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忌地陈述了他的一部分反希特勒的观点，因而被人认为是“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但他孜孜以求的与其说是哗众取宠，不如说是埋头自己的工作。
他同未来的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合作，写了一本正式小手册《部队指挥》，即“弗里达姨妈”，这本手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许多指挥官教授了战术。希特勒入侵俄国的时候，施蒂尔普纳格尔指挥了一个集团军；后来他担任法国德占区的军事监督；一九四四年，他和贝克在暗杀希特勒未遂后都丢了性命。
施蒂尔普纳格尔为这个情报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这个处在几年前已剥掉了伪装，恢复了“外国军队处”的老名称。现在，在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夺回萨尔、废除凡尔赛条约、开始把自己的军队扩充三倍、并向莱茵兰进军的令人陶醉的年月里，军队部三处的规模也在扩大。
前德军军官，作为编外人员被三处雇用起来，帮助处理收到的情报，情报数量由于武官的派遣和谍报处以及无线电情报机构的扩大而大大增加。然而三处的大部分情报仍然来自日报和军事报刊，三处工作人员每天上午都阅读这些报刊。负责大不列颠及其联邦的军官得到《每日电讯报》、《联合军事评论》、《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季刊、《陆军季刊》、《皇家工兵杂志》、《皇家炮兵杂志》、《皇家陆军后勤部队季刊》，《骑兵杂志》，西方组组长负责阅读《泰晤士报》。三处收集人口统计资料；根据战前的原则，每一百万平民要提供两个师的兵员和支持力量，这些资料将有助于对敌军规模作出估计。军官们将这些统计数字和其他细节，例如军事预算数字，一一填入各国统计簿，每年春天，三处公布一批小册子，归纳了所有这些统计数字，评述了一些大国在同德国发生战争时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潜力。三处还注视着当前形势。在一九三五年萨尔举行公民投票期间，施蒂尔普纳格尔悲观地警告法军在边境地区进行活动的危险——尽管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第二年，施蒂尔普纳格尔晋升为师长，当了将军。接替他领导陆军参谋总部三处的是库特·冯·蒂佩尔斯基希上校（后来的第四副参谋总长）。蒂佩尔斯基希继续并加强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外国军队处设有行政组、武官组、登记组和五个地区组，分东、西两个梯队。但是希特勒的侵略战争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成为潜在敌人，他的重整军备使军队获得了额外的兵员。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恰好是世界其他各国惊闻砸玻璃窗之夜（殴打犹太人、破坏犹太人财产、反映了当时德国情绪的一场大规模暴行）的第二天——新任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把他的情报机构的人数扩大了一倍。他成立了西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军处，西线外军处保留了参谋总部三处的名称，东线外军处则成为一个新处——十二处。它们是第三帝国的关键情报机构，是进行最重要的情报分析和估价的两个机构。哈尔德任命蒂佩尔斯基希为第四副参谋总长，领导这两个机构。
哈尔德还任命乌尔里希·利斯中校担任西线外军处处长。
利斯身材魁梧，面色红润，四十刚出头，未婚，上午有点爱发脾气，当过炮兵，是一个优秀骑手，获过四十六次赛马奖。他对德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比典型的参谋官要全面得多。他喜欢英国人，几次访问过他们的国家，英语讲得很流利。他还懂法语和意大利语。他在一九三一年首次进入外国军队处，一直呆到一九四三年，中间破例没有到部队中服役。当他担任整个新处处长的时候，他已经升为西梯队负责人。他后来升为上校，这是处长通常享有的军衔。
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几天，参谋总部的多数机构撤出柏林本德莱尔大街它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其他机构共同使用的那座橙色粉墙的建筑物，搬到柏林南面二十英里的措森镇附近的野战司令部。西线外军处仍然留在柏林，靠近几乎是它的唯一情报来源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九月一日，希特勒要向国会讲话，宣布从当日上午五点四十五分起，德国开始还击波兰正规军头天晚上对德国领土的袭击，利斯前往他所喜爱的一家饭馆听希特勒发表讲话。他驱车经过威廉街，穿过勃兰登堡门。街上的情景同一九一四年时的情景迥然不同。当时，欢呼的人群涌往街头欢迎战争。现在，在利斯经过的整条路线上，只看见一队身穿黑制服的党卫队队员站在街上。在他们后面的动物园里只有一棵棵哑然无声的树木。一股恐惧的感觉涌上利斯的心头。
第二天，法国人封锁了边界。送过来的间谍报告的数量减少了，蒂佩尔斯基希允许西线外军处也搬到措森（东线外军处已经在那里）。利斯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带着卷宗，下午离开，傍晚到达。他们的可防毒气的钢骨水泥掩体，有一个陡峭的Ａ字形屋顶，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炸弹扔在上面会滑下去；一米厚的钢筋水泥保护着的地下室，完全是按照第一层办公室的样子设计的，这样即使在空袭期间，工作可以照常进行。为参谋总部其他处修建的类似掩体，围成两个半圆形，这两个半圆形称作“迈巴赫一号”和“迈巴赫二号”；所有的掩体都由地道连接起来。整个营地，连同它的散布在这块长着松树的平原上的兵营、马厩和车库，有一个代号，叫做“策佩林”。利斯的那栋建筑物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当他那个处搬进来的时候，钻孔器还在作业，在屋子里发出回声，灰尘在夏季闷热的空气中飘荡。当天晚上，他在军官食堂碰见了西线外军处前处长施蒂尔普纳格尔，后者现在担任了第一副参谋总长，他向利斯介绍了最新情况。
在“虚战”期间，西线外军处令人尴尬地无事可做。每天上午十点，利斯和其他大处的处长集中在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办公室作“早祷”——召开形势会议。利斯总是首先发言，但他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他有时觉得他对敌军情况的描绘，就象十九世纪非洲地图一样地空白。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是凑在一块儿等着和哈尔德一起开会，哈尔德主要忙着指挥波兰战役。这使喜爱法国食品的利斯有时间去对措森的饭食大发牢骚。措森实行野战定量供应，利斯认为，这个主意在理论上不错，但在实际上非常不适合总司令部辛苦的脑力工作。直到一九四零年五月开始进攻法国的时候，上夜班的人甚至喝不到咖啡。利斯骂骂咧咧地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军队如此不顾影响刻薄对待自己的宝贝军官。
他花了一些时间扩充自己那个处。战争开始后两个月，他把军官干部的人数扩大到十六人。在招收办事员的时候，他以施蒂尔普纳格尔的那位入伍前是一位银行家的副官提出的一个建议作为衡量标准。他雇佣银行职员，他们至少要精通语言，习惯于快速准确地工作，而且能够用打字机把别人的口授打出来——这样的活很少是男人干的。招收后备军官时，利斯寻求眼界开阔而且具有国外工作经验的人，例如曾经在外国呆过的新闻工作者和实业家。他发现律师不大适合做情报工作，觉得他们的想法太呆板，太抽象。
但是所有的组长和关键岗位上的军官都是一般参谋。没有一人接受过特殊的情报训练。人们认为他们在军官学校的学习以及他们具备的一般军事经验，使他们适合于对每项情报的含意及其在作战上的重要性作出判断。他们一边干一边学习情报工作。这个过程一般要花三至六个月，准备担任组长的人花的时间更长一些。据估计，一个新来的人要想自己有所贡献，需要一年的时间。
最初几年挑选西线外军处一般参谋的主要考虑因素，是要懂得外语和具有在国外生活的经验。这些条件，以及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常常还具有的不偏不倚和熟练完善的素质，有助于在情报工作上获得成功。但是这些条件和素质，在军队里理所当然地没有担任更重要职务的战场指挥官必具的条件和素质——果断、魄力和决心——那样地受到器重。因此，挑选来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常常是作战处挑选后剩下的那些人。然而，到了战争后期，西线外军处同孪生的东线外军处一样，雇佣了一些负伤的军官，他们可能不具备上述文化条件和素质，但确实具有作战经验。
一个人一旦进入情报界，他就很有可能一直呆在那里，因为花了许多时间才获得的对敌军情况的了解，是非常宝贵的，浪费了实在可惜。许多一般参谋最初讨厌情报这个行业，他们认为自己是军事上的多面手，担心象利斯所说的那样，他们将“只能得到优秀品行勋章，而不是骑士十字勋章和比较愉快的同志情谊。”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被情报工作吸引上了。洛塔尔·梅茨上尉一九四零年来到情报部门的时候是“很不乐意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工作“使我入迷””一半因为他搞情报比担任师作战参谋时对战争的了解要全面得多，一半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对高级指挥部的决策作出贡献。利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我离开东普鲁士来到三处，从来没有——而且，除了后来在伦敦担任武官的职务外，就再也没有——一项丁作象目前的工作这样使我感到非常满足。我每天可以使用我学会的三门语言，我可以运用多年来获得的全部技术知识和个人经验……最后，我们三处的判断常常可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情报这个行业抓住了你，就不会很轻易地放你走了。”
尽管如此，为了获得至少是比较广泛的经验，为了同野战部队人保持联系，而且首先是为了取得晋升的资格，西线外军处的一般参谋通常要离开该处一至两年，到前线服役。然后回到可以更好发挥他们的专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