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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仍然盯着老鼠洞，说，“那也不一定。再说吧。”
我动下身体挡住她看老鼠洞，说：“那我钱怎么办？”
她说：“也再说吧。”于是她就走了。
出门的时候，她回头又说她相信我，所以十块钱不是我的，所以不能给我。“给了你，将来那人要是找上门我怎么办呢啊是？”我痛苦地说“是”，而小生找她谈对象的事情留着割了稻子再说。然后小旦转眼就走到树影里，不见了。
我对着她消失的地方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叹了口气。我还是不甘心，又在身上搜索了一下，还是没有发现那十块钱。我就一屁股坐下来。脚走了一天路很酸也很烫，我就把鞋子脱了，同时习惯性地把鞋子在门槛上磕了磕，结果我被自己吓了一大跳，从鞋子里面倒出来的不仅有沙土草叶，还有我那十块钱。“这真是太奇怪了！”我一个人在门槛说起了话。
就这样傻坐在地上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最后我索性不想了。大概确实什么也没有吧。小旦被谁强奸了呢？我真是一点也不晓得，骗你不是人，真的，我一点也不晓得。老婆孩子回娘家去了，过两天就要回来跟我一起割稻子的。这才想到与小生讲的话，要割稻子了，真要割稻子啦，于是我就把镰刀找出来，真看见了上面许多锈，我就拎桶水找块青砖在门外哗啦哗啦地磨。好清越的声音啊。
月亮升起来了，水桶里水汪汪的，刀也越磨越亮。
曹寇，1977年生，南京人，著有小说集《我们兄弟去打架》。
战斗的身体与文化政治
孟繁华
在革命时期的文化或文学历史叙述中，潜隐着一种没有叙述的历史，这个历史是战斗的身体的历史。不同的是，这个战斗的身体的历史被对待革命的情感和态度遮蔽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身体的战斗，而是革命/反革命、进步/反动、左/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贫下中农的对抗和斗争。身体的叙事被置换为精神领域的事件。20世纪激进的历史叙事在国家主义的框架内展开，它叙述的主要内容还是限定于思想/精神领域。即便是异性之间的关系，身体的战斗也被认为是琐屑或无关宏旨的无聊事件。个人情感领域的故事始终受到压抑而难以走进历史，与我们遵循的历史叙事原则是有关的。
80年代以后，个人情感体验的叙述和对身体的关注，以突围和悲壮的姿态得以表现，但它的想象也还是限定于男女之间接触的细节。那个时代的张贤亮、张洁、张弦、王安忆、铁凝等，因对异性之间情感细微处的描写而名噪一时。但到了90年代，异性之间的肉搏战斗真正展开，《废都》、《白鹿原》等小说以前所未有的直白甚至夸张讲述了两性之间的身体战斗，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关于“性问题”的论争。今天看来，那场论争的学术价值不高，原因大概还是限于道德层面而难以深入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理论进入国门，两性之间的战斗还没有充分讨论的时候，就被“一个人的战争”所替代。女性在张扬自我决斗宣言的时候，因不慎而成为男性眼中又一道奇异的风景，独白变成展览，平等、自由的争取演变为话语实践。商业主义的叙事策略和西方新潮理论来到中国，因新奇而急于诉诸实践，总会结出意想不到的畸形果实。遗憾的是，我们对这惨痛的教训总是不断遗忘而重新踏上不归路。
但是，身体的故事总是吸引着作家，与两性相关的秘密似乎永远是个难解之谜。新世纪初始，小说中身体的战斗仍在进行而且大规模展开。《所谓作家》《白豆》《丑行或浪漫》《万物花开》《放下武器》《我的生活质量》《活成你自己》《水乳大地》等长篇小说，都有对女性身体迷恋、追逐并诉诸于性战斗的场面。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这个场面都是男性的单边战斗，女性只是逃避、无奈或必须承受。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中，男性的文化政治统治是容易解释的，在女性主义的阐释或揭示中，男性对女性的霸权地位已经昭然若揭，性别差异造成的传统的不平等是女性处于凌弱地位的本质原因。另一方面，女性是男性永远的焦虑所在，它不仅可以引发反目和流血事件，而且对女性的占有本身就是男性地位和荣耀的表征之一。在这些作品的叙述中，越是地位低下的阶层，对女性的渴望和占有就越强烈，对女性诉诸的身体战斗也就越粗暴。这种现象一方面隐含了低下阶层女性资源的匮乏，占有的概率越小，出于本能的饥渴就越强烈。不能指望女性资源稀缺的群体会对女性待之以彬彬有礼的浪漫。
在一些小说作品的叙述中，不仅表达了男性/女性的绝对权利关系，同时，将女性作为欲望对象的男性群体中，本身存在的权利关系同样是尖锐的。《白豆》的场景是在空旷贫瘠的“下野地”，那里远离都市，没有灯红酒绿甚至没有任何消费场所；人物是农工和被多级干部挑了几遍剩下的年轻女人。男人粗陋女人平常，精神和物资一无所有是“下野地”人物的普遍特征。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地道的边缘和弱势人群。主人公白豆因为不出众、不漂亮，便宿命般地被安排在这个群体中。男女比例失调，不出众的白豆也有追逐者。白豆的命运就在追逐者的搏斗中一波三折。值得注意的是，白豆在个人婚恋过程中，始终是个被动者，一方面与她的经历、出身、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与男性强势力量的控制有关。白豆有了自主要求，是在她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男人之后才觉醒的。但是，白豆的婚恋和恋人胡铁的悲剧，始终处在一种权力关系之中：白豆爱农工胡铁，白豆却不能嫁给胡铁，因为马营长死了老婆，马营长看上了白豆，就意味着白豆必须嫁给他。但当白豆遭到“匿名”的强暴之后，他就可以不再娶白豆而娶了另一个女性。在这样的绝对权力和相对权力关系中，男性的单边战斗是主要的，女性没有或很少主动参与。更多的时候，女性更像是一个逃匿者。《丑行或浪漫》中的刘蜜蜡，一直以逃匿的方式躲避伍爷大河马和小油矬父子对自己身体的占有，女性在这里只是对象或逃匿的“物”。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于革命或反革命的暴力已经终结，诉诸于肉体的残杀或消灭的战斗业已平息。但是，关乎身体的另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战斗，却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展开。这是没有战线的、持续不断和花样翻新的战斗，永无休止的身体消费带来了身体永无休止的紧张。与过去对女性身体占有的男性单边战斗有所不同的是，女性也开始主动和间或地介入了两性间的身体战斗。比如《我的生活质量》中的安妮，她是个有修养和国外教育背景的现代女性，她自愿地投入了和市长王祈隆的暧昧关系中；比如《爱你两周半》——“非典”时期的两对情人关系：一对是顾跃进和情人于姗姗被“隔离”后的困兽犹斗；一对是顾妻梁丽茹和情人董强“非典时期”的浪漫之旅。这两条线索都是“非典时期的爱情”。第一条线索以想象的方式滑稽地突现了“郎财女貌”情人关系的脆弱和虚假。就在最危急的时刻，情人间显现出的却是刻骨的厌恶和铭心的厌倦。顾跃进的呼噜使年轻貌美的记者痛心疾首，心理障碍让她“今夜无人入眠”：“在那一个个漫长抑郁的非典春夜，玉兰花飘香，消毒液也飘香。有一个姑娘，戴着假面，在电脑聊天室里，丧心病狂。”这就是于姗姗心情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今情侣关系的真实写照，第二条线索是顾妻梁丽茹和董强的浪漫之旅，在火车飞机洱海丽江，他们享尽了风花雪夜几度风情。但是，回到北京后，梁丽茹竟没有一次想起她的情侣。因此，这时女性积极参与的两性战斗或是利益诉求，或是以游戏的方式体验另一种人生，并不是身心投入的真正战斗。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以女性为主体的身体单边战斗开始打响：美容院、健身房、桑拿浴、按摩室等是身体的战场，然后是瘦身、瘦腿、纹身、纹眉、纹眼线、人造乳房、整容直至变性。然后是一条直线的“猫步”、三千宠爱的“选美”、旋转木马般的偶像、源源不断的绯闻、街头摇滚、街头舞蹈、夸张的床上运动，直至“下半身”写作、木子美和网上女教师的裸体照片。战斗的身体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所有角落，女性用身体独白，男性用下半身狂欢。身体叙事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最核心的剧情，青年女性则是剧情无可替代的主角。
女性身体的战斗制造着时代的时尚，时尚推动着女性身体的战斗。但这种战斗和时尚的背后一直潜隐着控制、支配、认同的文化政治，或者说，身体的消费水平和塑造程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未被言说的女性“身份”的表征。从全球范围来说，这个时尚不是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国家制造的，而是发达国家和强势文化制造的；就某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不是边缘群体和底层民众制造的，而是中产阶级引领、制造的结果。
一、选美大赛1921年肇始于美国，它迅速成为未婚青年女性身体叙事的舞台，也成为男性“合法”地集体观赏女性身体的节日。资料表明，美国针对不同女性举办的选美大赛每年超过了70万场次。专业公司、小城镇商家、大都市实业集团都可以成为组织者。组织者可以从中获利。
二、默默无闻的小姐们则可因获奖一夜间暴得大名，然后走向杂志封面或进军广告、影视娱乐业，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或偶像。选美大赛注重美貌也注重才华，但只有才华没有美貌，可以肯定的是与“美国小姐”绝对无缘。
美貌对女性的重要，在选美大赛中被极端化地叙述出来。于是，女性对自己容貌和身体的关注成为生活