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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捞到好处的是这个机构的缔造者。一九三五年，库特·亚历山大·迈尔从奥地利来到斯图加特，担任哈尔瓦格出版社社长。哈尔瓦格出版社以出版汽车驾驶方面的地图和书籍著称；迈尔本人写过两本有关小汽车的书。一九三八年，他自称当纳粹党在奥地利还处于非法的时候，他就为该党工作过，因而被接纳为纳粹党员，不久以后加入了外交部的无线电小组。一九四零年，他从宣传部的一位打算把许多其他监听机构合并在一起的官员那里，摸到了成立一个统一的情报监听机构的主意，并且把它兜售给里宾特洛甫。这位外交部长是争夺权力的第二个主要获益者，他想从戈培尔手里夺回这些权力，因为在一九三三年成立宣传部的时候，外交部的若干职权被戈培尔抢走了。
迈尔是一个漂亮的多面手，富有组织天才，眼界开阔。
他马上着手寻找新机构的合适场所，德国一些监听站的技术人员，在柏林市区和市郊的各个地方进行测试，寻找无线电接收效果良好的地方。在柏林西南一处丛林地带、汪西湖之滨（哈弗尔河的一个河湾），他们找到了一座以前办过饭店和旅馆的大型建筑物——瑞典阁，它坐落在大汪西湖畔二十八至三十号。一九四零年七月，迈尔把它租了下来，三个星期以后，监听工作开始了。这个新机构根据它的坐落，取名为湖滨楼特别监听所。几个月之内，它的雇员几乎增加到五百人。
戈培尔马上就要动手抢它了。官司打到希特勒那里，他命令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自己解决这场纠纷。因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他们商定成立一个联合机构——德国联合对外广播公司。这个公司将主要从事宣传广播，但也将把湖滨楼作为“部际机构”合并在内。大概由于合并的结果，湖滨楼先后吞并了外交部监听站和德国无线电公司监听站。
迈尔在湖滨楼总部安装了带有特别放大器的全向天线。
由于外国广播经常以几种不同的频率同时向外广播，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听众收听得到，每个监听者于是同时操纵两台短波收音机，这样他就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波长收听同一广播，减少由于干扰而造成的错误。为了更全面地接收，迈尔建立了前哨站。湖滨楼曾经先后在巴黎、布加勒斯特、马赛、罗马、格拉茨、普福尔茨海姆和梅拉诺设有大型监听站，在其他地方设有小型监听站，并且同奥斯陆、哥本哈根、海牙以及上海当局的监听站进行合作。一九四二年年初，湖滨楼经常收听三十三个国家、偶尔还有另外十四个国家的总共三十七种语言，包括一种南非公用语、冰岛语、兴都斯坦语、波斯语、盖尔语、马格里布语和拉丁语（对梵蒂冈）的广播。一九四二年二月，它收听到了五个新电台。比如，它在二月十二日收听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控制的纽约一家电台的广播，这家电台和另外两家电台同时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至十一点，用波兰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以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千赫的频率向欧洲广播，以六千一百七十千赫的频率向南美广播。那年稍晚的时候，在海牙进行的一次检查证明，由于短波和中波耦合发射，湖滨楼收听到了全部英国广播，但它估计漏掉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北美对海外的广播。
尽管如此，湖滨楼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收听到了八千二百六十六则新闻广播，六百四十六篇政治家的讲话和重要评论。
监听目标不断增加，导致监听人员不断增多。一九四二年二月，湖滨楼有五百二十七个雇员。一九四三年三月有六百三十个，一九四四年八月超过了七百。监听者必须懂一门外语，熟悉它的现代表达方式，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能够将收听到的东西翻泽成德文。因此，湖滨楼尽可能地雇用曾经在国外居住过的德国人。
湖滨楼北美组有一个监听者，名叫弗雷德里克·Ｗ·林格，出生在美国泽西城，父母是德国人。大萧条期间，他们回到德国，因为希特勒正在重整军备，借以解决就业问题。
儿子也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前美国居民乔治·Ｗ·达奇也在湖滨楼从事监听工作，后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他抽调出来，派遣他乘潜艇去美国从事破坏活动，他到美国很快就被捕，审判后被处决。在国外呆过的德国人毕竟是少数，湖滨楼不得不另想办法解决人员问题。雇用外国人就是一个办法。达格马尔·盖斯勒的被录用则体现了另外一种办法。
商业美术家盖斯勒太太厌烦了为赫尔曼一戈林公司绘制生产图表的工作。她的朋友向她介绍了湖滨楼的工作，听起来比她自己的工作富有迷惑力，油水也多。在一次玩牌的时候，她同这个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见了面。盖斯勒太太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过国，对政治和外国事务不感兴趣，也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但她芳龄二十三，身材苗条，金发碧眼，同丈夫刚刚离婚。这位负责人答应在他的机构为她找一个工作，这个差事就是为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本人准备湖滨楼的简报。就这样，一个完全缺乏经验的女子，以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被雇用在湖滨楼的一个责任最重大的机构里工作。
正如有心的听众一样，湖滨楼熟悉外国广播节目的时间，它分配监听者收听主要电台的广播。它总是力不从心，满足不了各方面对它的要求。当戈培尔要求提供有关莫斯科用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和爱沙尼亚文进行广播的报告材料的时候，湖滨楼说它可以提供这些报告，但不得不放弃收听另外八种广播。控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调拨，让各个监听者收听即将开始的广播。监听者常常两人一起坐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各人收听自己的收音机。他们收听实况广播，还将它们录下来。遇到重要广播，监听者逐字逐句将它翻译出来，或者由他口授，让一位打字员把大意打下来。遇到紧急情报，就用电话报告情报分发中心。湖滨楼估计，一个监听者，假若在两则广播之间还有时间进行口授，而又不至于耽误新闻的时效，那末他在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期间，就可以报告六条广播的收听情况。
达格马尔·盖斯勒在这座相当破旧的旅馆的二楼工作，这一楼有三间互相连接的房间，从窗口可以凭眺湖光景色。
两样东西使人们回忆起它们以前的用途：一把又大又漂亮的安乐椅，盖斯勒总是雍容风雅地斜躺在上面；一个反向信号器，有了它，楼底下的监听者可以传唤情报分析人员到某种语文监听小组去看紧急情报。她上午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接着晚上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如此循环反复。她每天到达后，通常要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然后回到她的办公室，阅读上一班的监听记录。这能使她了解最新情况，免得把已经提供过的情报再递送上去。
有一个情报分析员和她同一个班次工作，万一两人中有一人病了，好有一个替手。两人的主要工作，是将一页页索然乏味的新闻广播、宣告和讲话的打印材料压缩成简报，送给里宾特洛甫。平均每天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将三份简报发给他的总部（总部通常和希特勒在东普鲁土的大本营呆在一起）。三至四页长的主要报告，早晨七点钟发出。稍短的报告下午三点和晚上七点发出。上述材料的文本还要送给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上面总是期望这些简报着重刊登正面消息。
如果有一则新闻断定： “德军兵力肯定没有枯竭，他们还有很多后备队没有投用，”这则新闻就要列在报告的头条。报告在递送之前，要经过达格马尔的顶头上司赫尔穆特·阿尔布雷希特这个曾经在美国居住过的纳粹分子的删改，他和其他地方的编辑一样，在删改的时候总要增添一些错误。这个单位的其他人，帮助情报分析员正确拚写盟军进攻的岛屿的名字，向他们介绍其他背景知识。整个报告组（盖斯勒太太小组的称呼）的负责人是马尔库斯·蒂姆勒博土，他是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经常向情报分析员讲一些鼓舞土气的话。
报告组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沉闷的夜晚。突然，信号器嗡嗡作响。意大利语监听小组在传唤他们。这就奇怪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盖斯勒太太和另一个情报分析员赶忙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那儿只有一位女监听员。她吓得脸色发青。
“墨索里尼辞职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两个情报分析员起初不相信这个消息；空中电波传播假消息，就像马厩牛棚里的苍蝇一样屡见不鲜。
“谁说的？”他们问。
“罗马，”女监听员答道。
两人怔住了——然后才恍然大悟。
“罗马！”他们惊叫了起来。慌忙跑回房间，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将这个消息报告里宾特洛甫，他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第一次抢在新闻机关的前头获得了重要消息，而通常总是新闻机关首先得到这些消息。
蒂姆勒小组提供湖滨楼压缩得最短的报告。只有偶尔用电话向重要官员报告的紧急情报才更简短。湖滨楼还出版每日文摘《电台镜报》（只有几页厚）以及《每周电台镜报》，专供并不需要看全面报道的政府机关阅读，同时也出版单项问题报告。但是它的基本出版物，却是截听到的所有重要广播的全译或摘译的文本。这就是旅馆后面湖滨楼自己的印刷厂每天出版的《电台截听报告：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在战争期间的大多数时候，这份刊物每天都有一千多页。它共分六个部分，而且用不同颜色的纸张代表不同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