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是职方馆再怎样说他是朝廷的人，夏主亦只会视为离间之计。只怕职方馆越是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他在西夏的地位便越牢固。况且，朝廷亦不可能因为他的背叛，便非要置之于死地。以他对夏主之影响，真得罪了他，岂不白白招来边患？就算朝廷现在不惧西夏人，但毕竟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搞得边疆不宁，总非好事。”
“好一句‘冤家宜解不宜结’！”智缘赞道，“可惜朝廷诸公，竟只想着除恶务尽、灭此朝食，生怕养虎成患。”
“数十年内，西夏能成什么患？数十年后，朝廷又何惧西夏为患？”石越笑道：“若是后人没有本事，再大的家底也能败光；若是后人有本事，如今的这点家底，亦足托付后世了。”
“学士高见。”智缘笑了笑，一面指着那白玉宝塔，笑道：“收了阐善如此重礼，贫僧亦不好意思白白生受，因令使者转告夏主，请其静待一年，事情必有转机。只是没料到贫僧最终白忙一场，这白玉塔如今已是潘先生的了。”他一边说，一边向小沙门挥了挥手，小沙门与潘照临的书童连忙悄悄退了出去。虽然二人都是心腹之人，但智缘却知道这次石越突然来大相国寺，绝不简单。
潘照临笑道：“我要这佛门之物何用？还是寄存在大师这里。待哪一日没钱花了，再找大师化缘。”说罢，因见石越已经坐下，他也不再说闲话，一面在石越旁边坐了，一面说道：“学生已经见过何畏之了。”
“哦，莲舫怎么说？”
潘照临摇了摇头，道：“自从平乞弟之乱后，他也没有回过西南，目前的情势，何畏之亦拿不出好的对策。西南夷所居之所，群山绵延，地势险要，如今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我方，便是神仙也打不赢这一仗。何畏之以为，西南欲要安定也容易，只要一纸诏令，西南必定宾服。若要硬要用兵，还不如兴兵击灭大理国，灭大理国易，平西南夷难！”
“何莲舫还是念念不忘大理。”石越笑道。
“不过，依学生看，何畏之说的倒是实话。”潘照临淡淡说道，嘴角不自觉露出讥刺的笑容：“而今朝廷中自有些人，便是打开地图给他们找，他们未必能找到西南夷在哪个地方——有些个蠢材，竟以为西南夷就在成都附近！此辈不知兵事，不通地理，不晓风俗，无知无识，偏还喜欢妄发议论，整日价只会说西南将领无能，将士无用；还有些自以为是者，则天天摇头摆尾，道什么狄青破侬智高如何如何；前些年破乞弟又如何如何，实则全是道听途说，狗屁不通……朝廷真应当将此辈全丢到泸州去，看他们到时候还能叫嚷些什么？相比之下，何畏之所言，虽然令人失望，却毕竟是知兵者之言。未亲身去西南察看叛夷与我方之形势，确难有何方略可言。所谓大理国云云，不过激愤之言，何畏之所言者，其实只是‘剿不如抚’四个字。西南夷未必有叛意，与朝廷作对，对他们有害无益，其群起叛乱，不过是朝廷策略不当，不得不反耳。”
石越知道潘照临素来嘴巴刻薄，倒也不以为意。只笑了笑，也不接他那些酸话，道：“我亦知道剿不如抚。但纵是朝廷一纸诏令，便能使西南化干戈为玉帛，这道诏令亦不能下！”
“朝廷的面子，便真的比数万将士的性命更值钱么？而且眼见还可能要冒险搭上一个益州的大叛乱！”智缘忍不住问道。
“这不只是朝廷的面子，还有朝廷的威信！”石越回道，“若是屡战屡败之后颁下这道诏令，与城下之盟何异？况且，谁又能担保诏令下达之后，所有部寨都肯宾服？万一有三四部族不服，而朝廷依然无力弹压，则是自取其辱，徒使西南诸夷从此益轻朝廷。除非是迫不得已——无论如何，益州局势只要还能控制，朝廷就必须首先谋求军事之胜利。打了胜仗后，再去考虑其他手段。”
“这无异于拿益州赌博。”潘照临毫不客气地指斥道，“吕惠卿欺上瞒下，谁又能知道益州局势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万一真有王小波李顺之事，尽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
“有时错已铸成，只得将错就错。”石越苦笑道，“吕惠卿是如此想，文彦博、司马光亦是如此想，我若易地而处，也必如此想。宰相何官？宰相乃权衡天下轻重之官！若只看眼前利害得失，那便是庸相。吕惠卿推行熙宁归化有错，但他固执坚守其政策却没有错——若此时让步，非止前功尽弃，西南数千里之地，亦不复为吾所有。吕惠卿之错，只不过是不当为一己之进退，而故意隐瞒益州情实，意图侥幸取胜。不过潜光兄所言亦并非没有道理，若果真拿益州一路安危来做赌注，朝廷也实是输不起。亦因如此，所以才要善择巡边观风使……”
“巡边观风使？”潘照临与智缘不由都愣住了。
石越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文府会议的情况，道：“这益州巡边观风使，关系的非止是吕惠卿一人的相位而已，实是牵涉到益州一路之安危，大宋数十年之气数！不可不善择其人……”
“确如学士所言。”智缘沉吟道：“潘先生以为，文太傅与司马相公会推荐哪……”他话说到一半，便发现潘照临已经开始皱眉冥思，当下也不再多说。
智缘其实知道，公正地说，宋朝对西南夷用兵并不全是吕惠卿一个人的责任。当时朝野上下，沉浸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的快意当中，很多人的自信心都开始急速膨胀，以为宋朝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已经可以轻易地打败一切对手，区区西南夷，自然更不在话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朝上下，才会头脑发热，在大战之后元气未复的情况下，推动熙宁归化，又以极强硬地态度，在西南用兵，最终才酿成今日的苦果。要知道，在几年前，宋朝上上下下的清醒者是并不多的；只是随着这几年来的军事失败，国库愈加拮据，而朝廷不断印发交钞，加上局部地区物资供给不足，内外夹击导致物价暴涨……这种种情况，才使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依然以为在西南用兵可以轻易取胜，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前线的将士。所以方才潘照临才说出那些极刻薄的话。不过，随着雄武二军的兵变，种谔的突然病故，益州提督使的战死……如此种种，令部分士大夫危机感骤然加剧。无论是文彦博、司马光，还是石越，其实都已经将吕惠卿看成一块必须清除的挡路石——现在要想真正解决益州的危机，在政治上，就必须先踢开吕惠卿这块拦路石。这个所谓“益州巡边观风使”的差遣，简单来说，就是那个在益州撬动杠杆的人，他只要在益州轻轻一按，就可以把吕惠卿从政事堂的相位上狠狠地抛出去——在这一点上，石越与旧党是有共同利益的。
然而，虽然表面上看石越与旧党互为盟友，但被闲置的石越，与在朝握有相当权力的旧党，却同样各有各的打算。旧党虽然并不敌视石越，然以石越今时今日之资历与巨大的声望、功绩，他们不可能完全没有忌惮之心——这样的人物一旦再次步入尚书省，就是龙归于海虎入山林，将来会走到哪一步，是聪明练达如文彦博、博古通今如司马光都难以预料的。眼见着文彦博很快就要致仕，司马光垂垂老矣，旧党中可堪大用者不过范纯仁等区区数人，而石越却正当壮年，文彦博与司马光都是计虑深远之人，他们不可能不考虑将来要由谁来制衡石越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一定会希望尽可能地培植后继之人才，为旧党——在他们自己看来则是“君子”，累积更多的政治能量。
但站在石越的立场，蛰伏了数年之久，石越又并非淡泊功名之人，如此天赐良机，他岂能甘心坐视它从眼前白白溜走？石越苦心经营了十几年，若说他没有野心入主政事堂，只怕说出去没人肯信。所以这一次，石越才会如此关心这观风使的人选，否则，他大可以看着文彦博、司马光与吕惠卿斗法便可。人心是极富变化的东西，当一个人羽翼未满之时，若他能够借助他人之手推动自己的主张，他亦会视之为巨大的胜利并非常满意；但若是当他羽翼丰满之后，就算只是让他收拢翅膀一会不得伸展，他亦会感觉到十分的受拘束。那种想要毫无顾忌的伸展自己羽翼的想法，有时候真的会压倒所有的一切！
以智缘的观察来看，石越显然是认为，只有他才有能力来收拾现在的局面。
“公子。”这个时候，潘照临忽然开口说话了，“与其去徒劳地猜测文彦博、司马光的人选，倒不如自己推荐一个让吕、文、马都无法拒绝的人选。”
“文彦博、司马光势在必得，吕惠卿亦不肯善罢甘休，我又能有什么好人选来火中取栗？”石越苦笑道。
他说的是大实话。与石越关系密切的，或者是所谓“石党”的大臣，苏轼远在辽国，自不必提起；章惇刚刚自陕西回来，没有这个道理又让他去益州当观风使；沈括则刚刚到都水监履新；其余如韩维、苏颂、刘庠诸人，也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个巡边观风使，毕竟不是个什么美差，不是说你推荐人家就会愿意去的。现在韩维是翰林学士，传闻马上要拜枢密副使，甚至可能是六部尚书；苏颂则是开封府尹；刘庠转任河北转运使，也算是一方诸侯——任谁也不会愿意去益州这个是非之地，做这个是非之官。倒也有肯定愿意去的，却又未必能去——苏辙由工部尚书出知地方，虽然宋朝官员上上下下极为正常，但他对吕惠卿不可能没有怨恨，兼之这也是能让他东山再起的好机会，若得举荐，石越料他必定昼夜兼程赴任。但吕惠卿又怎能容他赴蜀？石越也想过用曾布，但是曾布在海外呆了十年之久，益州转运使的表字他都未必知道……他凭什么又能力排众议？至于唐棣、蔡卞、丰稷、蔡京等辈，威望资历不足，像他们这样资历的人，在大宋朝廷以车载，以斗量，数不胜数，那是提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