才说：“慢走啊。”
“您留步。”周朴实拉着风儿走下楼。
风儿挽着周朴实的胳膊走出门道后说：“她爸爸这人语言很少，看上去挺谨慎的。”
“多新鲜，混到他这位置上的人怎么能在咱们这俩个小人物面前轻易地暴露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呢。”周朴实说。
“你说他会为他的女儿活动吗？”风儿说。
“天底下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不为自己儿女奉献的，只不过是看天下做父母的能力而已。”周朴实说。
“这么肯定。”风儿说。
“等你做了母亲以后就知道了。”周朴实说。
“那你说像她这种情况怎么样活动才好？”风儿说。
“一是要看他和办案单位的关系如何？这就体现了办案单位具体办案人员的作为和不作为。”周朴实说。
“怎么个讲法？”风儿说。
“你这口气倒像是高处长的口气。”周朴实笑了笑说“如果一个案件要认真地侦查到底的话，会把一个犯罪嫌疑人剥得体无完肤。如果只侦查到一定程度为止，放弃线索，人为地查不清线索，有意识地让线索混乱，那么这个案件就会是一个不完整的案件，就会使犯罪嫌疑人得不到相应的打击，甚至会让这个案件流产。”
“二是什么呢？”风儿说。
“二是要看分局党委的意见，最重要的是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它能左右一个案件侦查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可以让一个案件搞的彻底一些，也可以让一个案件搞的浮浅一些。我想高秀芬的案子决不仅仅是她个人所为，一定牵涉到其它领导人，不会是那么简单的案件。如果是她个人的贪欲所为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亚莉姐姐的事你不是也找了关系了吗？我觉得她挺委倔的。”风儿说。
“她的情况又不一样，公安局治安科‘刑事专案组’的主要目的不在打击上，而是为了搞钱。再说我是一个小人物，没面子搬动他们的领导人，只指望老刘找具体办案人员能有多大作用。况且后来是亚莉自己放弃保证金的权力。”周朴实说。
“我学习法律教课书时觉得好枯燥好乏味的，听你这么讲我觉得好深奥好复杂呀。”风儿说。
“这就要去理解法理学，法制史，法律关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概念很大，它包括时代问题，在这个时代的政权组织形式以及在这个形式下人们活动规范的准则。在这个活动准则里具体反映在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领域，同时体现出一定的道德水准。这个‘水准’有它的历史因素所决定，这要讲起来太深奥了，我也讲不好，只是有一点感悟而已，不要把法律平等看的太绝对了。那样就会没有时代感了。”周朴实说。
“好啦，别再讲这些大的概念了，我听起来就乏糊涂。不过我还是搞不清卖铁路钢轨够不够罪的问题？”风儿说。
“应该准确的说；卖废旧铁路钢轨。”周朴实说。
“那你说够罪不够罪？”风儿说。
“按理说够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是够罪的，涉嫌扰乱市场罪。因为铁道部明确规定工务部门对旧轨料只有使用权和管理权，没有买卖权。这是构成本罪的前提。”周朴实说。
“那为什么不追究这个责任呢？”风儿说。
“我也想知道，可惜我没有机会涉及此事。”周朴实说
“你在办案的过程中有没有‘作为和不作为’现象？”风儿望着他说。周朴实没有回头正视她，但他已感受到了她认真的目光在盯着他看，他犹豫地低下头走着，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风儿这个问题。风儿又说“有，是不是。有人找你来说情你就没了原则，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不对。”
“我想每一个办案人都会有这种现象的。”周朴实解释道。
“你就不会做到没有这种现象吗？你知道我今天为啥要跟你来吗？”风儿站住说“你也应该懂得这是执法犯法。”
“有些事情是领导的意见，我只不过是个具体办事的人。”周朴实继续辩护着。
“你也别太小看我啦，我能预料的到，某领导示意一下，或点个头，或讲出个大概的意思让你领会。但他就是不明确地说明。一但出了问题全是你的责任，谁来证明是领导人的指意呢？实际上我早就听出来高秀芬话中‘说不清，也不能说清’的意思。你说你在哪个案子上办了人情案？”风儿生气时脸胀的通红。
周朴实惊讶地看着风儿，他想不到这个一向被自己视为小丫头片子的姑娘一下子变成一个大姐姐了，能把问题看的这么透彻，并且还在教训他。他矜持地站在原地不知道如何是好。
风儿看见他穷窘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