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伯假装在动动身子，接着就站起来，始终背对着帕金。等他转过身来，手中已握住了匕首。他推着帕金，把他抵在门上，刀尖对准他的喉头，说：“不准出声，否则就宰了你。”
他用左手夺过帕金的电筒，对这位年轻人的脸上照射。帕金的面孔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可怕。
费伯说：“好啊，好啊，比尔·帕金，当初你想参军，结果在铁路上干。仍然是穿制服。”
帕金说：“原来是你呀。”
“比尔·帕金，你这小子，当然是我，这你完全清楚。你一直在找我，为什么？”他尽量把话说得狠毒。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你——我可不是警察。”
费伯虚张声势，故意把刀子晃了几晃。“你竟敢在我面前说谎。”
“确实如此，费伯先生。放开我吧——我保证不把看到你的事告诉任何人。”
费伯开始犹豫不决。帕金要么是在说实话，要么也像他自己那样在装模作样。
帕金移动着身子，右手在暗中摸索。费伯的手像铁爪一样死死逮住他的手腕。帕金稍稍挣扎一会，费伯就用刀刃对着他的喉头扎进有1英寸，帕金不动了。费伯从帕金刚才用手摸索的那只口袋里掏出了一支枪。
“检查车票是不能带武器的。”费伯说，“帕金，你是哪一伙的人？”
“目前这个时期我们都带武器——火车上因为黑暗，犯罪的事很多。”
帕金至少还有胆量、有见识在撒谎。费伯认为那么点儿恫吓还难以叫他松口。
他动作迅速，又准又狠，只见匕首一晃，刀尖就捅进帕金的左眼。他捅了约摸半英寸，然后又拔出来。
费伯用手把帕金的嘴捂住。被捂住的嘴痛得叫起来，但声音被火车的响声淹没了。帕金双手蒙在那受伤的眼睛上。
“帕金，保住另一只眼睛吧。快说，哪一伙的？”
“军事情报部门。哎呀，天啦，请饶了我吧。”
“谁？自由党的？主子是谁？”
“啊，戈德……戈德利曼，戈德利曼——”
“戈德利曼！”费伯对这个名字是知道的，但眼下不是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了解些什么？”
“一幅照片——我从档案里找到你的照片。”
“什么照片？究竟是什么照片？”
“一支长跑队——比赛——捧着奖杯——部队——”
费伯记得这件事。天啦，他们怎么弄到的？这正是他的噩梦：人们有他的照片，就知道他的面孔。他的脸。
费伯把匕首逼近帕金的右眼。“我的行踪，你是怎么知道的？”
“请别伤我的眼……大使馆……搞到了你的那封信……出租车……尤斯顿——求你别伤我另一只眼……”他双手捂住了两只眼睛。
妈的，弗朗西斯科这个笨蛋……他现在——“有什么行动？哪儿设了陷阶？”
“格拉斯哥。他们在格拉斯哥等着你。火车到了那儿，乘客全部下车。”
费伯将刀子往下直对着帕金的腹部。为了使帕金分散注意力，他问了个问题：“有多少人？”说着就猛戳他的腹部，捅进去以后刀尖向上刺他的心脏。
帕金吓得死去活来，一只眼睛在发愣，但是他还没有死。这是费伯喜欢的那种杀人方式的缺陷。在一般情况下，刀刃的震动完全可以使心脏停止跳动，但如果心脏功能很强，那种方式并不总能致人于死地——外科医生在注射肾上腺素时，注射针头就直接扎入心脏。心脏如果继续跳动，刀刃周围会形成一个孔，血就从孔中流出。那同样致人于死地，但拖延的时间长一些。
帕金的尸体终于瘫倒了。费伯抱着尸体，把它靠在板墙上，就那么让它靠了一会，自己在思考着：此人在临死前还流露出一丝勇气，闪出一种狞笑——这多少有某种含义。一向是这样的。
他让尸体倒在地板上，把尸体摆成一种睡觉的姿势，掩盖好受伤的地方，免得让人一眼就看到。他一脚把那顶铁路员工戴的帽子踢到角落里。然后，他用帕金的裤子擦干净匕首上的血迹，也擦干净手上沾的眼球液。真是脏兮兮的事。
他把匕首藏在袖子里，开了车厢的门，在黑暗中返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一坐下来，那个带伦敦腔的人就说：“这么长时间——那边在排队吗？”
费伯答道：“肯定吃了什么不卫生的东西。”
“说不定就是干鸡蛋三明治。”“伦敦腔”说罢就哈哈大笑。
费伯此刻回想的是戈德利曼。这个名字他是知道的——甚至还能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他的面孔：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吸的是烟斗，神态心不在焉，有学者风度……不错，正是他——他是个教授。
往事渐渐涌上他的心头。费伯来到伦敦以后，头两年无所事事。战争还没有打响，大多数人都认为战争不会发生（费伯倒不是那种乐观派）。当时他只能干些点点滴滴的有用的事——主要是在核实和修订德国反间谍机关那些过时的地图，另外还做些一般的汇报，内容是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报纸上的消息，但工作并不多。他常常外出游览，以此打发日子，也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使自己更巧妙地隐蔽下来。
费伯的确买过一幅城市和坎特伯雷大教堂的空中鸟瞰图，而且还把这幅图送回给德国空军——只是作用不大。1942年，德国空军经常轰炸教堂，都没有击中目标。不过，费伯参观这座教堂时并没有恶意。他花了一整天观看教堂的建筑：对雕刻在墙上的那些古代人名的缩写，他仔细察看；对于不同的建筑风格，他加以区分；慢慢走着时，他一行一行地阅读导游指南。
在唱诗班席位南边的回廊里，费伯正在仔细观看那些扑朔迷离的连拱建筑，这时他意识到身旁有个人也在聚精会神地观看——一个比他年长的人。“令人叫绝啊，不是吗？”那人在赞叹。费伯还问他说的是什么。
“这圆形拱廊上，有那么一个尖拱——这种建筑并没有道理，而且那一部分也不是重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有人改成了那种形态，是出自某种原因。我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
费伯已明白他的问题所在。唱诗班的回廊是罗马式建筑，而教堂的中殿是哥特式风格。可是在唱诗班回廊的建筑中却单独建造有一个哥特式尖顶，费伯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可能是那些教士想了解尖顶式建筑究竟是何种面目，建筑师因而就造了一个，让他们看看。”
那位长者吃惊地望着他。“你这个推测多么有真知灼见。原因就是这个。你是个历史学家？”
费伯哈哈一笑。“哪里呀，我不过是个职员，偶尔喜欢看些历史书而已。”
“像你这样的人，能做出如此令人鼓舞的推测，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
“你呢？我是说，你是历史学家？”
“是呀，真是自作自受啊。”他说着就伸出了手，“我叫珀西·戈德利曼。”
火车喀嚓喀嚓地往兰开郡行驶，费伯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就那么个相貌平常、身穿花呢衣服的人，居然能发现我的身份，有这个可能吗？搞间谍的人一般都声称自己是文职人员，要么是类似的含糊的身份，不可能是历史学家——这样的谎言也太容易识破了。不过有谣传说，支持英国情报部门的有许多是学者。费伯想像中，那些人一定年富力强、敢想敢干，而且很机灵。戈德利曼倒是很机灵，但其他方面根本谈不上，除非他的个性变了。
费伯日后又见过他，不过第二次见面并没有和他说话。那是在教堂的短暂接触以后，费伯有一次看到一份布告，说戈德利曼教授有个学术报告，内容是对亨利二世的评价问题，地点就在他工作的学院。他是出于好奇才去听的。那次讲座旁征博引，生动而有说服力。戈德利曼仍然多少有点滑稽的味道，讲到激动的地方，他便手舞足蹈。但是，他思想敏锐，见解入木三分，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
发现“针”的面孔是什么样子的，居然是这样的人。
皮相之见。
这么说，戈德利曼也犯了外行的错误，派比尔·帕金执行任务就是一个错，因为费伯认识这个小伙子。戈德利曼应该派一个费伯不认识的人才是。帕金的有利条件是他认识费伯，但是他在两人的遭遇战中不可能活命。如果戈德利曼内行，那他应该清楚这一点。
火车稍稍震动以后就停下来，外面有人瓮声瓮气地宣布：利物浦站到了。费伯轻声责骂自己不该把心思放在回忆用西瓦尔·戈德利曼身上，而应该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
帕金在临死以前说过：他们等着他，地点是格拉斯哥。为什么要在格拉斯哥等他呢？他们在尤斯顿那里一打听，就该知道他去的地点是英弗内斯。如果他们怀疑英弗内斯是个转移注意力的地方，那他们也会推测出：他会到利物浦这儿来，因为去爱尔兰乘渡船，这个地方最近。
费伯不想匆忙做出决定。
但是，无论如何他得下车。
他站起身，把门打开，下了车往检票处那儿走。
他又想起了一桩事：帕金临死前，那闪烁的目光说明了什么？那不是仇恨，不是畏惧，也不是痛苦——尽管也包含了那些情绪，但似乎更像是……非凡的成功？
费伯检过票，抬头一看，心里就有数了。
对面那儿，一个头戴帽子、身穿雨衣的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就是“尾巴”——就是在莱斯特广场上露过面的“尾巴”。
帕金虽然在痛苦和屈辱中死去，但最终还是让费伯上了当。陷阱原来在这儿。
穿雨衣的那人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费伯。费伯乘机转过身，又回到火车上。一上车，他就把窗帘拉到一边，对外探望。“尾巴”正在注意查找人群中的面孔，而重新回到车上的人他并没有注意到。
费伯注视着，乘客鱼贯出门，到后来，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