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会”会员，告别家人，踏上了投奔革命军，参加革命的征程。杨虎城率众参加革命军后，被编入秦陇复汉军张云山部向紫山的向字营，杨在“向字营”当了一名普通士兵，这时他自取名为“忠祥”。
在西安光复时，清朝的陕甘总督升允自己逃到了兰州。之后他调集了20个营的清军，由西路向陕西进攻。是年冬天，清军攻占了长武县。西线吃紧，兵马大都督张云山亲率“向字营”八百精兵支援西线，杨虎城就在其中。他们与清军作战于陕西乾州、永寿一带，革命军与清军在西线打得相当艰苦，一度成僵持状态。
1912年2月8日，清军集中兵力围攻乾州城。张云山率领革命军奋力抵抗，杨忠祥骁勇有名。清军始终不能破城。直到3月8日，清朝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后，升允率清军西去后，西线战事结束。在战斗中杨虎城学会了使用枪支武器，接触了军事知识，了解了部队的管理，经历了战火锻炼，进一步增强了胆识，了解了社会。此时他刚满19岁。
1912年2月2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代表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立即打出“军事之统一”和“行政之统一”的旗号，借以削弱打击革命力量。陕西是革命党领导举行武装起义的省份，袁世凯极不放心，因此严令缩编军队，以削弱陕西革命党的力量。另外当时陕西的经济实力也养不了多少军队。于是，秦陇复汉军的33个标（相当于团）、十几个独立营，改编为陆军两个师，三个独立旅。裁军中，革命党人井勿幕、胡景翼等被迫解职退伍；许多革命党人被排挤出了部队；作战很英勇的“向字营”被整个裁撤。杨虎城和“中秋会”的众弟兄在当了两年兵后退伍返回了家乡。
第三章 不堪压迫 揭竿而起
退伍还乡 贫苦依旧
在农村，地主恶霸与官府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并没有丝毫减轻，广大农民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这对于抱着满怀改变农村状况希望参加辛亥革命的杨虎城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失望。他一面在思考，一面不得不为一家人的生活而打拼。杨虎城退伍回乡后，他在邻村的大路边开了一家小客店。这个所谓客店也就是两间破房，屋里摆几张破床，为过路的行人（挑夫、小贩等）提供一个落脚休息的地方。由于他有眼力，地点选择得好，人又勤快实诚，小客店的生意干的比较红火，引起了当地恶霸地主的妒忌，他们想方设法要把杨虎城挤走，霸占他的生意。一天晚上，村里发生盗案，当地恶霸地主硬说盗贼住过杨虎城的客店，逼迫他关闭了小客店。客店关了，家里又无地可种，为了一家生计，杨虎城再次来到省城西安。找到在西关当兵的同乡韩寅生，通过他在军营里先谋了一个伙夫的差事。
后来才被补进军队领了一份军饷，靠这份军饷杨虎城养活着家人。1914年春天，白朗以“中原扶汉军大都督”的名号在河南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起义。3月，白朗军突入陕西，所到之处“打富济贫”，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当杨虎城所在的部队奉命去打白朗军时，杨虎城不愿去打这支义军，遂约集同乡李云诚、白玉生悄悄离开部队再次回到家乡。白朗军从入陕进甘肃后，又入陕经陕返回河南，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行程四千多里，经过三十余县，攻克城池八九处。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政权，鼓舞了广大农民同地主官府斗争的勇气。也使深受阶级压迫、不断探询出路与希望的杨虎城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压迫，只能反抗”。
见义勇为 为民除恶
蒲城县东乡有一个恶霸叫李桢，是前清的武秀才，此人依仗时任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的势力，除勾结县衙，包揽诉讼，欺压百姓之外。还经常为地主代办收租逼债之事。他经常带着打手，逐村挨户，逼债催租。轻则打骂，重则拆房、强夺民女、霸占田产，当地百姓深恶痛绝。
1914年夏收的一天，杨虎城到一亲戚家探亲，碰上了李桢带着一帮打手来村里催租逼债。一位姓王的农民，因还不起债务，被李的打手们吊在树上活活打死了。村里百姓惶恐不安，十分害怕。有人就来找这个主张“打富济贫，打强扶弱”的“中秋会”会长诉苦、讨办法。杨虎城听了情况，沉思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只有干掉李桢，别无办法！”于是他找到他的结拜大哥，当地哥老会首领李子高，李因平时喜用长烟杆抽旱烟被人起外号为李烟杆子，向他借了一只号称“马拐子”的骑兵步枪（没有长枪托，枪管较短），做好了铲除恶霸的准备。
新麦上市后，李桢在孙镇干起了为粮店店主收债的事情。当杨虎城打听到李桢在孙镇的确切消息后，立即带上“马拐子”枪赶到了孙镇。这天，烈日当空，蝉声不绝。又逢孙镇有集，镇里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嘈杂。杨虎城将枪藏在套裤里，以给李桢送信为名，不慌不忙地走进粮店。他向店里的伙计打问到李桢正在柜房里，径直进了柜房，看到炕上有两个人正躺着抽大烟。杨虎城怕杀错了人（因他从不认识李桢，更无个人恩怨），就问：“哪位是李桢先生？我给他送封信。”听到此言，炕上一人坐起，说：“我是李桢，把信拿来。”杨虎城看准了人，从套裤里掏出枪来“砰砰”就是两枪。李桢倒在炕上，另一人吓坏了缩在炕上浑身打颤，杨虎城从李桢身边抽出一只手枪，冲出粮店，混入赶集的人流，扬长而去。
铤而走险 反抗暴政
“李桢被杨久娃打死了”！这一消息轰动了蒲城县，震动了官府。“杨久娃这么大胆！了得？”老百姓则说：“久娃给咱把害除了，真是解气！”无不拍手称快。官府又惊、又怕，随即展开搜捕、通缉。郭坚得知他的好友，被一个叫杨久娃的农民杀了，非常生气，曾派了二百多部众去追捕。由此郭、杨两人有了仇蒂。 虽然官府多方捉拿，但杨虎城在乡亲们的掩护下都得以逃脱。一时四处东躲西藏，不能回家。也正因此，他在陕西东府（西安以东地区）一带一时名声大噪，很有影响。
在逃避官府追捕的同时，他集合起“中秋会”的一些青年成员（这些成员遂脱离了生产），专门从事打富济贫，开始在“中秋会”的基础上组建起一支农民武装。百姓称他们为“刀客”，官府诬称其为土匪。什么是刀客？后人研究后曾给予这样的定义：“刀客，是关中渭河两岸地区一批特殊群体所具有的独特名称。他们通常携带一种所谓‘关山刀子’。（这种刀子是陕西临潼县关山镇制造的），社会上就将他们称为刀客。”
“关中刀客，主要是破产失业的城市小生产者，以及被地主恶霸压迫陷害、含冤莫申、走投无路、手刃仇人、逃避追捕的人们。”“辛亥革命前，他们在渭北地区已形成为与清政府在陕官吏的一种对抗力量，并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一定作用。”杨虎城和他的追随者，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几枝土枪，大部分人都用刀。一天他得知，澄城县有一批税款要送往西安，杨虎城就带领他的弟兄，趁黑夜截了这批税款。有了这笔钱，除维持他们漂泊不定的生活外，还买了一枝“曼利夏”步枪，并逐渐地发展到有了十几枝枪。他们从不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活动经费都是从地主豪绅那里强“借”来的。他经常以“请客吃饭”为名，摆上一桌饭菜，将地主豪绅“请”来。他对“客人”们说：“现在我们闹革命没有钱，需要向大家借一些，等将来革命成功了，一定加倍偿还。”借来的钱，杨虎城总是让别人保管使用。他对弟兄们说：“钱的问题，我不沾手。大家的钱大家用。”为坚持和扩大斗争，杨虎城经常联络着各村的“中秋会”会员。
一天，当他去一个村子进行联络时，不慎走漏了消息，合阳县的一百多名军警包围了他们十几个人。在杨虎城的指挥下，顽强抵抗，终于突出了包围。杨虎城的左臂负了重伤，一名姓李的弟兄手腕被子弹打穿，幸好一位会中医的和尚为他们疗好枪伤。当时和杨虎城一起“打富济贫”的都是一些被地主恶霸压迫得无法生活的贫苦农民，如杨娃子、韩年、傅镇江、高汉卿等人。后来，他们又袭击了朝邑县警察局，缴了警察的枪，壮大了自己的武装。
到1915年，他们在当地农村已聚集起数百之众，拥有长短枪大刀长矛等武器百余件。杨虎城将队伍编为3个连，自任营长，孙仓浪任营副。名称定为“人民革命军”，仍沿用“中秋会”的会规。另外还规定了部队平日一律不得扰乱市面，队伍所到之处，除农民供给的粮食外，其他给养都从打土豪和袭击官府所得。由于保护了工商业，又不骚扰群众的正常生活，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与支持，力量不断壮大。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保境安民 谋求发展
辛亥革命后，兵祸盗匪不断。地方政府为了保境安民纷纷组织群众，办理民团。孙镇区区长孙梅臣认为杨虎城因为打死李桢在当地百姓中很有名望，杨的队伍拥有一定实力而且纪律很好，可以用来保卫地方。于是他便呈请县上要求将杨虎城的“人民革命军”编为地方民团，得到了县长的批准。随着队伍扩大，杨虎城也遇到了给养供应没有来源，队伍缺少训练，伤病员难以治疗安置等困难。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有时间和条件为今后的发展打基础找出路，他接受了孙区长的好意。双方通过接触、协商，达成了协定。由孙梅臣先生任东乡民团的名义团总，杨虎城任副团总负实际责任，下辖12个分联；队伍驻扎在东乡一带，负责维护地方安全，由地方供应给养。队伍成了地方武装后，杨虎城利用稳定的环境抓紧进行训练，努力提高队伍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当时，有一股叫高林的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