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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敌台， 第二部分 伦敦的广播以及其他敌台的各种不同语言的广播， 它们在第Ⅲ卷和第Ⅳ卷中没有出现过（红色）。
Ⅲ 敌台， 第三部分 俄国的广播（蓝色）。
Ⅳ 敌台， 第四部分 美国的广播（绿色）和拉丁美洲的广播（黄色）。
Ｖ 盟国和中立国的 意大利的广播（象牙色）， 西班电台 牙、 葡萄牙和拉丁美洲的广播（黄色），以及其他国家的广播。
（白色） 。Ⅵ 外文原文 外文广播的如实记录（颜色同工至Ⅵ卷的一样）。
每一卷有一英寸那么厚，按照电台、语种和广播时间的字母顺序来编排报告的次序。报告多半是新闻广播，包括像爱德华·Ｒ·默罗和查尔斯·科林伍德那样的电台新闻记者向他们国内的广播网播发的无线电话广播。
每天上午，卡车将湖滨楼的报告送到柏林各政府机关。
一九四一年底，湖滨楼每天发行八十八套《电台截听报告》。每日文摘和每周文摘发至四百三十家订户。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迈尔被提升为湖滨楼负责人。 （后来发现他在申请加入纳粹党时，隐瞒了他在一九三二年由于犯有欺诈行为而被判处两年徒刑的历史。他被开除出党，撤消职务。 ）湖滨楼监听所成立时的成员、四十一岁的律师汉斯·维尔姆斯接替他领导湖滨楼，但他只工作了两年，后来得了精神崩溃症。阿尔布雷希特接替他。
在维尔姆斯就任的时候，希特勒减少了有资格收听这种毒害人的外国情报的监听员的人数。拿戈培尔的话说，这些情报是地地道道的“失败主义”的源泉。外交部原来可以领到二十八套完整的《电台截听报告》，二百零四份每日文摘，现在分别降为十八套和一百零七份。后来，戈培尔将发给政府各部门的全套报告的数目降为十三套，并且具体规定了发给哪些部门。但是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发行的数量又回升到五十套。收者包括海军总司令邓尼茨，间谍头子舍伦贝格和日本大使馆。
一位订户总结说，同其他监听机构相比，湖滨楼的报告“没有德国新闻局的蓝皮报告（这家通讯社为可以信赖的官员提供的秘密报告）来得快，但比它全面；没有研究部的报告完整可靠，但也比它来得快。湖滨楼的报告是中不溜的，对于满足分析报刊的需要来说是很有用处的。”
许多机构进行这样的分析。每一机构根据它自己的利益阅读报刊。纳粹党的德国新闻中必有十五个人浏览二百份报纸和杂志，寻找“国内外报刊记者对党的工作的反应”。戈培尔和他的助手们废寝忘食地研究外国报刊，以便利用它们宣传中的弱点。无数研究机构、政府机关、专业协会和企业，从外国报刊中选取大量的经济情报。在外交部，施密特的新闻司第十组的十个选报人，剪呀，剪呀，不停地剪辑外国报纸。这些剪报都按国家和题目编入索引。拥有一百二十五位雇员的新闻司第十二组，向外交部认为需要这些情报的官员发送贴在专门表格上的这些剪报，以及《外国报刊报道》， 《政治情报特辑》， 《军事情报特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对外政策需要剪辑下来的。这些材料中，有些是每天都向国内寄送报告的驻外使馆新闻处提供的，有些是新闻司第十组提供的，有些是湖滨楼提供的，大量的是由德国新闻局和其他通讯社提供的，这些通讯社向政府机构提供新闻消息，不是象美国那样通过“滴答滴答响”的电传打字机，而是通过发送油印活页材料。外交部官员有时来到新闻司，索取他们所需的情报。一九四一年十月六日，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询问新闻司是否从外国报刊，尤其是美国的报刊上发现过有关“利用铀进行爆炸”的情报，原来他的儿子卡尔是一位核物理学家，正在从事研制德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施密特提供了一些从瑞典发回的报告，但是说他还没有从美国那里找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情报。
军队的机构也利用报刊材料。驻外武官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驻美国的武官伯蒂歇尔从美国报纸的报道中啜取了大量情报。在国内，卡纳里斯部门负责纳粹党国外组织的机构成立了一个外国报刊组，作为它所承担的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报告政治军事局势的职责的一部分。曾经当过记者的汉斯·冯·席尔勃兰特中校，在整个战争期间领导着报刊组的十五至二十名翻译和情报分析员。同外交部不一样，外交部处理比较广泛的问题，而他的报刊组强调速度。
每天上午送来三十或四十份报纸。席尔勃兰特将英文和法文报纸匆匆浏览一遍，将重要文章划上记号，然后交给组里的人翻译。其他报刊由各语种专家进行研究分析。席尔勃兰特还收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截收的情报。他将所有这些材料集中起来，让组员作出摘录，然后编成《外国报刊报道》。这份刊物出两版。较薄的一版只有两页，几乎是用电文体报告新闻，电头是新闻来源； “《世纪报》：几百架美国飞机星期一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飞行。”较厚的一版大约有十二页，将上述的简明新闻加以详细说明： “正在向西方列强提供飞机吗？葡萄牙报纸《世纪报》报道：一艘葡萄牙轮船上的乘客说，星期一早晨几百架美国飞机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飞行。”外国报刊组还提供下午版的最新消息。
有一次，席尔勃兰特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他奉命亲自向希特勒报告。一九四零年一月，两名德国军官携带着进攻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作战计划，乘坐飞机时在比利时失事了。他们是否烧掉了文件是一个大问题。最初报纸上的消息使德国人放心。比如， 《安特卫普日报》在飞机失事的第二天，在中间一版快到最下面的地方刊登一条简短报道，说这两名军官当即烧掉了带上飞机的文件。可是第二天，这家报纸在显著地位报道比利时政府抗议侵犯它的领空，在这条主要报道的附注里，该报对头一天的报道作了更正。两名军官确曾企图烧掉文件，但比利时士兵将文件抢了过去，因此文件只被轻微烧坏。
席尔勃兰特把这份报纸带到总理府，把报上所讲的告诉他的元首。希特勒问席尔勃兰特是否以为文件真的被烧掉。
希特勒叫人递过来一叠打字纸，他想点火把它们烧掉，但是纸并不着火。希特勒谢了谢席尔勃兰特，把他打发走了。第二天，希特勒发布了第一号基本命令；除了工作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知道更多的情报。这使第三帝国情报的传播受到了极大限制，也为战后许许多多的战犯声称不知道内情、以便开脱罪责提供了合理借口。进攻本身推迟了，即使到了五月终于发动进攻的时候，它的战术完全改变了模样。
席尔勃兰特通常只提供新闻，但有时候他附带提供重要文章的摘录。他对于邱吉尔要英国对意料中的入侵作好准备的那篇讲话就是这么做的。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的这篇讲演的激昂慷慨的结尾，给德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显然打算将这段话全部译成德文，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作了一些奇怪的删节和压缩；
德文译文 原文我们想勇敢地承担责任，以 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我便英帝国存在一千年之后， 们的责任， 我们妥这样勇敢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他们最 地承担，以便在英帝国和它光辉的时刻。 的联邦存在一千年之后，人
们也可以说： “这是他们最
光辉的时刻。”
席尔勃兰特将上、下午版的《外国报刊报道》送给大约三十个军事机关，包括陆、海、空军三个总司令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但是希特勒限制报刊材料的发行也对这个刊物产生了影响：一九四二年以后，它只送给少数高级官员。
外国报刊组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另一个机构密码处的工作互相重复的。密码处第四组（后来的第二组）在四个监听站监听外国广播，将监听结果压缩成五、六页书面材料。这些材料编成《监听消息》，每天分两版出版，一版是关于军事的，另一版是关于政治局势的，分别于上午八点和晚上十一点出版。同《外国报刊报道》一样，这份刊物也送给三十个机关，其中部分机关同时得到这两种刊物。两个刊物经常刊登同样的新闻。比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两个刊物都刊登了俄国官方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报道，密码处认为这个报道是俄国情报机关写的，外国报刊组则认为是苏联军方写的。因为《监听消息》完全依靠的是电台广播，所以它们比《外国报刊报道》的消息更新，报道面更广，而后者的单项报道比较全面、比较具体。
海军和空军都有集中的报刊和广播新闻报道的分析机构。陆军此类机构更加普遍。东线外军处三组Ｈ小组收听俄国广播；三组Ｄ小组阅读俄国报纸。每次大型战斗以后，这些报纸几乎都要点名嘉奖立功的指挥员及其部队，这些名单便成了研究敌军战斗序列的专家们的意外收获。但是，毫无疑问从报刊分析中获益最大的是西线外军处。它从“疏忽大意的”美国报刊中可以挖掘情报。美国报刊上的报道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要鼓舞国内的民心和作战部队的土气。新闻检查官或记者本人多半已经把报道中的机密内容删掉。
《纽约时报》刊登的汉森·鲍德温关于伞兵训练的一篇报道，以及《华盛顿邮报》关于立体地图的一篇报道，未能使德国人得到真正的情报。
但是有些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